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今日“中国农民城”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参观龙港后的评价
住在“农民城”的南京路
我的照相机里装着形状特殊的锂电池。记得，在美国匹兹堡，锂电池的电用光了，无法拍照。我跑了好几家商场，才在一家专业的照相器材店里买到，终于使照相机从“休克”中解脱出来。
这一回，我来到有着“中国农民第一城”之称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采访，不巧，锂电池的电又用光了。我想，糟了，在这“农民城”里，怎么能买到锂电池呢？我怕当地人不识锂电池，就从照相机里取出锂电池。我拿到照相馆去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样的电池？小姐朝对过一指，说“那家音像店里就有”。我将信将疑跑了过去，一问，果真有锂电池。我把新的锂电池装入照相机，照相机上恢复了“生机”……
一进龙港，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一个巨大的城碑，上面刻着七个斗大的字：“中国第一农民城。”这是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题词。这“第一”两字，有着两层含义：一是说这里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二是说这里是现今中国规模第一的农民城。
在这“中国第一农民城”，由于名叫龙港，所以“龙”也就成了这里的吉祥物。我下榻于龙华大酒店，这座大酒店则位于龙跃路。这是一幢12层的大楼，是按三星级标准设计的。一进门，便是十分豪华的大堂。这里，商务中心、娱乐中心、宴会厅等，一应俱全。服务小姐都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然而，令我惊讶的是，这座大酒店居然是村办的！
这个村，名叫“河底高村”。这个村，以高姓为多。村党支部书记高福舜，是董事长。我结识酒店的总经理高有满、副总经理高新仓，也都姓高。在十多年前，全村还只有八万元人民币集体资金；如今，不仅拥有如此现代化的龙华大酒店，而且还拥有龙华饭店等七家企业。
龙华大酒店坐落在龙跃路，当地人称之为龙港的“南京路”。白天，从高楼上俯视，但见彩色地砖铺成的人行道上，行人如鲫。入夜，霓虹灯闪烁，一片不夜城景象。经济的腾飞，使这里的夜生活相当活跃，因为白天人们忙碌了一天，在夜幕降临后希冀在夜生活中得以放松。
这里不仅有“南京路”，而且也有“外滩”。在江边，铺了长长的彩色人行道。漫步在那里，确实也有点上海外滩的“味道”。
我从上海带来的一批新著，很快被当地朋友“瓜分”一空。我想去当地的书店看看，买一批自己写的书，便于送给当地问我索书的朋友。可是，白天一直忙于工作，直至夜深，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我才算有点空。听说这里的书店夜间也营业，我就信步踱了过去。果真，在深夜11点半，三家书店都灯光通明！在偌大的上海，眼下还只有一家书店实行24小时营业，而在小小的龙港镇，居然有这么多书店营业至子夜！我听说，这里的“读者书店”里，在卖我的新著《名流侧影》，可是一问，却说已经被人全部买走，那购书记录本上写着“叶永烈17本”。我不解何意。售书小姐解释说：“这是说，叶永烈的书，今天被一下子买走17本。”
此事被龙港文友林勇得知以后，他编了一段“绕口令”：
“叶永烈半夜去买‘叶永烈’，叶永烈买不到‘叶永烈’；因为买走‘叶永烈’的不是叶永烈，所以叶永烈买不到‘叶永烈’。”
还有一回，我结束工作时，已经是凌晨一时，觉得肚子有点饿。我踱出宾馆，发现好几家饭店热气腾腾。我步入店堂，见到一半的席位坐着客人。服务小姐告诉我，通常营业到凌晨三时才“打烊”！
屈指算来，我是第四回来到这座名闻遐迩的“中国农民第一城”。每一回到这里，都给我面貌大变的感觉。
这座农民城创建于1984年，迄今只有13年的历史。这一回，我结识了这里的“大律师”陈永平先生。他当年在县“地名办”工作。据他说，在创建这一新城时，没有地名。考虑到新城坐落在青龙江之侧，这里原本是港区，他为之取名“龙港”。这新名字一下子得到认可，因为当地人说这名字有气魄，可以跟香港相提并论：“南有香港，北有龙港。”再说，龙是中国的吉祥物，象征着“龙腾虎跃”。就这样，“龙港”这名字叫开来了。由于龙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名声大振，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中央领导多次前来龙港视察：
198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前来视察；
198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前来视察；
1986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来视察；
198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前来视察；
1986年5月18日，国务委员陈慕华前来视察；
1986年11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来视察；
1987年4月13日，国家体改委李铁映前来视察；
1987年6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来视察；
199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前来视察；
1993年10月11日，国务委员彭佩云前来视察；
1996年12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前来视察；
……
田纪云为龙港题词：“群众集资，建设城镇，有利四化，富裕人民。”
李铁映为龙港题词：“伟大的创举，深远的意义。”
谷牧为龙港题词：“龙港腾飞。”
于光远为龙港题词：“念新经，走新路，支持新事物，总结新经验，探讨新问题。”
全国的省市级领导前往龙港参观，人数之多，已经无法统计。龙港人这么告诉笔者：“全国各省省长，差不多都来过龙港！”
如今，龙港不仅是温州地区知名度最高的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镇。就经济实力而言，在全国两千个“亿元镇”中，龙港的工农业总产值排在第20名。
草创时期的印象
我第一次来龙港，是在1985年。当时，龙港初创才一年。
这里，原本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叫做“方岩下”。这里只有一条清朝同治三年铺建的狭窄小街，聚居着数百人，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那是一个“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的穷地方。
然而，隔着一条鳌江，北岸却是一个繁华的鳌江镇。鳌江镇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那里店铺挨着店铺，相当繁华。
由于这里面对鳌江镇，来往的四乡客人颇多。据统计，每天大约有1.5万人路过这里。但是，诚如这里的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住下。”
在一年之中，“方岩下”怎么会平地冒出一座新城？
笔者在当时采访了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他四十来岁，普普通通的样子，一讲起话来，时时闪露出他的机智和哲理、毅力和才干。我曾观察过许多改革者，发觉他们的目光明亮，是全身最活跃的部位，而陈定模也是如此。
龙港直到1983年底，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镇。当时，全镇最“豪华”的建筑，是一座四层的江滨饭店。此外，便是低矮的木屋和旧瓦房。
1984年6月，陈定模主动请缨，调到这里任镇党委书记。陈定模的老家，离此地不算太远，有着一个象征富有的名字——“钱库”。他曾当过县委宣传部的理论科长，又曾在钱库当过区委书记。后来，县里决定要调他担任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主任。听说，龙港镇党委书记缺人，他便要求到这里“指挥”。
他看到这儿面对东海，依傍鳌江，是个龙腾虎跃的良港。可是，他手头只有三千元的办公费，这点钱连盖个公共厕所都不够，怎么个“腾”，怎么个“跃”？靠国家投资建新城，显然不现实；靠引入外资，恐怕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看得上这么个小渔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靠集资——靠四乡已经富起来的那些万元户！
他在钱库当过区委书记。这几年，钱库的农民富了，真的成了“钱”库；附近金乡的农民，也“发”了，成了名副其实的“金”乡……有“钱”有“金”，农民们盼望着进城，过城市生活。陈定模正是看准了龙港四乡农民的心态，决定在龙港依靠农民集资，造一座“农民城”。
他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在《温州日报》上登出公告《龙港镇也来一个对外开放》：谁愿意拿出钱来，谁就可以进龙港建新屋，而新城的公共设施费用则由新屋的主人们平摊。
这个“开放广告”一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有2700多个专业户涌向龙港，向那里的“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办理落户手续。建造龙港新城的资金，一下子就解决了！
说实在的，仅仅是“万元户”，还进不了龙港新城呢。因为那里的一套房子，便是两百多平方米，统一的价格为三万元。另外，还要付出五千元“城镇建设费”——这建设费用于铺路等城市建设。也就是说，拿得出3.5万元的人，才刚刚够上在龙港落户的资格。如果加上装修费用，那起码在四、五万元以上。其实，这些进城的农民，通常在底楼开店，或者以这里为据点，对外地做生意。生意所需的资金，也起码要四、五万元。所以，新城的每一户人家，差不多都要拥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都是冒了尖的专业户。所以，龙港成了四乡农民的“精英城”。
龙港镇，成了中国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有人称它“农民城”，有人称它“小温州”、“浙江的深圳”。不，我以为当时对龙港最恰当的称号，还是“万元户城”！当然，这“万元户”是当时说惯了的话，实际上这里已是一座“十万元户城”。
短短一年多时间，龙港镇建成了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新屋，人口猛增至三万多人，城区面积达4.26平方公里。变电站、自来水塔、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之类，一应俱全。我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公司都在这里兴建了办公大楼。邮电局的气派也不小。我步入律师事务所、个体劳动者协会，那些办公室都明亮而宽敞，桌上放着最新式的揿钮电话。
据陈定模告诉我，这座新城拥有6500多家“万元户”。其实，当时龙港家有二、三十万元资金，是很普通的。有的专业户钱更多，只是“财不外露”，外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拥有多少“大团结”。
能够进入这座新城落户的，差不多都是邻近乡村的能人。如今，数以千计的能人们聚居于一城，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万元户大军”，联手创办了一批新的企业……
我在龙港新城漫步，随便走入其中的一家，主人是位60开外的老头，他热情地领我参观新居。这儿房子结构跟北京、上海的居民大楼不同，每一单元不是横向的，却是垂直的，即每一单元都是从底楼至三楼或四楼，屋内自有楼梯，独户出入，互不相干。底层往往是这家专业户的商店，楼上住人，我随主人逐层参观，每层前后两个房间，楼梯居中，四层共八间，每间20来平方米，而他家不过五口人。据说，在龙港，人均面积为40多平方米，那是北京、上海望尘莫及的！我发觉那20平方米的灶间，四墙贴着白色瓷砖，水磨石的地皮一尘不染，二楼、三楼、四楼的墙壁分别为粉红、淡黄、地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既有最新款式的沙发，也有油漆斑驳的破木箱，估计那木箱曾与主人共同生活多年，至今还舍不得丢掉。在另一户人家，我见到结婚的新房里，既有彩色电视机、长沙发，也有崭新的雕花大床。那大床的式样大约是清朝的！
走了好几家，我所遇见的差不多都是老人、妇女、孩子。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在外跑供销的——天兵天将，在家搞家庭副业的——杨门女将，剩下来的——虾兵蟹将”。也有人把务工经商的称为“5471部队”（即青年、党团员），在家搞副业的称为“3861”部队（即妇女、儿童）。
以上是我在1985年采访龙港时的最初印象。
龙港的公仆们
13个春秋飞逝，龙港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陈定模作为“开国元勋”，在龙港仍享有很高声誉。人们说起龙港的腾飞，总要提到这位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者。这一回我到龙港，问起陈定模，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陈定模现在是龙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我想重晤陈定模，他却出差在北京。
虽然陈定模不在龙港，但是我参观了龙港的房地产。龙港的房子，原先统一的采用“垂直结构”——从底楼到四楼（后来有的增至五层）是一单元。这样的结构，现在显得落后了。龙港新盖的商品房，采用“横向结构”，跟上海、北京一样，三房一厅、四房两厅，在同一楼面上。这样，龙港的农民，跟上海人、北京人一样住公寓，而且比上海人、北京人住得宽敞多了。
笔者参观了龙港的金都别墅，米色的釉面砖外墙、桔红色琉璃瓦屋顶，前后花园，颇有气派。每幢别墅，三、四百平方米。龙港的“大户”，住在这里。
龙港在13年间，从最初的五、六千人，猛增至今日的14万人。迅速发展的龙港经济，使龙港的商品房迅速升值。13年前，一套垂直四层的住宅，不到十万元。现在已经升值到一百万元。位于黄金地段的街面房子，价格更贵。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多年前，把一套垂直四层的房子以四万元卖掉，如今后悔不已！
现任的龙港镇委书记叫王晓峰。也真巧，他和他的前任陈定模一样，原先也当过温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后来到苍南县委担任宣传部长。很可惜，我去龙港时，正值他去温州，未能谋面。
我在龙港结识了现任镇长黄宗克。他原本是县里的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擅长经济工作。调到这里当“父母官”，终日陷于高度的忙碌之中。
黄镇长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天夜里，他家响起电话铃声。电话是龙港镇上一位普通居民打来的，说是家中被偷。黄镇长说，你赶紧向公安局报案吧。那人却说，他家被偷，原因是路灯不亮。黄镇长说，那你给路灯管理部门打电话吧。那人说，他给路灯管理部门打过几次电话，没有用。所以给你镇长打电话……
黄镇长记下这件事，给路灯管理部门打了电话。
过了几天，那人又给黄镇长来电话，表示感谢，说是路灯亮了。黄镇长问，你向公安局报案了没有？那人说不报案了，因为被偷的是只高压锅而已，不值得去报案——修好路灯，才是要紧的事。
黄镇长说，他家的电话，从早到晚，不断有居民打进来，要求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奇怪，镇上的居民，怎么知道镇长家的电话号码呢？
黄镇长笑道，镇上所有干部家的电话号码，都印在电话号码簿上。所以，镇上的居民要找镇上的干部很容易，打个电话就行。
黄镇长说：“我是上午坐‘门诊’，下午‘消防队’，晚上要开会，回家还得接电话。”
所谓坐“门诊”，是指在镇政府办公室接待各方来访，解决问题；所谓“消防队”，是指出去解决紧急问题。这样，镇上的会议，只能安排在晚上。居民要打电话找镇长，也就只有夜里了——他们知道，这时候，镇长回家了。
当龙港的镇长，也真不容易。尤其这里名义上是镇，实际上这14万人口的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许多县。这镇长，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县长。
我还结识了龙港镇副镇长李上清。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很文气。在上楼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腿有点僵直，不灵便。一打听，才知道他在抢修海堤时，被海浪从堤上卷走，腿骨骨折，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来月……
龙港地处海滨。每年，海潮袭击着这里。从宋朝起，这里就开始修海堤。年年修，年年被海潮冲垮。龙港镇政府下决心要修筑一道永久性的海堤，需要五千多万元人民币。这么多资金从哪里来？发动群众捐款。这里的大企业家出大钱，普通百姓也捐钱——每个龙港居民捐一百元，每位教师捐四百元……至于企业，有的出几万元，有的出更多。
就这样，肆虐千百年的海潮，如今终于被龙港人制服。
传奇的农民企业家
在龙港的农民企业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胆大包天”的王均瑶了。
中国的航空公司，本来是中国民航一统天下。后来虽然分为多家公司，但是不论“东航”还是“西航”，全都是国营公司。1991年7月，龙港农民王均瑶居然异想天开，想个人承包飞机，人称“胆大包天”。
这位王均瑶，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他居然承包了国内十几条航线的航班。由于个人承包班机，王均瑶“发”了，成了龙港的大名人。
在龙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叶友顺的陪同下，笔者前往他的公司采访。那座大楼非常气派。虽然在豪华的总裁办公室里未能见到王均瑶——他刚飞往香港，但是他有胆有识，在公司里人口皆碑。
如今，王均瑶成立了“温州均瑶集团”，自任总裁。
1994年10月5日，龙港在庆祝建镇十周年的时候，王均瑶居然包租了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抛洒彩带，使全镇为之轰动。
1997年5月31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王均瑶投资五百万元的“均瑶天天乐儿童娱乐中心”在温州宣告诞生。屈指算来，这是“均瑶集团”手下的第13家企业。
我结识了龙港另一位传奇式的农民企业家朱彬。中等个子，言语不多，看上去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子。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浙江华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彬原本是一位裁缝，80年代初办起了制衣厂。在龙港新建农民城的时候，朱彬不仅迁入新城，而且把制衣厂也迁到这里。
后来，朱彬在龙港办起了“苍南衬衫厂”。由于朱彬经营得法，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奔驰”牌、“奥胜”牌衬衫，一下子行销全国，年产值超过一千万元。
有了较多资本之后，朱彬看到房地产成为市场的热点，马上转向，投资房地产。精明的他在房地产业又连连成功。
朱彬当时见到前来龙港参观、旅游者甚多，却没有一家星级宾馆。他投资建设了龙港第一家三星级的“华园大酒店”。
“华园大酒店”开业后，生意火爆，赚了大钱。朱彬成功了，经济实力越发雄厚。
紧接着，朱彬又发现龙港缺少高级写字楼。他投资五千多万元人民币，建造21层的“龙港大厦”！
朱彬眼下已经把“华园”总部移至温州。他在温州也投资建大楼。
我见到朱彬时，他很详细地向我打听上海的写字楼价格。他向我透露，打算把“华园集团”从温州移师上海，进军上海。在他看来，上海的天地比龙港、比温州大得多。已经拥有上亿资金的“华园”，要到大上海来打天下！
在龙港，有一个颇大的毛毯交易市场。我来到这一市场，见到堆满红红绿绿的毛毯，生意相当红火。据告，毛毯业如今已是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龙港既不产羊毛，也不生产化纤，为什么大量生产毛毯呢？须知，近百年来，纺织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但是，近年来，上海纺织业不景气，不得不“断臂求生”，大量裁减，所以，纺织业是上海下岗最多的行业。在龙港，纺织业却在大发展之中。
我来到龙港的“温龙纺织有限公司”采访。董事长兼总经理林上俊领着我在车间里参观，使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这是出口非洲的，这是出口俄罗斯的……”林上俊指着仓库里一堆堆待运的毛毯告诉我。
本来，我以为出口的商品，必定是高档货，可是看看这些毛毯，质量一般。为什么这样的毛毯能够远销海外呢？
林上俊说，这种毛毯，其实没有一根羊毛，实际上是化学纤维混纺织品，以晴纶为主。更确切地说，是用大化维厂的下脚料做的！所以，论质量，只能算是低档货。
为什么这样低档化纤毛毯，能够大量出口呢？
林上俊透露其中的奥秘：便宜！
这家工厂生产的化纤毛毯，每条成本才一美元！
高档货有高档货的买主，低档货有低档货的市场。联合国难民署就向这家工厂订购了大批化纤毛毯。因为在救灾时，正需要这样价廉物美的毛毯。
同样，非洲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也大量向该厂订购。
笔者感到奇怪，生活水平很高的日本，也是这家工厂的大客户。原来，日本人买这些低档化纤毛毯，是用作包装材料。
至于俄罗斯，则是大量进口这家工厂生产的仿真毛皮。笔者在仓库里见到那些仿真毛皮，几乎可以乱真。由于是用化纤纺织，价格远比毛皮低廉，在气候严寒的俄罗斯，自然很受欢迎。
除了主要供出口之外，这家工厂生产的毛毯，由于价格便宜，在国内市场的销路也不错。农村、山区，成了他们广阔的市场。
所以，这家工厂是以低廉取胜，占领了市场。
林上俊说起了“发家史”：
他原本在离龙港不远的钱库镇。1979年，以三千元起家，买来手摇机，租了一间房，生产袜子。由于尼龙袜子后来生意不好，从1982年起，改做围巾。围巾的生意也日益清淡，到了1985年，工厂难以维持下去。
毕竟船小掉头快。从1986年，改做童毯，生意转好。此后改做棉毯，再改做毛毯。经过这样的七碰八撞，终于发现用大厂化纤下脚料做的低廉毛毯好销，生意就越做越大。
1992年，迁厂到龙港，盖了新厂房，建成生产流水线，生意就越发兴隆了。
林上俊总结自己办厂的经验说，我们是“以销定产”——第一是销售，第二是生产。正因为生产跟着销售走，跟着市场转，所以走出了困境，走上了畅销之路。
印刷业也是龙港的支柱产业。龙港镇政府送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龙港》画册，封面金色凸印，内文彩印。通常，很多都市印刷这类画册，总是到深圳去印，甚至到香港去印。然而，《龙港》画册，却是由龙港的印刷厂印的。
笔者来到龙港的新雅印刷厂，见到大批印好的“泸州老窖”酒的包装盒，十分惊讶。
在采访了总经理郑步良之后，笔者才明白，这家印刷厂的业务已经遍及全国。为什么“泸州老窖”远道前来印制包装盒呢？因为这里的印刷价格便宜而质量上乘。由于全国各地来此印刷的客户太多，在10月份他们就不接今年业务了——今年业务已经排满。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品精美的包装是取胜的重要一环。商标、包装盒的印刷量剧增，对于印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龙港瞄准了市场这一需求，从国外进口最先进的制版和印刷设备，建立了高质量的印刷厂。笔者在这家厂里，见到了从美国进口的崭新的“爱克发”分色机。
郑步良告诉笔者，印刷厂通常总要有一个很大的纸张仓库，可是他们厂却用不着纸张仓库。这是因为在龙港，什么样的纸张都能随时买到，即便是进口纸张，打个电话，马上就会送货上门！
“世界徽章大王”
1997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新闻”。为了表示对江泽民主席的欢迎之情，纽约商界人士定制了一批中美友好徽章，在江泽民主席访问纽约时，赠给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远在纽约的美国商界人士，竟不远万里，向苍南县农民办的徽章厂订货！
这家农民办的徽章厂，叫金乡徽章厂。笔者在这家厂里，见到了这一纪念章：上方刻着中国国宝大熊猫和美国国鸟白头鹰，下方刻着“中美友好万万年”，背面刻着“恭贺江主席访美成功”。这纪念章工艺精湛，线条清晰，色彩艳丽，细巧喜人。
接受纽约的这一定货，对于金乡徽章厂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从1991年起，美国军队的军徽、肩章、领花，全都由这家工厂生产。就连美国50个州以及一个特区警察局的所有警徽和警花，也都是这里生产的！这家工厂每月要向美国提供五万枚军徽、肩章、领花、警徽和警花。
甚至连联合国维和部队、英国军界和警界，也是这里的大客户！
这家农民办的工厂，在国外名气已经很大，号称“世界徽章大王”。纽约商界正是冲着这名气来订货的。也就是说，慕名而来！
美国拥有许多徽章厂，中国也拥有许多徽章厂。就拿上海来说，上海徽章厂的历史悠久，规模也不小。为什么一家中国农民办的工厂，会名扬海内外，成为“世界徽章大王”？
我来到离龙港镇不远的金乡徽章厂。大门口，一个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金字：
“198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前来视察我厂。”
对于这家农民办的工厂来说，能够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视察，深感荣幸。
在挂着董事长牌子的办公室，在宽敞的“老板桌”前，我采访了董事长兼厂长陈加枢。
今年才37岁的陈加枢，曾在部队里当过八年兵。1980年，他复员回到老家。那时，金乡无金，十分贫困。当时，金乡有的农民在生产纪念章，这种纪念章是用塑料或者铝片做的，只是用夹子夹一下，再涂上点油漆，非常粗糙。陈加枢也学着做这种最初级的纪念章。
陈加枢毕竟在部队里受过锻炼，见识广，有政治头脑。他做周恩来总理纪念章、十大元帅纪念章，一下子十分畅销。
很快地，陈加枢发现，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无法满足市场大批量的需求。于是，他与四位好友一起凑足资金，办起了金乡徽章厂。
紧接着，他抓住了两个机会：一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各大学需要大量的校徽，他与各大学联系，大量生产校徽；二是听说要为刘少奇平反，马上生产了大量的刘少奇纪念章。
金乡徽章厂一下子就“发”起来了。但是，很多同乡模仿陈加枢，也生产校徽和刘少奇纪念章。同行抢走了陈加枢的生意，差一点挤垮了金乡徽章厂。金乡徽章厂的五个股东，有三个打退堂鼓。
在这关键的时刻，陈加枢意识到要在同行竞争中取胜，必需在质量上超过别人。他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请来上海徽章厂的两名师傅作技术顾问；二是买来生产徽章的机器，从此不再用人工敲打生产徽章。这样，金乡徽章厂不再是生产塑料、铝片纪念章的小作坊，而是能够生产合金、景泰蓝以至镀金徽章。
于是，金乡徽章厂小有名气。198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前来视察，给了这家初露头角的小厂，以极大的鼓舞。
徽章虽小，却极精细：雕刻精细，每一条纹，每一细点，都必须清晰；颜料的涂布必须均匀，一般要用七、八种颜色，多的达十几种颜色。金乡徽章厂做出了同行们达不到的质量水平。
1990年，金乡徽章厂一炮打响：独家生产60万枚亚运会纪念章！
从此，金乡徽章厂名声大震。金乡徽章厂更加注重工艺的改进，以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使金乡徽章厂打开了通向海外的大门：陈加枢结识了美国军需品公司格林公司董事长巴力·丁·斯坦先生。巴力看到陈加枢带去的徽章样品，极为欣赏，于是前往金乡徽章厂进行实地考察。巴力对这家中国农民办的工厂投了信任票。原本美国打算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生产军徽，而且已经签订了协议。由于金乡徽章厂的价格比日本和台湾低得多，而且质量上乘，所以巴力先生决定撤除已经签订的协议，把大批订单送到了陈加枢手中。
从此，金乡徽章厂名震海外。法国、阿根廷、老挝等国家，都向金乡徽章厂订货。连奥运会的会徽、世界杯足球赛纪念章等，也由金乡徽章厂生产。
名声，其实就是一种无形资产。金乡徽章厂的巨大名声，引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注意。总后勤部装备研究所派人前来金乡徽章厂考察，认定这里生产的徽章确实是第一流的。于是，把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金乡徽章厂：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跨世纪改装所用的服饰系列，由金乡徽章厂生产。
这些服饰，包括三军帽徽、领花、肩章、胸章。经过近三年的反复改样设计，终于赢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八大军区的认可，羸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认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派出专人，前来金乡徽章厂“封样”。“封样”，是徽章行业的行话。所谓“封样”，其实也就是定稿。在不久的将来，在跨进2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所佩的帽徽、领花、肩章、胸章，将全部是由金乡徽章厂生产的。
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之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换装更饰，全国检察院系统换装更饰，这些新“饰”也都由金乡徽章厂生产。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所佩一系列新服饰，同样是由金乡徽章厂生产的。
在金乡徽章厂的产品陈列室参观，我见到金乡徽章厂所生产的各种纪念币，各个航空公司赠给旅客的精美钥匙圈，各种工艺品，各种吊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金乡徽章厂，这家农民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徽章生产的大型企业；陈加枢，这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徽章大王”。
摄影女强人
眼下，都市里流行婚纱照。
对于婚纱照，众说不一：有人说值得，因为结婚乃人生大事，一辈子才一回，拍婚纱照留下永久的温馨的回忆；有人反对，说花几千元拍婚纱照，太不值得……
我并不关心这一争论。因为在我看来，拍婚纱照是年轻人们的事，与我无关。我和妻结婚已经35年，已经过了“锡婚”（10周年）、“水晶婚”（15周年）、“瓷婚”（20周年）、“银婚”（25周年）、“珍珠婚”（30周年），进入“珊瑚婚”（35周年），正朝着“红宝石婚”（40周年）前进……
记得，我和妻订婚时拍过订婚照，结婚时拍过结婚照。不过，在那时候，不论订婚照还是结婚照，都是黑白的。当时请人在黑白照片上涂上颜色，成了“假彩色”，已经算是很时髦、很“高级”的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拍婚纱照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受到非议……
后来，我又听说，如今拍婚纱照的，也不全是年轻人。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年夫妇，当年没有拍过婚纱照，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想过把“婚纱瘾”，也就双双步入照相馆，拍摄婚纱照。
正因为这样，婚纱照尽管争议颇多，但是生意依然相当红火。
不论婚纱照怎么红，怎么火，我总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尽管论经济条件，我现在也拍得起婚纱照，但是一想到老夫老妻走进照相馆拍婚纱照，总觉得有点别扭。何况我和妻这样年龄去拍婚纱照，很容易被人误为“再婚夫妇”，会很尬尴。尤其在上海，认识我的人很多，一旦作为“新闻”传开来，更是难为情……
想不到，我忽地也卷进了这一时髦的“都市风”。如今，我家的客厅里，醒目地挂着我和妻的巨幅婚纱照，照片下方写着：“结婚35周年纪念，邓美玉摄。”
我怎么也会赶起“时髦”来的呢？
这婚纱照，其实不是在上海拍的，而是在“中国农民第一城”拍的。
那天，我和妻从上海乘飞机去温州，参加龙港镇的一个会议。刚下飞机，便有一男一女前来迎接。男的是方先生，大会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女的穿一紫色风衣，四十开外，身材修长，颇具风度。她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肩上挎着一架照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不言而喻，是一位摄影记者。
从温州机场到龙港镇，轿车要开一个半小时。一路行车一路聊，方知她叫邓美玉。出乎我的意外，她并非报社的摄影记者，却是一位摄影个体户，在龙港镇上开了一爿“美光照相馆”。
我问起她的先生是不是也搞摄影？她摇头，说先生是镇上一家医院的院长，那家“美光照相馆”是她独自开的。我感到很奇怪，摄影师要背着沉重的器材，东颠西奔，摄影界向来是男子汉们的一统天下，她这纤纤女子，怎么会爱上摄影？
她说起了“古老的故事”：当年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到黑龙江。跟她的先生在北国结婚之后，生了女儿。为了拍些女儿的照片寄给老家的父母亲，她省吃俭用，买了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她一边给女儿拍照，一边捉摸着怎么拍得好看、拍得自然。她是一个喜欢钻研的人。经过一番钻研，她拍的女儿照片，人见人爱。于是，“老插”们都请她拍照。她每一次摁下快门之前，都认认真真地端详光线、构图，捉摸一番。就这样，她深深地爱上了摄影。
在北疆度过十个春秋，她和先生终于回到南国故乡——浙江省苍南县金乡镇。她放着分配给她的“铁饭碗”不端，居然开起了个体照相馆。她边干边学，学会了冲洗、放大、修版等技术。一分辛苦，一分成果。春天洒下多少滴汗，秋后才有多少斤粮。她的刻苦钻研，使她的照相馆在当地小有名气。
当“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平地崛起的时候，她看准了龙港会有大发展，就把照相馆从金乡镇迁往龙港。龙港的市面比金乡大得多。她的“美光照相馆”，很快成了“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第一照相馆”。由于她的摄影技术高超，“农民城”里大大小小的活动，都请她摄影。于是，她又成了龙港的“第一摄影师”……
后来，我从龙港的文友林勇那里得知，邓美玉已经是正儿八经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苍南县摄影协会副主席——人称“邓副主席”。她的摄影作品《艳丽人生》，荣获“中华各族妇女风情摄影大奖赛”一等奖。另一幅《你要当新娘啦！》也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当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她应邀担任大会的专职摄影师，并受到大会中国组委会的嘉奖……她用多姿多彩的照片，铺就她的“艳丽人生”。
我在龙港出席会议的那些日子里，在各种“热闹”的场合，都能见到邓美玉的身影。她时而蹲，时而踮，敏捷地捕捉着最精彩的画面，把稍纵即逝的新闻镜头凝固在她的胶片上。
我清楚地记得，在散会的时候，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豆大的雨。代表们坐在会场门口，头上有遮雨的廊檐，而她却在雨中。有人赶紧替她打伞。她发觉站在平地视角太低，一步跃上一张桌子。打伞的人无法替她遮雨了，她却一手持照相机，一手遮在镜头上方，全神贯注只顾拍照，根本不把洒洒而下的雨滴放在眼里……
她不仅成了龙港镇的历史记录者，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光是为了帮助建设海堤，她就捐助了五千元。
她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有一回跟我和妻一起吃饭，忽地问起我们是否拍过婚纱照。我摇头。她说，何不到她店里“潇洒走一回”，拍一套婚纱照。我仍摇头。可是，她再三热情相邀，文友林勇也一再在旁怂恿，真是盛情不可却，我和妻也就答应在晚上抽空去。
吃过晚饭之后，我和妻在当地朋友陈一枝小姐的陪同下，前往她的照相馆。一路上，我注意到在最热闹的地段，有好几家照相馆，橱窗里都挂着大幅彩色婚纱照，可见婚纱照在这“农民城”里也已经成了时尚。
走过车水马龙的大街，跨过一顶水泥桥，在一条静静的小河旁，我见到“美光照相馆”的招牌。“美光”就地段而言，显然偏了些。我却听说，“美光”的生意超过镇上所有其他照相馆，因为邓美玉在镇上是知名的女强人，摄影的“大姐大”。我大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感。
她家住的是“龙港式”的房子——从底楼到顶楼，四层。底楼是店堂，二楼是摄影室，三楼、四楼是卧室。每层都有四十来平方米。
摄影室里开着空调，暖意融融。拍照之前，先要化妆。这时，邓美玉充当了化妆师的角色。我的妻平素从不剃眉、描眉。邓美玉用镊子细心地修剔着她的眉毛。修毕，再用眉笔描眉，画眼圈。接着，给她的脸打粉底，再“涂脂”，然后又“抹粉”。邓美玉说，最后必须“抹粉”，为的是拍照时不反光。经过这么一番精心化妆，妻看上去果真比平时年轻了许多。我原以为我是不必化妆的。谁知邓美玉说，也得涂点粉，只是男人的妆要简单得多。就这样，光是化妆，就花费了快一个小时。
妆毕，开始换装。我这才注意到，摄影室的一角，挂满各式各色、大大小小的服装，活像一爿服装店。邓美玉的小助手，熟练地用衣叉叉下一件白纱裙，裙子底边四周镶着一圈小花。妻穿上了白纱裙，看上去真像纯真的白天鹅。邓美玉又给她的头上戴了一圈小花，益发像天女下凡一般。
这时，轮到我换装了。小助手叉下一套白色镶着黑领的西装，要我穿上，还束上一根很宽的黑腰带。我一穿起来，妻笑道：“真的成了‘白马王子’啦！”
小助手揿着遥控开关，从后墙上徐徐降下一块绿色的幕布。细细一看，上面画的是林荫大道。我和妻就坐在这“林荫大道”前。就这样，我们微笑着，在咔嚓声中拍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婚纱照。
紧接着，小助手又帮助我们换装。我穿上长袍、马褂，戴上黑呢帽，像个斯斯文文的秀才；妻穿上中式红缎袄、红色旗袍裙，手持绢扇，像个“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深闺小姐。这时，那绿色的“林荫大道”背景，换成古色古香的大红门。于是，又拍了一组中式的婚纱照。
邓美玉不仅是摄影师、化妆师，而且还兼任“导演”。她拿出一串假鞭炮，要我装出放鞭炮的模样，妻则用双手捂着耳朵，仿佛又高兴又害怕——说实在的，到了那地步，我们只好听任“导演”摆布了。
接着，再换服装。这一回，是穿日本和服。我一袭黑衣，脚趿木屐，像“姿三四郎”；妻则一身花衣裳，手持花伞，恰如风华正茂的日本少女。
邓美玉的“花头”一套又一套。按照她的吩咐，小助手递给我一套不知哪个国家的、也不知是几星上将的军服，要我穿上。妻则被装扮成黄衣红裙的欧式贵族太太。这时，一摁电钮，背景改换成书房模样。那书画得一本本都像《辞海》那么厚，整排整排的。看样子，此将军酷爱读书，乃一名“儒将”也。如此这般，又拍了一组将军夫妇婚纱照。
此时，已是子夜。我想，婚纱照大抵可以画上句号了。不料，邓美玉又有新花样：她给我的妻子戴上金色假发，妻顿时成了一位“金发女郎”——可惜眼珠还是黑的，显得不大协调；不久，那金色假发又换成巴黎大草帽，妻双臂戴上长长的黑手套，成了最时髦的法国女郎。咔嚓，咔嚓，又是一组婚纱照。
最后，小助手帮我换上黑色庄重的燕尾服，妻则穿上蓝色长纱裙，戴上长波浪假发。这时，背景换成了教堂。我成了一位气度不凡的英国绅士，挽着妻子的手臂，步入教堂，仿佛面对牧师，在那里“宣誓”：“我永远爱你……”
当我和妻完成这一组又一组婚纱照，回到宾馆，已是凌晨一时。
翌日清早，当我和妻刚刚吃过早饭，见邓美玉匆匆走来，手里拿着一大把照片。我一看，五颜六色，正是我和妻的婚纱照。我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像变魔术似的，如此迅速地冲印出照片。她笑笑说，她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一做起事来就忘了时间，非要一口气干完不可。
她送来的是婚纱照“样子”，让我们挑选。我发现，她拍的这些婚纱照，不论是光线的运用、色彩的配置、人物的神态和姿势，都恰到好处。在婚纱照上，我和妻仿佛都年轻了30岁！好多陌生人看了，还以为是一对年轻新人的婚纱照呢！
邓美玉要把我和妻的这一组组婚纱照，编成一本影集，送给我们留念，征求我该给影集取什么名字？我想了一下，说道：“叫《双龙集》吧，因为我和妻都属龙，算是‘双龙’。再说，作为摄影师的你也属龙（她比我和妻小一轮，亦即小12岁），而且是在龙港拍的，这又是‘双龙’。”她听了，觉得《双龙集》这名字很别致，又有双重含义，马上投赞成票。
我和妻捧着大幅婚纱照和厚厚的《双龙集》，小心翼翼上了飞机，回到上海家中。我们刚放下行李，行魂未定，头一件事就是把大幅婚纱照在客厅墙上高高挂了起来。
从此，这帧婚纱照不时映入我和妻的眼帘。每一次见到这帧婚纱照，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岁月，重温春梦，如坐春风。
总有一天“镇改市”
昔日青龙困海涂，沧桑历尽叹蹉跎。
喜逢盛世腾飞起，政通人和奔富途。
船压狂涛连百港，桥跨天堑达京衢。
工商云集繁华地，龙镇家家展鸿图。
这首诗，出自龙港的“开国元勋”陈定模的笔下，生动地描绘了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这一回，在“中国农民第一城”住了四天。人们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曰：“最大的收获是扭转了对农民的看法。”
龙港号称“农民城”，然而，我在这里见到的农民，再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不是文盲充斥、落后贫困的农民。这里住的是新一代的农民，是已经变成“城里人”的农民。
在这里，着西装的男子比比皆是。说实在的，即便在上海街道上，西装革履者也不多见，如今城里人习惯于穿休闲装，只有在正式交际或者办公场合才西装笔挺。然而，在龙港，我注意到，汽车司机都穿西装，而且领带打得颇为工整。
在这里，女子服装的“时髦度”，超过上海。虽说今年暖冬，而且这里地处南方，气温通常在十摄氏度以上。可是，这里许多女子穿起了白色长大衣，衣领和袖口镶着深咖啡色的海虎绒。
在这里，住宅几乎全部商品化。住宅远比上海宽敞。一个家庭住着四层、五层楼房，比比皆是：往往底楼开店，二楼是客厅，三楼、四楼是卧室，五楼则是储藏室。
在这里，不存在“下岗”的观念。这座平地崛起的都市本身，就是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而建设起来的。这里的店铺几乎都是个体户开的，企业、工厂大都私营。没有“大锅饭”。个体户本身，无所谓“上岗”、“下岗”。即便是打工仔，被这家“炒鱿鱼”，就到那家干活。
在这里，如果说上一代的文化程度不算高的话，对下一代的教育都很重视。全镇竟拥有钢琴五百多架，而且全是崭新的——因为这座城市本身便是崭新的。按照人口平均，这里的钢琴拥有量仅次于“琴岛”厦门鼓浪屿和深圳。如果与全国的小镇相比，这里无疑是“头名状元”。
这里的教育事业已经相当发达，已经拥有38所中小学和29所幼儿园。另外，还有一所武术学校和私立的外国语学校。笔者来到龙港的最高学府——龙港高级中学，受到校长陈剑锋先生和老师们的热情接待。这座花园式的学校，所有大楼都是崭新的。光是船形的大门，便是花费70万元，由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造好，运到龙港拼装而成。笔者来到此校，正值学生们午餐，餐厅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快餐店，一律白桌、桔黄色塑料椅，学生们一律校服，显得整齐而干净。
龙港腾飞的经济，发达的物质文明，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然而，这里隆重纪念文化先贤刘绍宽先生的活动，表明这里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也日益注重。
刘绍宽先生于130年前，亦即清朝同治年间，出生在这里。他是一代经学大师，教育先驱。他曾东渡日本，学习创办新学经验，写了《东瀛观学记》，回国后出任温州学务总理，致力于废科举，兴学堂，主持温州中学校务。他还致力于温州图书馆的建设和地方志的编纂。他的著述多达数十种。
1997年12月12日，龙港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刘绍宽先生130周年诞辰。笔者在前文中提及的会议，便是这一纪念会。与此同时，举办了纪念刘绍宽先生一百周年书画展览。笔者来到展厅，见到书画满墙，诗词连篇，足见在这个“农民城”里，有着一个不小的文坛。
刘绍宽先生号厚庄。一个规模宏大的“厚庄图书馆”，正在龙港筹建。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数学家、刘绍宽的高足、96岁高龄的苏步清教授，为“厚庄图书馆”题写了馆名。对于龙港来说，集资建设“厚庄图书馆”，是一项与建设海堤同等重要的大事，将为“农民城”增添浓郁的书香。
龙港，像一个迅速长大的孩子。眼下14万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中，工农业年产值13亿也在不断增长中。
在龙港的入口处，曾竖立起一个高达几十米的“城标”——四根巨柱合捧着一条龙，名曰：“蛟龙腾空。”如今，龙港人见到这“城标”，都说龙做得太小了。龙港，现在已经不再的小龙，而是大龙了！我听见很多人在说：“这哪里是‘龙’？这是小泥鳅！”
对于这座“中国农民第一城”来说，镇的体制显然也已经太小，成了“小泥鳅”。在现今中国，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县改市”越来越多，但是“镇改市”绝无仅有。
我对黄镇长说：“总有一天，龙港会‘镇改市’！”
黄镇长笑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经济再上一个又一个台阶，这一天总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