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深圳“马旋风”
厦门之夜，我徜徉在鹭江之畔。鼓浪屿如同一艘硕大无比的巨舰昂然立于黛色的波涛之上。举目远眺，我的心为之一震：那“巨舰”正中，四个红色霓虹大字无比醒目——“Sony”！据说，为了在厦门的这一黄金地带竖立这四个英文字母，日本索尼公司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的广告费，远不止“一字万金”！
北京，我站在北京饭店宽敞的玻璃窗前俯瞰街景，映入眼帘的是王府井、长安街交叉路口巨幅广告牌，写着口气傲慢的字句：“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荧屏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刚刚结束，出现一只只金光璀璨的手表：“西铁城领导钟表新潮流！”
……
每当看到这些外国大财团在中国的广告，我常常想什么时候会有中国的“索尼”、中国的“丰田”、中国的“西铁城”，远征海外，饮誉世界？
从深圳新都大酒店传出了不寻常的消息。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在那里举行。面对众多的中外记者，一位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中年人，用东北口音在那里侃侃而谈。他的声音，通过记者之笔化为铅字，很快地出现在《人民日报》、《大公报》、《晶报》、《天天日报》、《信报》、《成报》、《澳门日报》、泰国《新中原报》、美国《国际日报》、加拿大《大汉公报》，在海内外引起震动；深圳的赛格集团参大股，以1.5亿美元的代价一举购下美国东部95家零售店销售网。这个销售网拥有雇员3000余人，拥有大型的货车队、货仓、店铺。这么一来，中国的电子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小五金、体育用品、家具等商品，便可以通过这个销售网，来到美国消费者手中。
《人民日报》的报道对此作了如下评论：“赛格集团这一尝试，为中国商品参与国际竞争，开辟了一条新路，为深圳、内地电子产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提供了一条长期稳定的渠道。”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赛格集团此举，无疑是开创性的。用那位发布新闻的赛格集团董事长的话来说，这叫“买船出海”！
当今世界，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场经济战争。出征的军队是商品，而胜利的成果则是利润。毋庸讳言，拥有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场经济大战中是一个弱国。长年的封闭，使中国大陆的商品“足不出户”，在海外毫无竞争之力。就电子工业而论，中国大陆还远不如台湾、南朝鲜。台湾《经济日报》不久前发表《冷眼看大陆电子工业》的文章，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断言中国大陆的电子工业要短期内赶上台湾和南朝鲜，是“很难达到”的！文章还说：“大陆厂商不重视产品质量，不急于追求利润，因此要达到具有竞争力的地步，要有漫长的路要走。”台湾，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大陆拥有30个省市，在电子工业方面追上小小的台湾，居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于台湾与“电子大国”日本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中国大陆电子工业方面的落后，确实令人汗颜！
“办实事，创新路，打出去！”那位赛格集团的董事长雄心勃勃地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此人名唤马福元。香港报纸在报道中，把他与香港汇丰银行总经理米高伟史、香港知名工商人士何鸿燊、善美电脑公司总裁丁渭的名字列在一起。看来，他无疑是深圳实业界的大亨巨头。
我去寻访这位非同凡响的中国企业家……
弃官从商的“马旋风”
深圳西区已成了新的“硅谷”。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的大厦，与电子结缘。其中一座气派恢宏的大楼楼顶，高悬“深圳赛格集团”6个红色大字，每个字5米多见方，不亚于鼓浪屿上的“Sony”。不言而喻，这是马福元的大本营。
就在这座写字楼里，我见到了马福元。这天上午，他刚从北京回来，坐进办公室，一长串的“挂号”，要向他汇报工作。他旋风般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博得一个雅号，曰：“马旋风”！
“旋风”终于“旋”定在他的办公椅上。赛格集团的头头脑脑们按照“挂号”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向他汇报工作。他们用不同的称呼喊他：“马总”、“马董”、“马老总”。
我跟“马老总”匆匆一晤。我随随便便穿一件T恤，而他穿一身驼色西装，领带系得有棱有角，衬衫的每一颗钮扣全都扣得紧紧的。他的办公室跟他一样井井有条，文件夹一大排一丝不乱。柜子上的地球仪，仿佛随时为他的“旋风”指点行进路线。
交谈片刻，我便发觉他精明强悍，思维敏捷，言谈富有哲理，具有学者风度。他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职称“高级经济师”，印着他的职务——“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中国电子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深圳电子行业协会会长”。
“马旋风”正在飞快地旋转，我无法马上与他长谈。我着手采访赛格集团的经理们、部长们、顾问们。我吃惊地得知这个赛格集团的领导干部之中，90%是中共党员！副总经理李俊秋身兼集团的直属党委书记，而深圳电子行业党委书记王奇则主管全市电子企业的党务。
这是一个红色的集团！这是一个与“索尼”、“日立”、“松下”之类集团有着本质不同的集团。
至于那位“大亨巨头”马福元，在出任赛格集团董事长之前，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电子计算机局局长、部党组成员。他原本是一个“官”，一个“京官”，一个相当于副部长级的不小的“官”！
“你为什么弃官从商？”过了三天，当我终于把“马旋风”从繁忙的办公室里拉出来，在我们所住的赛格公寓里与他促膝对谈时，我尖锐地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却跟我谈起了鸡蛋：“一个鸡蛋，如果放在100℃里，会烧熟，如果放在0℃里，会冻坏。鸡蛋只有在合适的温度里，才会变成小鸡。”
弃官从商跟鸡蛋变鸡有何相干？！
哦，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比喻的人。在他头脑里有一个鸡蛋。更确切地说，他的抱负、他的事业蓝图是一个蛋。这个蛋，在大跃进的高温中差一点被煮熟，在“文革”的低温中几乎被冻僵，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开放、改革的春风中，在特区的温暖环境里，得以破壳而出。赛格集团，便是他的小鸡！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阅历是可贵的学历。社会即大学。马福元的企业家才干，是从中国经济的种种折腾中磨练出来的，这才形成他头脑中的那个“鸡蛋”。
1931年3月9日，他出生在北国冰城哈尔滨。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刚好年满18——壮丁之岁。他当过科长、厂长、所长；他管过会计、计划、技术、质量检验；1954年他推行过苏联的一长制，1958年又干过大破大立，紧接着又贯彻“鞍钢宪法”那“两参一改三结合”，然后则高举“工业学大庆”红旗实行“三老四严”、发扬“干打垒”精神……他的命运之舟在中国经济时“左”时“右”的激流中不断晃动着。
“文革”中，他蒙冤受屈，被掷进北京秦城监狱达40个月。他的“待遇”颇高，关的是单人牢房。他却把牢房变成了书房，在寂寞之中潜心钻研起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天寒地冻之日他遐想春风和煦之时中国的经济该按什么模式发展。他开始构思他的那个“鸡蛋”，设计着未来的“鸡”。
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终于被推倒。他出任华北电子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现任赛格计算机公司经理的查树衡，原在华北电子计算机研究所工作。据他回忆，当年的这个研究所是“文革”的重灾区。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马福元，走马上任，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华：愈合了派性裂痛，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在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工作中立了大功。也正因为政绩显著，1980年6月，49岁的马福元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就在“马所长”变为“马主任”的时候，1980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燕南飞。对外开放的“南风窗”——深圳特区吸引了他……
领导“点将”点了他
电子这玩艺儿，仿佛有着特殊的魔力：日本战后的振兴，电子工业是支柱；香港的繁荣，电子工业出了大力；亚洲“四小龙”的起飞，电子工业是翅膀，深圳从一片荒野中崛起，也选择了电子之路。
电子工业不择风土，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成长。电子姑娘不计较“夫家”有多少天然资源。电子工业又是“短平快”工业。昨天建厂，今儿出产品，明朝就捞回成本，算得上是“立竿见影”。
大抵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中央各部、各省、各市向深圳特区投资，很多都选择了兴办电子工厂。一时间，深圳的电子工厂的开业典礼的鞭炮声，像炒豆般响个不停。那时的情景，据说如同雨后春笋。各路神仙，各显神通。1982年底，马福元出差广州，顺便来深圳看看。正巧，当时广东省电子局办公室主任李俊秋在深圳。他请熟悉情况的李俊秋陪他到各地电子工厂跑了一圈。他敏锐地察觉，那些“春笋”虽然长势喜人，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形同一群野马。什么产品赚钱，就一窝蜂拥了上去。马福元用四个字概括：散、乱、低、差！
回京之后，马福元向电子部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重视。为了把深圳的电子工业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马福元率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组，从北京前往深圳，和省、市的同志们一起，像医生一般把深圳的电子工业的病症细细的诊察了一番，写出了《深圳电子工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诊断书，也是未来的蓝图。
蓝图毕竟只是画在纸上。蓝图化为现实，要靠人去做。
1984年下半年起，深圳特区的经济形势趋于萧条，电子工业陷入困境。“电子病”日甚一日，看来，非请良医长驻深圳不可。
就在这时，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亲笔写信给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请电子工业部选派得力的干部支援特区工作。他点将点上了马福元。
那是因为马福元率队前来调查电子工业时，他的睿智和魄力，给梁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份“点将报告”，在电子工业部引起了种种议论。
有人看来，“京官”的前途远远胜过到深圳去。须知，电子工业部的两任部长——江泽民和李铁映，后来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便清楚表明电子工业部是个很有出息的所在。何况，当时的深圳，正处于困难之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深圳电子大厦爆出一桩经济大案，电子工业部进出口总公司驻深圳分部总经理身陷囹圄，全国震动！深圳，不是风平浪静的西子湖，而是风急浪高的海洋。不谙水情的“京官”，在那里弄不好就会覆舟浪涛之中。
不畏丢“官”，不惧风险，马福元力排众议，毅然受命南下。他说，他在为深圳电子工业制定发展规划时，他的那个“蛋”就已经形成了。他要借助于特区的温暖的气氛，把“蛋”孵成“鸡”！
他记得，临行之际，即将离任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叮嘱他：“在深圳一不争权，二不争利！”
他记得，接替江泽民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提醒过他：“在深圳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连一个助手也不带，马福元只身飞往深圳，开始了他的“孵鸡”试验……
把散兵游勇捏成集团军
步入深圳市政府，马福元手持电子工业部的组织介绍信，递给市长梁湘。
面对这位“点将”者，马福元也就直言不讳：“我这次来深圳，准备破釜沉舟！”
梁湘会心的笑了：“我当时来深圳，准备背水一战！”
“你这背水一战，打赢了！而我呢，眼下胜负难卜。”
“不，你也会旗开得胜！”
紧紧地、紧紧地握手，他俩异口同声道：“我们同舟共济！”
是的，如今马福元上了深圳这条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特区。
马福元带来了什么样的“蛋”？
这个“蛋”，便是组建集团军的方案！
深圳电子工业散、乱、低、差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各方诸侯各搞一套。上百家电子工厂各自为战，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在外商面前，你压价，我也压价，使外商坐收渔翁之利。马福元要把这盘散沙捏起来，要把散兵游勇组成一支集团军。一个个手指很容易折断，捏成拳头打出去就有了很大的攻击力。马福元要在深圳组建中国电子工业的集团军。日本能够成为“电子大国”，电子产品倾销全世界，其原因便在于组成了日立、三洋、索尼、松下等几个大集团军。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了四大野战军，打败了蒋介石；如今，中国产品要投入国际竞争市场，同样也要组建“野战军”、“集团军”。
“马福元来‘收编’！”马福元刚刚透露了组建电子集团的计划，便舆论哗然。
深圳电子行业之中，有“中央军”——电子工业部投资的工厂，有“地方军”——广东省办的工厂，也有“杂牌军”——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投资兴办的工厂。马福元一来，便兼任电子工业部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这身份意味着他是“中央军”的首领。他要统帅“中央军”，那还好办。可是，“地方军”、“杂牌军”不买他的账。小家庭，自由自在过惯了，谁也不想来个“婆婆”，一是管头管脚，二是增加负担。
最初的工作是棘手的。简直就像当年劝“单干户”加入“合作社”似的，马福元跟一个又一个工厂的厂长谈心，谈他的见解，谈他的分析、他的蓝图。
马福元这位“京官”，第一次显示了他作为企业家的组织才华。他宣布了关于组建电子集团的几项规定：
第一，实行“来去自由”。加入集团，要经过申请、研究、批准，而退出集团，说一声就行，今天说今天就退出，明天说明天可以退出。
第二，“婆婆不多嘴”。集团与成员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是伙伴关系。各成员原财政不变，所有制不变，从属关系不变。
第三，不收管理费。集团真心诚意为每一个成员服务，但是一个“子儿”也不收，实行免费服务。
这么一来，“诸侯”们渐渐打消顾虑。既然可以自由退出，又不花钱，许多工厂填了申请表。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甘肃籍”的一对双胞胎——“兰光”和“兰海”。这两家电子工厂都是甘肃省投资的，对是否加入集团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试试看，让“兰光”参加，而“兰海”要等“兰光”加入后的效果如何再考虑。“兰光”加入了集团，觉得不错，于是“兰海”也加入了集团。
要求加入集团的工厂越来越多，可以举行开业典礼了——向海内外宣告集团的诞生。办事向来干脆利落的马福元，却一次又一次推迟了开业的日子：最初定于1985年8月18日，后来延期国庆节，又改至12月8日，仍未举行。
马福元为什么如此犹豫不决？
原来，他非常看重开业典礼这步棋，认为开头要开得好，这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而是第一次亮出集团的旗号，就要给人以美好的“第一印象”。
大喜的日子终于定了下来——1986年1月6日。
为什么定下这一天？原来，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于1月5日在深圳结束，马福元派出手下一员干将刘继忠闯入迎宾馆，趁着出席会议的领导们晚餐之际，把请柬一一送进他们手中。
翌日，深圳电子集团开业典礼，在深圳银湖举行。出席典礼的高规格的来宾，清楚地表明这个集团非同一般：谷牧、李铁映、叶选平、王光英、梁灵光、周建南、何春霖、梁湘、李灏、霍英东……
国务委员谷牧笑盈盈拿起剪刀，咔一声剪断红绸带，意味着这个集团正式诞生。他和李铁映、叶选平，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个集团的成立谈了自己的见解。
往常的开业典礼的鞭炮声、锣鼓声，充其量不过影响于一里方圆。如此高规格的开业典礼，使海内外对这个集团军刮目相看。数十家报刊刊载了深圳电子集团成立的消息。
敏感的海外记者意识到：中国深圳冒出了一个非同小可的电子集团！
第一炮打响了。
中国集团模式的设计师
“人的一生，无非是要做点事。我毕生所追求的是事业。我搞集团，把集团当成了我的事业。我是要做事的人，不是要做‘官’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横下一条心，离开政界，去搞集团。”
马福元是一个坦率的人，对我说出了“弃官从商”的心里话。
深圳电子集团（英文名称为ShenzhenElectronicsGroup，简称“SEG”，音译为“赛格”）成立之初，马福元为总经理。这个集团拥有100多家电子工厂，数万工人。统帅这么一支庞大的集团军，“司令”是不那么好当的。虽然美国的、日本的集团已多年的历史和一整套制度，他们的经验可供借鉴，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集团是个新生儿。怎样组织中国式的集团军，成为中国开放、改革的重大新课题，而走集团之路，则又是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大循环的必由之路。在集团组建之初，马福元就走了与资本主义集团完全不同的路。
马福元的特点是永远不安于现状——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从北京只身跑到深圳来。唯因集团在中国是个空白，他才选择了“司令”之职。他喜欢思索，喜欢研究，喜欢出新点子。他把他的阅历、知识都调动起来，充当了中国集团模式设计师的角色。
马福元所主持的是赛格集团，但他的创建集团的理论和模式则超越了赛格集团，在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
他给赛格集团下了宏伟的目标：“成为中国第一代强大的跨国集团公司！”
他定下了初步计划：“三年打基础，两年上水平。”
他以为：“赛格集团，是中国电子领域中出现的第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它既是特区电子工业打破条块和地区分割的集团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他对这支集团军定下特性：“综合性、行业性、外向型的企业集团。实行横向联合。”
他把集团总体分为三个层次：
一曰核心层，包括集团本部和直属公司，即集团的独资经营企业，实行宏观指导、协调和服务；
二曰紧密层，即集团控股或参股的企业，集团通过董事会实施领导和管理；
三曰协作层，集团加强与外围企业的配套、服务、协调、指导和合作，一视同仁，共求发展。
他把集团本部，也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曰决策层，由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高级智囊机构组成，以求集团决策达到“三化”——科学化、民主化、智能化；
二曰执行层，由经理部、企业部、发展部、市场部、科技部、品质部组成；
三曰服务层，即下属直属专业公司。
他把决策层称为“宏观”领导，属于“冷班子”；执行层、服务层则是“微观”领导，属于“热班子”。
他提出这支集团军应实行“三化”——现代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大生产。
他提出集团的战略方针为：立足深圳，依托内地，面向世界。
他主张要塑造集团的鲜明形象，树立集团的企业精神——赛格形象、赛格精神。他以这样的话来具体阐明：“坚定的改革志向，鲜明的开放意识，现代的联合观念，顽强的竞争精神，求实的工作作风，自强的生存信念。”他还提倡在集团中实行：“天下为公，敬业精神。”好家伙，“天下为公”这话，最初出于孔夫子之口，后来又成为孙中山的座右铭，你马福元作为共产党人怎么好接过儒家精神和口号？！
“提倡‘天下为公’有什么不好？有哪点不对？”马福元不以为然。他觉得，只有提倡“天下为公”，集团内部的每一个成员企业才能冲破条块、地区的私心，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就集团与国家的关系而言，也只有提倡“天下为公”，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
赛格集团不花国家一分钱。这支集团军的发展是通过向银行借贷筹集资金。马福元用四句话概括赛格集团对“钱”的独特见解：
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即向银行借贷）；
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事（即吸引外资）；
用社会的钱办集团的事（即筹集社会资金）；
“用活钱，把钱用活（即反对闲置资金）。”
集中起来一句话：“用社会的力量，办集团的事业！”
商场如战场。靠着向中国、外国的银行借钱办集团，不能不冒莫大的风险。万一产品积压，万一集团亏损，就要拿“马老总”是问。其“风险度”远远超过了“京官”。马福元却说：“心要热，头脑要冷静。思想要解放，要大胆，决策要谨慎，要小心。”他敢于冒风险。更重要的是，他用他扎扎实实的措施战胜着风险。
他所领导的，是一支与众不同的集团军。他居然在集团总部，设立了一个“发展战略研究室”。我访问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喻先培。他讲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战略”，讲述了马福元关于集团的种种理论。喻先培十分简练地勾画出马福元的五个特点：
第一，他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
第二，他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第三，打破铁饭碗，敢于冒风险。
第四，头脑机敏，目光锐利，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第五，他是一个人，他懂得人，善于用人，体谅人。
马福元研究着集团的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式的集团军模式。他的实践、他的设计、他的理论、他的模式引起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的电子远征军
深圳市中心，建设路之侧，一座下部白色、上部咖啡色的豪华型饭店——泮溪酒家，马福元正在那里宴请波兰客人。
消息灵通的他，从深圳市外办主任孔浩洲那里得知，深圳市政府正在隔壁的餐厅里宴请肯尼亚土地安置部副部长的纳西尔。
一听到“肯尼亚”，马福元的神经中枢立即兴奋起来。他早就想“远征”非洲，因为他已听说那里辽阔的电子市场，正需要大量的电子产品，而日本电子集团大抵鞭长莫及，在那里还只开设了几家小厂。马福元深知机不可失，马上要求与肯尼亚客人会见。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肯尼亚客人与马福元一拍即合，才几分钟就谈得非常投机。
“欢迎你们到肯尼亚去，肯尼亚非常需要中国的电子工业产品！”纳西尔副部长紧紧握住马福元的手，投来诚挚的光目。
他们握手的时间，是在1986年9月。
才过了5个月，“赛格代表团”便出现在赤道之国——肯尼亚共和国。在首都内罗华，以赛格集团当时的副总经理陶炎民为领队的代表团。受到隆重接待。肯尼亚共和国的贸易部长、海关署长以及内罗毕市市长，都会见了赛格代表团。
从此，赛格集团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整个非洲市场——马福元叩开非洲大门，最初仅仅因为在泮溪酒家邂逅非洲客人……
“我们的目光向外。我们是外向型的集团军！”马福元组建赛格集团的目的就在于成为跨国公司。赛格的目标是出海！
出海要有船。
马福元提出自己的策略：“借船出海！”
“船”在哪里？“船”在香港。
深圳有着特殊的地理优势，与香港只有一箭之隔。香港是个自由港，号称“万国市场”。马福元要想出海，第一步，便是把产品打入香港市场。
以往，用“左”眼看香港，把深圳说成“阶级斗争第一线”，要在深圳筑起一道“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长城”！
如今，深圳对外开放，深圳成了南国敞开的大门，成了中国的经济特区。
过去，总把“港商”看作奸商，跟他们打交道总是留一手、防一着。
眼下，马福元扭转“左”的观念，提出：港商是我们的伙伴，要与他们真诚地合作，借他们的“船”出海！
“香港作为国际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具有资金融通、贸易发达、信息迅捷的优势和特点。深圳和香港的电子工业界能够形成一支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上相互融通的集团军，我们将可以很快利用目前国际上电子工业的调整和市场格局的变化，捕捉契机，强化我们中华民族的电子工业。深圳香港的关系是互为补充、互助互利、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关系，是亲密的中华同胞和合作伙伴，我们竞争的共同对象是国际上的电子强国。我们开拓的共同目标是国际市场。所以，我们的合作，不仅仅是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我们的合作前景是极其广阔的。马福元非常深刻地论述了深、港合作的基础，反映了他的目光的锐利和思想的解放。”
于是，赛格集团把脚越出边界，伸进香港。马福元在半个月内，走访了香港60多家电子工厂。他摸清了情况，在九龙尖沙嘴建立了自己的据点。马福元把手下干将、赛格集团市场部长赵东奇派去，坐镇那里。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61年的毕业生，跻身于港商大亨之中，在香港物色合作的伙伴。
我在赛格集团采访，常常看到：吃早饭时，某经理或某部长与我共进早餐，中午不见其人，到了夜里见面，才知他去了一趟香港已经回来了！
自从在香港建立了据点，赛格集团变得耳聪目明。国际市场上的最新信息，迅速从那里传到赛格集团总部。马总注视着国际市场上的一举一动。他记得，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曾对他说过：“有困难找部长不如找市场，你们要在找市场上下功夫！”
马福元制定了方针：“以市场带技术，以技术求效益，以效益促发展，以发展开拓市场。”他把市场放在第一位，成为“龙头”。
深圳不需要长城，需要敞开的大门。马福元闯出去了，到香港做生意，到国际市场做生意。他说：“外贸，外贸，要在‘外’边‘贸’易！”中国的许许多多外贸公司设立在国内，坐等外国商人上门，而赛格集团则要“打出去”，把生意做在边境线之外。
借助于港商的合作，借了他们的“船”，赛格集团打入了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欧洲、非洲……
马福元成了“马旋风”，赛格人在蔚蓝色的地球上飞东飞西，走南闯北，进行“外”贸。
资金雄厚了，力量强大了，赛格集团从借“船”发展到买“船”——本文开头的一幕……
哦，说来说去，得感谢当年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
部长曾催着马福元下“海”。马福元说：“部长，你推我下海，总得给个救生圈吧。”
部长却摇头：“不，你们自己去找船！”
于是，赛格集团借“船”出海。
于是，赛格集团买“船”出海。
一出海，马福元才明白，这海无际无涯，无比博大。唉，美国在1986年的电子产品销售额为283亿，而这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3亿，只够一个小小的零头。出了海，大生意有的是！中国的电子工业，在世界上还只是个小弟弟而已。唯有在这个大海中搏风击浪，中国的电子工业才能成长壮大。
往日，总有美国商人说，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如今，要倒过来，中国的集团军要扬帆出海，把美国也看成自己的绝好市场！
马福元手下的集团军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的一支远征军。
“司令”的智囊团
“司令”毕竟只长着一个脑袋。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连古人都知道智力合成的优势。
马福元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他建立了集团军的智囊团——“决策咨询委员会”，聘请了一批具有高智能的人物作为顾问。
“顾问顾问，顾而不问”，“顾问顾问，不顾不问”，在内地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对于许多公司来说，顾问只是金字招牌或者花瓶而已。
我住在赛格公寓。听说隔壁几个房间里住着顾问，我便去叩门拜访。令我吃惊的是，白天屋里没人——因为顾问也照常到办公楼去上班！在赛格集团，顾问不是虚衔，却是实职。马福元做事，不兴花架子，注重实打实。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赛格集团首席顾问黄健之。他这个首席顾问有职有权，在总经理外出时，他行使总经理之权！
黄健之生于1925年，如今已六十有三。按照中国规定的退休年龄——60岁，他早已超过那条杠杠了。可是，马福元却起用了这员老将。他说：“中国人办事，喜欢搞‘一刀切’。其实，‘一刀切’不符合辩证法。就拿人来说，有的人身体差，不到60岁就该退休了。也有人身体好，过了60岁还可以多干几年。”
黄健之一头乌发，成天忙碌着，并无龙钟老态。他从40年代起就从事电子工业工作，是南京无线电厂的老厂长，也当过该厂党委书记，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该厂生产的“熊猫”牌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乃江南名牌产品。
1985年，黄健之年满60，被“一刀切”切了下来。他准备回家种种花，养养鸡，抱抱孙子。就在这时候，马福元要把他“挖”去了。
最初，黄健之不表态。虽说他早在当南京无线电厂厂长的时候，就认识这位“京官”，不过，眼下他不明白马福元搞的那个集团军是什么新玩艺儿。只是出于昔日的友情，黄健之南下，出任顾问。他很快就发现，他跟马福元志同道合——他当年曾经试着把南京的电子工厂联合起来，未能成功。如今到深圳组织集团军，正是实现他的未竟之业。
集团军成立之初有点乱。到了1986年第三季度，生产计划完成不好，眼看着年底在即，很可能完不成计划。这时，马福元把重担压在黄健之肩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黄健之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全力以赴抓生产，克服了管理上的问题，一下子就有了起色。到年底，赛格集团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士气大振——这毕竟是集团军建立后的第一年的战绩。马福元高兴地对黄健之说：“你为赛格集团立了一大功！”
紧接着，这位首席顾问又立一功；到了1986年底，市场上电子产品销路顿减，赛格集团产品积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锐减了吗？马福元又派出这员老将去摸市场情报。
黄健之一调查，很快就弄明白，原来小道消息传说元旦或者春节电子产品要涨价，于是各厂不愿抛出产品，想等涨价之后再销。这时，黄键之建议，趁此良机，赶快把赛格电子产品抛出去！有的产品，甚至可以削价上市！
这一招真灵，赛格集团的几万台产品迅速一销而空，回笼货币上亿元。别的电子工厂等到春节还未能等到涨价，这才不得不把产品拿出来，坐失畅销良机。
马福元善于运用顾问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棋高一筹。
不过，当我结束与黄键之的谈话时，问及他这首席顾问是否终身制，他的答复出乎意外：“赛格集团的顾问是采用合同制，一年订一次合同。如果顾问觉得身体吃不消，那到年底就不再签订第二年的合同，告老还乡……”
我又叩开另一邻居的门。这位顾问的年岁比黄健之还大，1922年生于西安。
他也姓马，名璋，原本是甘肃省人大委员会常委、甘肃省电子工业局局长。早在50年代，他便出任军用的电子工厂——七八〇厂厂长，也当过厂党委书记。那是一家拥有2000多工人的大型电子工厂，是当时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之一。马璋跟黄健之一样，是个“老电子”。马璋也是改革派，所以当马福元“挖”他的时候，一拍即合，接受了聘请。
马璋擅长理财。刚刚组建集团军之际，各路兵马家底有多少，马福元心中无数。他委托马璋清产。马璋深入到集团军各路人马，一家一家清产，终于摸清了“家底”……如今，马璋这“识途老马”，仍在帮助“司令”理财。他佩服马福元的胆识大略，愿为“司令”当参谋。当我访问另一位顾问韩继鸿时，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却印着新的职务：“赛格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原来，他已经从顾问转为“老总”了。
比起黄健之、马璋来，韩继鸿要年轻得多。他生于1934年，不过54岁，正处于壮年。195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高级工程师。他在南京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了将近30年，是那里的副所长、半导体专家。
马福元怎么把韩继鸿“挖”来的呢？韩继鸿很坦率地对我说：“最初，我舍不得离开南京半导体研究所。我在那里工作多年，上上下下都熟悉。我有我的研究课题，我还在那里带硕士研究生。我的妻子也在研究所工作。何况，我已年过半百，何必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去呢？”
于是，马福元先请他当顾问。他想，顾问嘛，顾问顾问而已，也就答应下来。
不料，这么一“顾问”，他来到深圳，来到赛格集团，被这支生机勃勃的集团军所深深吸引——赛格集团这棵梧桐树，招来了四面八方的凤凰！
马福元弃官从商的魄力和毅力感动了他。他和马福元共事，“司令”火热的心使他也对集团军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终于从顾问转为副总经理，下定决心在深圳闯一番事业——这对于一个在南京已经功成业就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司令”靠着“高参”们的智慧，运筹帷幄，率领着集团军挺进海外……
事业兴衰人才为本
“事业吸引人才，人才振兴事业。事业兴衰，人才为本。”事业即人，马福元用这样的话，概括他的人才观。富有战略眼光的他，不仅从各处“挖”来高智能的顾问，而且广招贤能之士，不断提高赛格集团的人才素质。赛格集团着力于高科技领域内的开发，需要大批高科技人才。
门的上方挂着白底红字“人事部”牌子，我进去采访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区振球和科长沃鲁滨。他们那里真可称得上“门庭若市”。
他们递给我一大叠求职信。几乎每一封信上都贴着一张求职者的照片，附有表明学历、成绩的种种影印件。
信件从全国各地雪花般飞来，还有的从海外寄来，都想在赛格集团中谋得空缺。
我注意到一封来自美国的求职信。求职者原是中国科技大学“神童班”——少年班1981年级班长，后来考取杨振宁、李政道资助的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系研究生，现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希望回国之后，能够在赛格集团工作。
另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求职信。求职者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写道：“我8月15日晚回到成都。回到内地，明显感到气氛与深圳完全不同，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很低。大家牢骚多，做事少。正如马董事长那天在大会上所说，深圳与内地在许多观念上不同……”
是的，是的，这里的许多观念与内地不同。
内地人是“植物”，哪里生就在哪里长，深圳人却是“动物”。赛格集团本部只有一个打字员是深圳本地人，其他的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树挪死，人挪活。”这里主张人才流动，择优而用，“良禽择木而栖”。
“每天差不多都有10个到20个人到我们赛格集团求职。”人事部的负责人告诉我，“除了西藏、台湾之外，全国各地都有人前来求职。他们的心很诚，差不多都是自费远道而来，有的不止来过一次……”
赛格集团在向跨国公司的目标迈进。赛格需要大量人才。
赛格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马福元谈了他的“人才发展战略”。他说：“赛格集团的人才结构以高素质、多功能、高集成度为发展目标，重视通才、外贸人才、推销人员的培养和招聘，注重人员结构和层次的合理配比。争取到1992年，在集团本部懂得一门外语以上的人数达80%。同时，培养造就出一批各种专业技术业务人才，如市场推销人才、品质控制人才、生产管理人才和运筹决策人才等。”
“赛格”广招人才。他们在《深圳特区报》上花了1万元广告费，三次刊登招聘启事，“公开招聘直属公司和投资企业经理、副经理多名，高级职员多名。条件为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懂英语，懂专业，年龄25岁至45岁，身体健康……”
应聘者800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
一进门，便要用英语对话。如果英语不流利，连报名表都领不到——因为赛格集团是外向型企业，而“外向”的人才首先必须懂英语。
最初的面试除了询问专长、学历之外；还要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到深圳来？”他们提倡讲真话，讲心里话。
答话五花八门：
“深圳比内地‘解放’。”
“深圳框框少，更能发挥我的才能。”
“进赛格集团，出国的机会多。”
“深圳工资高，钱多！”
……
不管怎么说，应考者的坦诚受到赞许，“赛格”厌恶套话、摒弃空话，不讲大话，痛绝假话。
800多人经过考试，只取70多名——十取一，取其精华。
我注意到赛格集团精选人才十分重视政治条件。一位负责人告诉我：“来深圳报考的，中共党员不多。我们优先考虑吸收中共党员。倘若成绩相等或略差，我们首先吸收中共党员。因为我们是外向型企业。要大量派出驻外人员，十分注重驻外人员的政治素质——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事业，爱‘赛格’。”
说实在的，“赛格”的工资待遇在深圳只能算中等水平，或者“中上”而已。有的应聘者本来已有好待遇、高薪金，却来投奔“赛格”。其中的一位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我愿意弃高就低，是因为看中了‘赛格’发展的前景和后劲，是‘赛格’事业吸引了我。”
不拘一格选人才。“赛格”想方设法吸收高层次人才，向他们进行“感情投资”：1988年6月3日，“司令”和各位“老总”在赛格集团会议厅，亲自接待应聘而来的全国各重点院校的30多位应届硕士毕业生。“司令”用他那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对这支新的生力军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说：“中国第一代的跨国公司，需要大量有技术、善经营、懂外语的全面性人才！深圳是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来调节。没有大锅饭，也不存在‘文凭第一’。这里需要的是有很强企业精神、有很强应变能力以及对市场活动非常敏感的人才！”马福元提醒面前这群硕士，来到“赛格”的头一桩事情，就是转变观念——陈腐的、僵化的、封闭的观念，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1988年7月23日，得悉国家教委组织了“中国留学生暑假回国考察团”，“赛格”马上说：“有请！”留学生们来了，步入“马福元宫殿”，又一次受到热烈的欢迎。“赛格”给留学生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于这些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给予关注，思贤若渴。
“赛格”也关心着正在大学学习的人才，在深圳大学设立了“赛格奖学金”，每年奖学金达6万元。马福元来到深圳大学，在全校大会宣布这一消息，顿时爆发炸雷一般的掌声。
马福元与大学生们的对话，引起一连串笑声：
“请问马董事长，我们拿到了‘赛格’奖学金，是不是毕业以后一定要到‘赛格’去工作？”
“赛格”欢迎你们！不过，你们毕业以后，可以来‘赛格’，也可以不来‘赛格’。我相信，人总是有感情的。你今天拿了‘赛格’奖学金，将来即使在美国工作，在北京工作，你总会想到‘赛格’。如果你们能为‘赛格’的发展出一点力，搭个桥，我们就非常感谢了！请问马董事长，你们要不要女同学？
“‘赛格’用人不分男女，注重你的能力。如果一个女同学的能力超过男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这位女同学！”
掌声，笑声；笑声，掌声。“赛格”崭新的人才观，为广招贤能之士敞开大门。“赛格”鄙视王伦那样心胸狭窄的“山大王”；“赛格”嘲笑人们经常比喻的那个专招矮个子店员的武大郎。“赛格”是豁达的。“赛格”推崇宋江的气度。
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女士，尽管原单位不放她，毅然前来投奔“赛格”。“赛格”接纳了她，并与她的原单位交涉。她，冲破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加入“赛格”集团军……
“赛格”吸引了一颗颗年轻的心。据人事部门告知，光是1988年，赛格集团便吸收了71名研究生、130名大学生、32名中专生。我查看了一下花名册，这些年轻人来自北京、哈尔滨、西安、成都、杭州、上海、武汉、南京……既有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有复旦、交大、哈军工的毕业生。
人才是事业兴旺的根本！
赛格的“黄埔军校”
我在赛格集团采访，我的录音机录下了东北话、北京话、湖南话、江苏话、山西话……偶而，我听见了一位满口广东话的人侃侃而谈。他的名片上印着“深圳赛格人才培训中心副主任黄富昌”。大约出于教师的习惯，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手中拿着一页谈话提纲。他很详尽地向我介绍，赛格集团不仅注重引“金凤凰”，而且下大气力培训集团的职工。赛格集团的业余教学机构，简直不亚于一所大学！如今，赛格集团用于人才培训的钱，每年100万！据告，在3年内，他们还要集资300万至500万，建立“赛格人才培训基地”。因为电子之战，乃人才之战、知识之战，一支文化落后的集团军是难以在国际市场上战胜对手的。
“赛格”办学，学武训，不学孟尝君。战国时代的孟尝君，虽说爱人才，养食客数千，未免耗资太大。“赛格”倒是觉得武训办学的经验可取——走武训依靠社会力量办学之路。他们延请社会贤能，聘任客座教授，百家师教百家书，博采众长。
从黄富昌那里，我听到一个新名词，曰“功能补贴”。这是马福元的新创造。据告，与外贸有关的工作人员，懂一门外语的，每月补贴15元；懂两门外语的，则补贴30元……为什么实行“功能补贴”呢？这是因为他的“功能”越多，越有利于外向型工作。发放“功能补贴”，借此鼓励职工多学本领，扩大知识面。
更为新鲜的是，倘若原是广东人，能讲普通话者，给予一份“功能补贴”。如果原是外省人，能讲广州话，也给予一份“功能补贴”。前者容易理解，而后者——会讲广州话，怎么也成了“功能”之一呢？
原来，香港讲广州话。与港商谈判，不懂广州话怎么行呢？懂广州话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懂英语，于是，赛格人才培训中心居然开办“广州话学习班”，居然也有教材，有录音带，有教师。三个月一期。北方人进入学习班，像背英语词汇那样背广州话词汇。考证合格后，可获结业证书，以证明你具备了懂得广州话这一“功能”。
我还很有兴趣地浏览了赛格人才培训中心为集团领导干部开设的公共课课目表。这些课程结合赛格集团的实际，很有新意。诸如，《集团知识课》、《深圳特区知识课》、《港、澳、台知识课》、《党对深圳特区的有关政策》、《电子计算机原理和操作》、《普法知识》、《企业公文》、《公共关系学》、《满负荷工作法》、《市场学》、《财务学》、《质量学》、《计划学》……
经深圳市政府计划办公室批准立项，赛格集团正在筹建人才培训基地。赛格集团在智力投资方面是不吝啬的。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人才第一！人才培训基地被“赛格”视为自己的“黄埔军校”！
今日的小雏，明天的凤凰
1988年1月29日上午，从赛格大楼爆出一条新闻：赛格集团第一届的董事长、总经理和部长们实行总辞职！
为什么实行总辞职！
因为他们的任期届满，每人都领到了一份荣誉证书，表明他们曾在赛格集团第一届领导层中任职。
马福元原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辞职后，他被董事会选为第二届董事长。
马福元任命陶炎民为总经理。陶炎民49岁，正年富力强，原为电子工业部贵州管理局副局长，也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陶炎民进行“组阁”，任命一批新部长。第一届的部长们之中，有9人没有继续留任。
“赛格”不搞终身制。这样的总辞职，重新组阁，使赛格集团军的“司令”、“军长”、“师长”们能够实行淘汰制，择贤而用。
据告，部长们虽是总经理任命的，但总经理事先到各部进行过民意测验——他把条子发给部里的工作人员，请大家悄然在条子上写了未来部长的名字，他一般是任命提名最多者为部长。
赛格集团对于干部提倡自主式工作作风。一件工作交给你办，就由你作主。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用不着层层请示。这样的自主式工作作风，其实每一次都是对干部的工作能力的考验。胡干不行。必须开动自己的大脑去认真思索，拿出主意。你干得不好，就是你的失职。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对不起，那便要“炒鱿鱼”，请你另谋出路。
在内地，人们往往在明里忌讳引荐自己的亲朋好友，而在暗里却热衷于开后门。在“赛格”，公开声言欢迎引荐自己的亲友，把后门开得大大的——跟前门一样大！因为“赛格”有一条规定，进入“赛格”要试用一年，不合格者要由引荐者负责劝退！当然，如果被引荐者经试用合格，那么引荐者则受到奖励。如此这般，“开后门”在“赛格”也就不禁而止了。
“赛格”提倡凝聚力，反对内耗，反对窝里斗。“赛格”要求干部做到“自立，自强，自律”。这“三自”要求全体成员具备“赛格意识”、“赛格观念”，做“赛格人”。赛格，赛格，就是要比赛风格！
马福元提出，要着力建设“赛格企业文化”。他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化于“赛格企业文化”之中。“赛格人”鲜明的开放意识、现代的职业观念、顽强的竞争精神、求实的工作作风便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马福元这位“司令”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开拓精神——他是一位开拓型的企业家，而又具备政治家的目光、军事家的韬略、哲学家的头脑、经济家的精明。
他弃官从商，确实风险重重。这风险主要并不是来自集团军外部，却出自堡垒内部。有人曾对这位“司令”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横竖看不顺眼，找了一批人唱反调，写了控告信到中央。那“八分钱邮票”，曾给马福元带来了不少麻烦。中央纪委派出调查组前往深圳，所幸调查组主持公道，支持改革，使马福元未遭中箭落马之祸。“枪打出头鸟”，历来如此。虽然“八分钱邮票”事件已经平息，但并不意味着马福元从此走上坦途。改革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尤其是推倒旧观念，决非一帆风顺……
党中央机关报给了马福元以最有力的支持。1988年7月2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载《深圳赛格集团参与国际竞争》的消息：
深圳158家电子企业，优化组合形成深圳赛格电子集团后，励精图治两年，开始改变“进口多，出口少，吃汇多，创汇少”的局面，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大显身手，赢得信誉。
“有资料显示，去年，赛格电子集团完成工业总产值20.8亿元，其中，完成出口产品产值7.8亿元，外销收入达1.5亿美元，比1985年分别增长626.88%、341.26%；今年截至6月底，出口产品产值4.4亿元，外销收入达9068万美元，外销品种大幅度增长。”
这一连串的数字，是马福元的政绩的最具体的写照，是这支集团军扎实的胜利成果。
这支集团军才两岁多，该算是中国的一位“神童”！
其实，那些数字只是“硬件”罢了。这支集团军的“软件”——它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和模式，会对中国改革大局产生影响。
哦，马福元的集团军，是一只美丽的小鸟。《赛格报》上刊登的《赛格之恋》，为这只未来的凤凰献上了一首动人的歌：
美丽的深圳有一只小雏，
名字叫赛格，
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像凝聚在荷叶上的露珠，
在朝霞里夺目生辉。
啊，前进吧赛格，
今天您是小雏，
明天是一只凤凰，
展翅高飞直上九天到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