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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斗鸡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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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煤球厂的书记升迁到区委当了副书记,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还参加了北京的会议。
     
       方师傅,后来没人提起过。他儿子方阳多年以后和我姥爷再说这件事时,姥爷说:“你爹的气量小,活在世上怎能没有气量呢……一只鸡,吃了就吃了嘛,啥鸡规?都是鸡把式们自己定的,他也是鸡把式,坏一次鸡规谁还能不宽谅。”
     
       话是这样讲,但毕竟方师傅永远去了,就是斗鸡,姥爷也少了个上好对手,怎能不有震动。那个日子,岁月窘迫,但依然流失很快,转眼又过去几年。人生也和旅行一样,在此游览了这种景致,到彼就能看到另一种风光。接下去,农村开始土地下放,如解放初一样,农户家家都有地种,日子立刻好起来。姥爷有次到东京辖县参加风筝游戏。是代表文化股去的。看到乡村风光锦绣,田野迷人,生活极有乐趣,就萌发了把小女儿嫁到乡郊的念头。后来,他们股的某青年干部,要辞退工作,回家开荒种地,姥爷就把小女儿许给了他。从此,命便注定母亲和我们永远不再是东京市民了。
     
       姥爷退休之后,每年都要到我们家参加风筝庙会。听老人们说,这庙会从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具体时间是三月十五日,地点在村北的阳光庙。历年来,每每到了这日,就有风筝数百,观者千众,在阳光庙前戏乐。到了风好时,村里组织者一声“放!”玲珑精致、造型逼真的软翅风筝,如鹰鹞、紫燕、蝴蝶、仙鹤、蜻蜓、蜈蚣等,便轻盈飞天。风大了些许,硬翅风筝跟着起飞,有七星风筝、太极图、大脚燕等,个个高达丈余,用手指粗的丝绳牵引,三四个壮汉拉住。姥爷来时,总要带几个别派的鸡把式和斗家,上午看风筝,下午斗鸡,这也给村里平添了新鲜。因此,村里人对姥爷也很有印象,很有好感。到了以后的那段岁月,东京斗鸡绝迹时,姥爷才可能在我们村把斗鸡繁衍下去。
     
       在此之前,姥爷已彻底离开工作。不必说,日日除了斗鸡,还是斗鸡。他斗了一辈子,几乎日日没有和鸡分开过。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从记史说来,东京和国家一样,大小事情,都是一个起段的年月。那个时候,国家疯了,东京何以能清醒。年轻人们歇了学业,拿着棍子、锤子,先砸相国寺的塑像,再敲龙亭雕刻的手脚。禹王台的大禹治水图,入云铁塔的琉璃古画,无一能够幸免。如说热闹,其时姥爷七十余岁,一生所见当属那时最为热闹。夜间,鞭炮声时常突然炸响,锣鼓喧天,口号震塌房子,脚步声比解放前东京过队伍还要整齐。睡在床上,一切声音都通过抖动的床腿进入耳朵。七十多岁的老人,瞌睡少了,本该觉得黑夜漫长,可这时候,着实感到夜间也很丰富。街上的响动,能启发姥爷从清末一直回忆到当时。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只是,这种惊奇心境并没存在多长时间。有天早上,他刚出门,就看见一群青年从政府机关那里抓了一个人,头上还戴了高帽,帽上写了五个字:“特务郑联同”。姥爷怔一下,待那人从面前过去时,仔细一看,果然就是当年的郑先生。这下姥爷懵了,到包府坑赶鸡时,对一个老鸡把式说:“郑先生给抓起来了。”
     
       “哪个郑先生?”老鸡把式问。
     
       “就是支持咱们斗鸡的那个嘛。”
     
       “他呀,算啥!皇帝都被赶下了台……”
     
       “哪个皇帝?”
     
       “刘少奇呀。”
     
       再也不能说啥。想想,如今的人委实厉害,国家主席一拉就拉下了马,郑先生又能排在老几?回到家里,姥爷照样的吃饭,照样的喂鸡,但他没想到,灾祸不期而至,说来就来。吃过饭的时候,姥爷坐在椅子上,看着斗鸡在地上觅着高粱,就这个时候,大门口有了一声叫:“这就是倪清本家!”
     
       姥爷的另一页人生就是从这一唤开始的。
     
       声落人进,院子里一下涌满了年轻人。男男女女,都是一脸愤怒的青春和青春的愤怒。起初,大家将姥爷围起来,把舅和妗们吓得发抖,然而只在几句话间,形势又急转直下了。
     
       “你是不是倪清本?”问话的是一个白面小伙子,袖上戴了红绸袖章,姥爷盯着他,觉得面熟,就笑笑。
     
       “我认识你……”
     
       小伙转过身,对大家道:“这就是东京的总鸡头!”
     
       有人在人群中间问:“你斗了多少年?”
     
       姥爷说:“一辈子。”
     
       “都和谁斗?”
     
       “和方家斗得多。民国时和方老板,解放前后和方先生方明。这几年,方明的大儿子方阳也常来……”
     
       仅这么几句话,那个白面小伙的脸立时黄了。他先是瞪着我姥爷,后来一转身,挤出人群去了。
     
       大家集体怔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
     
       那白面小伙正是方明的大孙子,方阳的大儿子。第一场风雨就这样过去了。这对我姥爷是一个信号。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郑先生那样的人,说抓也就抓走了,何况他。不过,他想自己除了斗鸡,一生没有干过别的事情,也许就没什么事情会牵涉到他。
     
       鸡还是要斗的。
     
       一天在城墙下和东派斗鸡,姥爷见了方明的儿子方阳。他在一个工厂当会计,每天下班都沿着环城路回家。姥爷见了他,问:“多日不见你斗了……这样好,你爹就吃亏在斗得太专心,命也赔了进去。”
     
       方阳突然生出一脸苦相。
     
       “娘奶奶……儿子回去要摔死我的鸡,说因为我斗鸡,他的队长给撤了。我一火,打了他一耳光,小子竟不让我做爸爸啦!”
     
       队长给撤了也不认生父了……这话凝在姥爷心里久久不肯化开。犯得上吗?斗鸡和当队长有啥儿瓜葛?喂的是自己的粮食,用的是自己的功夫,连日本人进来还不管斗鸡呢,这又是何苦。姥爷想,既然把队长撤了,也许斗鸡就真的是碍了什么事儿?那又碍了什么事呢?赶着鸡,思想着,姥爷回到家时,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在家里等着他——
     
       会计方阳的儿子方红光站在院中央,身后站了几个男女,人数不如上次众,但情势要比上次严峻。他们已经等姥爷很久了。姥爷一进院子,方红光就上前一步,把双手在腰间。
     
       “喂——我们家的鸡我已经摔死了。我们姓方的从此和斗鸡绝了来往。说吧,你这斗鸡怎么办?”
     
       已经算不出来姥爷喂的是第几十几茬鸡。这茬他喂了七只,送了南派的鸡徒弟子六只。留下的这只,是紫色公鸡,大个小头,毛羽极纯,斗口也很好。问题是试斗了两次,精神上极易屈服。
     
       紫鸡从门外进来,站在门楼下,迷惑地看着方红光。
     
       姥爷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东京的动荡,对他多有磨砺。他看了看鸡,又看了看方红光们,立马表现出一脸老人的和善。
     
       “有话屋里说嘛……站着干啥,屋里坐。刚才我还见了你爸爸。”
     
       “我已经没有爸爸啦……你说你的鸡子咋办吧!”
     
       “不叫喂?”
     
       “你还是国家退休干部哪,斗鸡是吃喝玩乐的典型表现,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典型代表,能喂不能喂你还不清楚!”
     
       “资产阶级腐朽”对姥爷来说是一句天文。
     
       但问题很清楚,鸡是不能喂了,或不能公开喂了。
     
       春秋时期,季爱鸡,鸡就昌盛;汉末三国时,魏明帝曹揸喜斗鸡,在邺都筑了斗鸡台,全国斗鸡风行;唐朝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清明斗鸡而设斗场于两宫之间,养雄鸡千余,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为鸡奴,使斗鸡广为普及。到了宋代,京都盛况空前,百业俱兴,朝政喜乐宽阔,斗鸡又远传四川等地,清末时,民间斗鸡如狂,朝上顾不及过问。袁世凯升任,袁四少爷爱斗鸡,又使东京斗鸡起了高潮。纵观这些,姥爷虽不明白“资产阶级腐朽”为何意,但懂得斗鸡和政府的喜乐有关。
     
       不叫喂,就不能大着胆子喂,人民抗不过的。
     
       “不叫喂了,”姥爷说,“你们把鸡赶走就是。”
     
       就这样,极其简单,姥爷的紫鸡便被赶走了。
     
       我表嫂有些可怜老人,过来叫了一声“爷……”
     
       喂了一辈子鸡,这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留恋的姥爷说:
     
       “那只鸡容易屈斗,调教不好,空有一身好羽毛,赶走算了……我活了几个朝代,知道人在世上,谁都可以斗,你斗我,我斗你,连国外的洋人也可斗,但不能和政府斗。政府不想叫喂鸡,你把鸡子交给政府就是了……”
     
       “那你、就不喂了?”
     
       “喂。高把式家有鸡苗,明儿去抓一个,背着政府在家喂……何苦明着抗?”
     
       鸡被赶走了。那一夜,姥爷仍然睡了和往日一样长的时间,绝没有因为鸡,就失老人眠。
     
       来日,太阳黄爽得像一块玉米饼子贴在天东。
     
       三月的天气,东京到处都春意十足。空气很湿润。道旁的树叶都已齐全成形。贴满大字报的迎街墙壁上,露水把墨迹洗得水洇洇的。风沿着街道吹来,树叶捧着的露珠,不时地从最高层跌落下来,砸在另一片叶上,又把另一粒露珠摇落。树下,有清晰的、小雨似的落水声。挂在树上的标语牌,都是木、铁构造,漆书大字,露水一洗,格外夺目。
     
       姥爷要到高把式家抓鸡苗,从树下过时,他把每一块语录牌都读了,多是写的“把革命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批臭批透!”之类;快到鼓楼广场时,他忽然从那语录牌上生出一个感觉:现在东京人的大字比半年前好多了。那时可真不像样子,一张挨一张,在东京你就找不到能入眼的字。可这才半年时间,整个街上的字上了一个高阶。要不是日日动笔,是不会有这种长进的。这感觉使我姥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墙壁上,没有能躲过一场可以躲过的灾。他一直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本来是可以走小胡同的。到鼓楼广场前,他猛抬头,看见了一幅惨景就躲不及了。
     
       那里围满了上班的工人。姥爷以为又是批斗哪个领导,站在人稀处看看,不是。是在杀鸡。杀的全是斗鸡。东罩派的李、赵二把式;南罩派的一个鸡头家;北罩派的斗鸡老手丁广林;西罩派的,是刚爱上斗鸡两年的方家第三代方阳会计,他们五个人并肩跪在一起。前边扔了二十多只好斗鸡,全都捆着双腿,堆成一堆,像是烧鸡店开杀前的那景象。年轻人并不多,二十多个,都是一个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其中的一个,站在一排桌子上,姥爷从人群头缝望过去,认出他是方家的第四代方红光,心里不禁寒了一下。方红光高声念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斗鸡为什么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代表。文章也写得很有道理,引古论今,指出斗鸡者都是游手好闲之徒。最后,问五个鸡把式是不是,五人一言不发,就有五个青年上前,分别朝他们的屁股上各踹了一脚。北派的老手丁广林,被踢趴下了,起来时,额门上的皮全被擦掉,血一滴一滴往下落。但他却和他的斗鸡一样,仍然是一言不发,笔直地跪着。
     
       最后,方家的第四代大声吼:“为了把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斩尽杀绝,我们特在此举行宰杀斗鸡仪式,以告诫东京每一位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人,东京的革命者,不会让你们在东京自由泛滥——下面,把这五个宁死不交鸡子的顽固犯带到桌子上!”
     
       这是一道命令。
     
       五个鸡把式都被迅速反捆起来,提上那排桌子,每人跪在一张桌子的一端,头勾着,头发被迅速理去一半。有的只是用剪子剪了一个豁口。他们谁也不看谁,脸上黄白混合,没有第三种颜色。
     
       方家的红光,从一张桌子,跳向另一张桌子,和这些鸡界名人们保持一段距离。将手举在空中,唤:“准备——”
     
       有五个学生,不知从哪各取出一把菜刀,每人从鸡堆中提一只鸡子,各迎着一张跪了鸡把式的桌子走过去,把鸡头按在鸡把式面前桌上,把菜刀举向空中。“杀!”方红光把手压下。
     
       五把菜刀同时砍了下去。
     
       有三个鸡头,往空中一跳,摔落下来。沥青广场上,连续响起了“咚咚咚”的鸡头落地声。鸡头没了,这三个革命青年,顺手把鸡身一扔,三只鸡子竟都还活着,在地上跳将起来,像舞蹈样一蹦一蹦。有一只红鸡的捆绳开了,它张开翅膀,举着脖子,双腿一蹬,飞了起来,有丈余高低;脖子像举在空中的水管一样,血从那里喷射着出脖子时如筷子似的一股,离开脖子就迅速散开,变成血滴,淋洒在鼓楼广场上。这时的太阳已经很高,那飞起来的鸡子,像无头凤凰一样在日光里闪着光亮。它飞了只有几丈远,血尽了,从空中跌下时,翅膀依然张着,一副滑翔姿势。因为它用肚子、翅膀三点着陆所以直到死,这只斗鸡都高昂着无头的脖子,
     
       另外的两只鸡,脖子没断,还在发出“咕噜噜”的声响。鸡头在弹动,血时洒时停。它们似乎也要飞起来,但腿被捆了,无法站立,只能在原地挣扎着旋转。血像水样喷成一个圆圈,然后,浸漫着,汇成一片。大字报的残骸,在血中像小舟样漂起来,摇来摆去。斗鸡们,最后哆嗦几下,再也不动了。
     
       五个革命青年是看着那五只鸡子彻底死后,才开始杀第二批的。已经领略了鸡死的风景,他们不再欣赏,每人往桌下提去几只,抓起一个,往桌上一按,手起刀落,鸡头一跳,顺手将鸡一扔,又抓起一只……动作十分麻利。只一会儿功夫,二十多只斗鸡就全都杀完了。
     
       鸡头是在桌上剁掉的,血直喷到五个鸡把式身上、脸上。他们五个人,一动不动地跪着。东派把式的脸上,满是血迹,红红白白,下巴上还滴着血,太阳下,就像挂了一串红珠子。别的把式,眼都闭起来,把这杀鸡奇观挤到眼外。
     
       桌上指挥着的革命青年方红光,居高临下地浏览了一眼他创作的场面,跳下桌子,摆了一下手。革命青年们都围了上来。那五个持刀的,个个十分英武,一脸正气,相互看看。
     
       “你杀了几只?”
     
       “四只。”
     
       “你呢?”
     
       “刀不行……五只。”
     
       “我杀了七只,全是跳鸡头!”
     
       “换了你的刀,我也比你多。”
     
       革命青年们站成两队,五位刀斧手在最前,气宇轩昂地走了。
     
       五个鸡把式,依旧原姿跪在桌上。
     
       人在慢慢散去,都不说什么,新路过广场的,也只扭头一望,又朝前走。
     
       没有人去拉那五个鸡把式。
     
       姥爷是站在鞋店门口的台阶上,他把这一幕看了个清楚。等人都走得所剩无几了,才从台阶上慢慢下来,捡着路,绕到桌后,拍了拍方阳的后背。
     
       “还跪着干啥?你儿子走了。”
     
       方阳怀疑地盯着我姥爷。
     
       姥爷把他的捆绳解开。捆得并不紧,这是儿子对父亲的一丝亲情体现,手腕上只一个浅印儿。
     
       “下来吧,”姥爷说,“和政府作啥对?怎能这样不灵醒……要鸡把鸡给他们不就完事啦。”
     
       方阳盯着姥爷一张一合的嘴,冷不丁儿大笑一声,从桌上跳下,把地下的鸡血踩得飞溅起来,然后就朝着革命青年走去的方向,撒腿直追,并声嘶力竭地对着东京的天空大叫。
     
       “我就是不交鸡……不认爸爸啦……”
     
       “我方阳才喂了两年鸡,碍了你们啥?!哈哈哈哈……斗鸡、斗鸡、斗鸡……啊……六亲不认。啊哈哈哈……我没儿子了……”
     
       叫嚷着,方阳满身污血,在寺后街冲来撞去地跑着。
     
       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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