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最后的航行
太阳钻进了云层，波光粼粼的海面变得暗淡，失去了生气。
没多久，飘飘洒洒，下起了毛毛细雨。风吹浪涌，幽蓝的海面上，翻动着白色的浪花。
一艘正在航行中的崭新巨轮，发出紧急求助的无线电波，在大海上空回荡着。
这艘崭新的巨轮上，堆满了一只只长方形的集装箱，飘扬着五星红旗。船首，写着两个斗大的字——“香河”。
时间：1985年4月23日，西班牙当地时间下午5点20分。
地点：大西洋比斯开湾，西班牙附近海域。
“香河”号船长室里，一片紧张的气氛。地毯上躺着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双眼紧闭，不省人事。上衣被解开，衣袖上绣着四道金线和一只锚志，清楚地表明他的身份——船长。年轻的医生年在他身上，竭尽全力，在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好几个同志在一旁协助医生工作。
“香河”号通过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发出求助讯号。几乎同时，电报主任收到了复电，轮机长在驾驶室里接到无线电话。西班牙在询问：“需要什么？”
“直升飞机！”政委陈宗全答复道。
对方详细询问了船名、国籍、所属公司。
不久，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驻欧总代表办公室里，响起了来自西班牙的电话：“如果动直升飞机，费用由谁承担？”
“一切费用，由我公司承担。请尽快尽力抢救中国‘香河’轮船长！”总代表恳切地答复道。
空中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架西班牙陆军的直升飞机在“香河”号上空盘旋了一圈，小心翼翼地降落在集装箱上。
“香河”号船员满头大汗，沿着陡峭而狭小的扶梯，用担架把船长从高高的船长室抬下来。
他们来到甲板，又冒雨爬上高高堆放着的集装箱。雨水、泪水、汗水混合在一起。他们终于把担架稳稳地递进了直升飞机里。
全体船员噙着热泪，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直升飞机，心中默默祝愿这位船长早日康复。此时虽已是晚上7点半，比斯开湾的天空还是亮的。直到直升飞机在空中消失，船员们仍久久地凝视着。
直升飞机就近降落在西班牙拉科鲁尼阿城，船长被急急送入杨卡利约医院。西班牙医生已经等候在那里。
医生的笔，飞快地记下了中国船长的体征——
血压：0
脉搏：0
呼吸：0
显然，他早已离开人世。尽管如此，西班牙大夫和护送的中国医生还是尽心尽力地进行抢救。
“抢救无效！”晚上9点，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香河”号，船员们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西班牙法医对中国船长的尸体当即进行解剖，查明了死因：“疲劳过度，心力衰竭！”
这位以身殉职的中国船长是谁？你只要翻一翻1979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作家柯岩的报告文学《船长》一文的主人公便是他：
你只消查一下1983年第1期的《十月》，诗人艾青的长诗《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文的主角便是他；
他，中国首屈一指的远洋船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六届人大代表。
在中国中学语文课本里，也介绍着他的先进事迹。就在他离开人世之际，刚刚印出的《上海画报》上，正刊登着他精神抖擞，喜笑盈盈的巨幅照片，大沿帽上的五颗金星熠熠闪光……
他，贝汉廷。去世的那天，正是他59岁生日。他的墓志铭上，用这样的数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1926.4.23—1985.4.23”
生命的最后一刻
且把时间倒拨数小时——当天中午。
船医在餐厅吃完午饭，端起一份饭菜，沿着楼梯走上去，送入位于第6层的船长室……
贝汉廷在海上度过了30个春秋，先后担任过16艘远洋轮船的船长，到达4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港口。他从来都是在餐厅里跟船员们同桌吃饭，从来没有要人端菜送饭。然而，这一次他步履蹒跚地走进“香河”号船长室，上下楼梯气喘吁吁。一向刚强的他，不得不听从政委的劝告，让人三餐送饭，他的脸浮肿，双脚肿胀，胃口越来越差，只吃几口稀饭、榨菜而已。医生要给他打葡萄糖，他摇头：“吊着葡萄糖，我怎么工作？”
看到贝船长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政委说：“下午的会议，改天再开吧？”
他摇头：“已经通知了的会议，不要随便改期。下午两点，会议照常进行。这次会议要安排下阶段的工作，非开不可的。”
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政委，会议由你主持，你先布置工作，我身体不好，有点支持不住，再躺一会儿。等你讲完了。我再起来讲几句。”
会议如期在船长办公室举行。
3点半，船长卧室的门开了，贝汉廷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轮机长徐以介赶紧坐起来，把一张单人沙发让给他。他却摇摇头，随便往长椅上一坐。
贝汉廷有条有理地说起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预计5月1日过埃及塞得港。5月19日过香港，25日抵达新港，28日回到上海……”
他，一向虑事细如绣花。“香河”是我国向联邦德国订购的一艘新船，他们刚刚接船归来，各部门都缺乏一些工具、物料。他叮嘱道：“各部门需要什么，赶紧开好单子，填写物料账单。船一到塞得港，我就把物料账单航寄上海。路过香港时，再把物料单复印本航寄上海。这样双管齐下，万无一失。等到了上海，我们需要的物料就已经准备好，不会耽误下一个航次……”他像个高明的棋手。走这一步棋的时候，心中已在谋算下几步棋了。他的心中唯有船，唯有工作。
停顿了一会儿，贝汉廷又补充说道：“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一下，今后船靠码头，在装货、卸货的时候，船上的电视机不要开，不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以免影响工作……”
大家都赞同贝船长的意见。
5点，会议结束，同志们陆续朝餐厅走去。政委仍逗留在贝船长身边。
贝汉廷显得疲惫不堪。他对政委说：“我吃不下饭，不想吃了。好在船已经到了开阔的海面，我可以从驾驶台上下来，休息一下。请转告医生，今天晚上可以给我打葡萄糖……”
有气无力，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细。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讲不动了，我……不能讲了……”
这时，他脸部肌肉猛然抽搐着，脸色霎时变得红紫。
政委一看不对头，一边往外疾奔，一边大声喊叫着医生。
医生、轮机长、事务长和许多船员闻声赶到船长室，船长已不省人事，他们把船长平放在地上，按摩，急救，大声呼唤着船长。
他遽然离世，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他的生命的航程，是在大海中度过的，直至他的最后一刻。他把一切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蔚蓝色的事业——祖国的远洋运输事业。
在过度疲劳中倒下
再把时间倒拨。21天前——4月2日。
夜色浓重。高大的树木、教堂的尖顶、长颈鹿般的百吨大吊车，都消溶在黛色的夜幕之中。
一辆轿车射出明亮的灯光，驶出FSG造船厂的大门。轿车飞驶在弗伦斯堡的大街上。
弗伦斯堡是联邦德国北部名城，造船工业基地。“香河”号就是在这儿的FSG造船厂里诞生的。
车上坐着贝船长、政委和轮机长。贝汉廷的脑袋枕在椅背上。一天的周旋，使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他们回到旅馆，已经是深夜11点。好多房间的灯已经熄灭，船员早已经进入梦乡。
“政委，明天是接船的日子。现在马上开会，我要把注意事项讲一下。”贝汉廷说道。
“大家都睡了，你的身体也不好，明天再开会吧。”政委显得有点为难。
“不行，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开会。”尽管贝汉廷满面倦容，他仍坚持道。
政委喊醒了大家，全体船员——32人，济济一堂。船员们分好几批，从中国坐飞机来到联邦德国。最后的一批，几天前才到。船员们是从各条船上抽调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同舟共济”——在同一条船上工作。接船前，各自忙着工作，难得聚在一起开会。
贝船长一五一十，并井井有条地布置工作。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连举行升旗仪式时，应该由谁负责升旗，都明确地指定。
他强调说：“明天一起床，我就要挨个儿检查服装。每一个人都必须穿海员哔叽制服，里面是白衬衫，黑领带。脚穿黑皮鞋，帽子要套上白套子。整整齐齐，一点儿都不许马虎。我们是新中国的海员，要体现新中国的风貌。”
哦，听到这里，政委明白了贝船长为什么要连夜召集会议。可不，等到起床之后，再让大家换衣服，那就会增加许多麻烦。如果不是贝船长再三叮嘱，许多新船员还不知道应当戴白帽套哩。
当船员们发出鼾声之际，贝汉廷还在灯下走笔疾书，给“Deaest洁妹”（他总是这样昵称自己的妻子朱佛容）写信。尽管是结婚26年的老夫老妻了，每次远航，他常托雁传书，宽慰亲人。这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三批船员到齐。明晨接船，十分忙，不及详作回信，因没有一个写字处。到了旅馆，虽很高级，但电话多、事多、人多，无法坐下，待接船后详细写信……我在外会小心注意身体，实在较忙不能多写了。即搁笔。”
他，真的“会小心注意身体”吗？
翌日，一口气举行了三项隆重的仪式，贝汉廷忙得像走马灯似的团团转。
刚刚起床，他就亲自逐个检查船员的服装，直到满意为止。
一支整整齐齐的队伍步入船厂，人们投来了敬慕的目光。郑重的接船签字仪式开始举行。双方代表签字之后，新船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
船长带领全体船员、走向新船。
第二项仪式——命名仪式，在新船船头举行。新船命名为“香河”（“河”字号船都是集装箱船）。按照出发地习俗，人们敲开了一瓶香槟酒，白色的泡沫随酒喷涌出来，顿时响起来欢乐的笑声。
第三项仪式——升旗仪式，在新船甲板上举行。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意味着“香河”号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流动的神圣领土！
贝汉廷注视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当天下午，船长举行宴会，100多人参加。贝汉廷吃力地举着酒杯，跟各国朋友应酬交谈，向联邦德国朋友致谢。
紧接着，4月4日，贝汉廷在“香河”号上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他的一位在联邦德国工作的外甥谢海明当时在场。谢海明在一封家信中，记述了他亲眼所见：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他，这次看到他明显的衰老，体力不佳……宴会在船上举行，小舅舅（注——指贝汉廷）是东道主，他上上下下跑：从宴会菜的采购布置、接待，他真有点应接不暇。船长室在船上最高层，宴会在二楼。他上下跑一次，人就很喘。有时累得走路扶着墙。
我真为他担心……
“在西德交接船这段时间太累。这次来的新手多。人也不是一下子到齐。开始事情里外都是他一个人。临出国前远洋公司也知道了身体不好，并同意派一个年轻船长做副手。但是到最后，这位副手没有来（注——来不及办理出国护照）。所以一切事务工作都要他忙。何况这是一条新船，班子是新组建的，要订许多规章。此外，‘香河’号是我国最大、设备最新的集装箱船，可装1686只集装箱。他为货物的事也到处奔波。一开始联系到80多只。远洋公司的代表都说不容易搞到这么多。但他还继续与西欧各国联系货物，到4日我见到他时，他还在给伦敦打电话。最后落实到1270多箱，他才放心。他对工作真是极端负责……”
紧张的接船工作刚刚结束，还来不及喘一口气，更为紧张的航行任务已经摆在贝汉廷面前。
快节奏、高效率，是当今世界的特点，集装箱船正是快节奏、高效率的产儿。它把货物装在一只只规格统一的集装箱，装货、卸货的效率大为提高。装卸1万吨集装箱货物只需20个小时左右，而装卸同样的散杂货却需要5天。快装快卸当然大大提高了船舶的运输效率，但是同样也大大加重了船员们的工作担子。
“香河”号在贝船长的指挥下，一离开船厂，便以极快的节奏，穿梭于欧洲各港口，贪婪地“吞食”着货物，吃水越来越深。它的航行日程像绷紧的弦：
4月12日，抵联邦德国汉堡港，装货；
4月14日凌晨4点，离汉堡；
4月15日上午10点，抵挪威奥斯陆；
4月18日，抵英国伦敦；
4月19日，抵比利时安特卫普；
4月20日，离安特卫普……
无暇光临汉堡电视塔上高达120米的空中旋转餐厅，无心领略挪威王国首都奥斯陆的迷人风光，无意徜徉在“雾都”伦敦那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无空拜谒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青年英雄布拉多的铜像……
久久地，久久地，贝汉廷胸前挂着望远镜，伫立在驾驶台上。一站，就是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没有离开驾驶台。按照规定，进港、出港、过狭水道、过复杂海区……船长必须在驾驶台。集装箱船以飞的速度装卸，刚刚进港，便要出港，况且欧洲的港口间隔很近，紧接着又是进港，出港。狭水道、复杂海区密布。船长在快节奏的航行中，得不到喘息。“香河”，是我国以巨额外汇向联邦德购买的，贝汉廷作为一船之长，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他的病情明显地加重了。他身上的“主机”——心脏，在超负荷运转着。双脚肿胀，四脚乏力，胸闷，气喘。
政委在全船大会上明确地提出：“爱船长就是爱船。确保船长的健康就是确保船的安全。”
他还对医生说：“你在这一次航次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精心照料贝船长。”船员们爱戴自己的船长，把船中仅有的一点水果让给贝船长，每天三餐给他送去。听说贝船长爱吃牛肉线粉汤，他们特地烧了一大碗，送到驾驶台……同志们的关怀，使贝汉廷感动万分，他总不住地说“谢谢”，“谢谢”，可是谁都无法分担他肩上沉重负荷——船长的责任毕竟要由船长来承担。
他一向是条硬汉子，一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海洋。1964年，当他驾船来到亚得利亚海畔，正巧周恩来总理在那里访问。周总理接见了他。当着周总理的面，他说出这样的誓言：“一辈子也不离开船，不离开海洋！”然而，此时此刻，他已感到病入膏肓，难以支持。1985年4月20日，他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给“Dearest洁”写信（这是他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说：
“你最关心我的身体，确实和过去不能相比了，但还可以。这次回沪，我想配些药，然后到一个不太熟悉而又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主要的问题在于休息……”
据他的妻子说，破天荒，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的身体“确实和过去不能相比了”，第一次谈到了需要休息！他，刚强，顽强，倔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说出这些话的。
过了安特卫普，“香河”号开始返航了，驶入水深海阔的比斯开湾。那里本来风急浪高，这几天却风平浪静。贝汉廷终于松了一口气，走出驾驶台，打算让医生注射葡萄糖。
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他在过度的疲惫中倒下去。他，真的“到一个不太熟悉而又宁静的地方去休息”了！
拖着病体踏上征途
继续倒拨时间——2月27日。
上海静安寺附近，一幢闹中取静的公寓里。往常，贝汉廷总是在宽敞的客厅中会客，那儿有一套舒适的沙发，墙上挂着各国港口的彩色照片，墙角放着一架钢琴。然而，这一天他却躺在卧室的床上，听着两位老朋友——曾尧纲和沈百馄的规劝。
他病了，重感冒加心衰症，遵医嘱“绝对卧床休养”。然而，过几天——3月2日，他却要出国，要去接“香河”。
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医生、妻子已经一再苦苦劝阻。这天，老曾、老沈又花费3个小时，反反复复地劝阻，他们俩都是贝汉廷的老同学、老同事。
“阿贝！”曾尧纲对贝汉廷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吴淞商船学校上学时，轮机班有个同学，叫王炳华。”
“记得。”贝汉廷轻声地答道。
“他去年就死于心力衰竭！”老曾大声地警告他说，“心衰病发作起来，船上是没办法抢救的。你病得这么厉害，不能去，千万不能去！”
贝汉廷确实病重。
1984年8月24日，他到上海市胸科医院初诊，张绍昌医师就确诊他患“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狭窄伴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可是，他仍坚持出海，担任“唐河”号船长，在远航中曾8天7夜未下驾驶台。回来时，他到了家门口，久久地坐在那里，无力踏上楼梯！
妻子着急了，连忙陪他到胸科医院。
病历卡上这样记载：
“1985年1月22日，出洋两个半月归来，心悸，气短，脸色发灰，口唇发紫，有心衰症状，给予强心剂、吸氧治疗，病假半月。”
“1985年2月5日，症状虽有好转，仍需病休，予以半月假期。”
“1985年2月26日，感冒咳嗽，心率偏快，患者要求多配药物（因出国需要）。根据病情，予以半月病假。”
那天，当张医生听说患者要求多配药是为了出国接船，异常惊讶，连声说：“太冒险了！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是的，是的。他肺野於血那么明显，怎么能去接船？
是的，是的。X光片清楚地表明，他的心脏显著扩大。正常的人，心与胸的宽度比例只有50%，而他却达65%。
是的，是的。心电图、超声波扇形扫描，都查出他心力衰竭严重。
张大夫找贝船长的妻子单独谈话，明明白白地向她指出：“如果这一次让他出海去，会死亡的——有去无回！”
张大夫还用上海话重复了这一意思：“如果让伊去，那就‘扑啦塌’！”
张大夫要朱佛容立即把贝船长的病情向上海远洋运输公司领导反映，不能派他去接船。张大夫说：“我是医生，我要对病人负责。”
当张大夫在劝阻贝汉廷出国时，贝汉廷首先考虑的是工作：“出国护照早就办好了，换人很麻烦。集装箱运输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摸索经验，收集资料……”
张绍昌是一位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医师。他见劝阻无效，不得已，又向他提出一条又一条建议：
“出国时，要配备随身医生。要按时服药。坐飞机时，稍有不适，应马上呼吸氧气——飞机上有专门的供氧管。”
“你到了联邦德国，工作不能太累。要注意休息。办完接船手续，就坐飞机回国。千万不能驾船回来——你无法胜任长时间颠簸！”
细心的张医生给除了给贝汉廷开足了7种药之外，还特地把他的病症译成英文，写成一张纸条上，叮嘱道：在国外，如有不适，马上送医院，拿出这张条子。外国医生一看，就知道你患什么病，可以免检查手续，马上对症下药，采取措施……
大夫劝，妻子拦，老朋友们苦口婆心，无济于事，贝汉廷还是要走。就在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通知贝汉廷前往北京。妻子想，这下子贝汉廷不会去联邦德国接船了。无奈接船人员的名单在几个月前就已确定，任务是那样的紧迫、重要，心中唯有海洋、唯有船的贝汉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出席大会，却迈着肿胀的双脚，踏上远航的征途……
噩耗传来，曾尧纲挥泪写下这样的信，从北京寄给朱佛容：
“当听到阿贝的不幸消息，我简直不相信。太悲痛了！太可惜了……最感遗憾的是上次在你们家里，没有劝阻住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接船。旅途的遥远，接船的劳累，海上的艰辛，虽身体很好的人也疲于应付，何况由于长期辛劳而致的心衰者呢……”
人固有一死。但贝汉廷之死，格外令人揪心！
他才59岁，正处于壮年，本来离人生的终点还远着呢。
他是一位既精通航海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人才难得。他的死是中国航海界的巨大损失。
从北京，从天津，从青岛，从广州，从上海……唁电唁函纷至沓来。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在山东羁旅时获悉不幸的消息，悲痛万分，一夜未合眼。交通部前部长彭前清热泪夺眶而出。交通部外事局长董华民满怀深情，把“汉廷同志的照片，从像册内取出，挂在墙上，以慰哀思”。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为失去如此优秀的老船长而痛心。受过贝汉廷亲自培养的年轻船长甄永祥，马上和爱人一起从杭州赶往上海吊唁恩师……
贝汉廷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Captain贝”闻名于各国港口。国际友人的唁电也如雪片般飞来。
人们哀思萦绕，怀念着不幸早逝的阿贝，追忆着亡友闪光的足迹……
“好厉害的船长”
往事历历在目，尽管阿贝已成故人，但是人们的心犹如一台台录像机，仍记录着他昔日的音容笑貌、人生历程。
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锣鼓、满街的秧歌，宣告上海的新生。就在这时，24岁的贝汉廷面临严峻的考验。他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系念了3年，毕业了。可是，黄浦江上的千轮万船被解放战争的枪炮声吓跑。驾驶系的学生无船可驾，纷纷自谋生路。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学校，办起了政治学习班。贝汉廷参加了学习。7月底，当学习班结束时，贝汉廷接到通知——他被就派往东北工作！
贝汉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一家——父母、一个哥哥和六个姐姐，都在上海。尽管故土难离，贝汉廷经过学习，毕竟已经懂得服从组织分配是必须恪守的原则，他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沈阳，他听到了东北财经会的负责同志李富春、叶季壮的报告，被分配到营口港的“安海5号”上当实习生。
“安海5号”是条什么的船只？一条木壳机帆船，才200吨！天哪，整条船上，唯有一只陈旧不堪的磁罗经。
阿贝和沈百锟一起，在这条小小的破船上工作。两人同住在船头的小舱里，睡觉时连脚都伸不直。
这就是贝汉廷航海生涯的起点，凭着那只磁罗经，他居然驾船走天津，过烟台，跑青岛哩。
阿贝是大海的儿子。风里来，雨里去，他的生命是蓝色的。“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哦，他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以搏风斗浪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不断提高，新中国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阿贝的工作频繁地调动着，时而在广州的华面海运局，时而在上海海运局，中捷海运公司，时而又调往广州远洋公司……每一次调动，他总是“军令如山倒”，说调就调，说走就走。调来调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从这条船调到那条船，他的一双脚始终站立在驾驶台上。
朝朝夕夕，与大海相处。他用自己的笔，端端正正，记下航海的点点滴滴的心得。他对航海业务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每一次上船，他总是带着一摞书。他攻天文，钻水文，学气象；他深知远洋船长是国家的友谊使节，是友谊之桥。他上中学时就刻苦学习英语，入商船学校又选修法语。在海上，他收听外语广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他的英语非常流利。
他还自学西班牙语。
从1959年起，他致力于祖国的远洋运输事业，1962年起，开始担任船长。他驾驶过“友谊”、“友好”、“九江”……
1961年5月，蕉叶婆娑的缅甸首府仰光，沉浸在中缅“胞波”友谊的热浪中。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第一条国产远洋货船“和平”号，徐徐驶入仰光港。当时，贝汉廷是这条船上的大副。码头上，万头攒动，人们挥舞着彩旗，举行隆重的中缅首航典礼。
一位双目失明的华侨老太太，登上小艇，让小艇慢慢绕“和平”号一周，她用双手摸了一圈。她的脸上，浮现欢乐的笑容，泪水扑簌簌的落下。她说：“祖国能够造出这么大的船，我真高兴！”
一位老华侨久久地、久久地在站立在“和平”号甲板上，不肯离开。他说：“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浮动领土。让我在祖国的领土上多站一会儿！”老华侨的话，使贝汉廷深为感动。
1964年，“和平”号首航非洲。那时候，坦桑尼亚分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国家。当“和平”号抵达首府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坦噶尼喀的总统、副总统和桑给巴尔总统一起登上“科平”号。咔嚓，三位总统和中国船长贝汉廷合影于甲板，顿时成为当地报纸的一段友谊佳话。
不久，“Captain贝”的大名，轰动了印度洋里的岛国斯里兰卡。
那时，贝汉廷担任了“友谊”号船长，却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遇上了不愉快的事件。
肇事者是一名斯里兰卡的码头工人。他满脸通红，喷着酒气，脚步踉跄，在码头上遇见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国海员。他居然伸手摸摸中国海员的头，然后打了两记耳光。
那位海员正是“友谊”号的三副。
大副见醉汉侮辱三副，当即把此人抓住，在“友谊”号上升起报警的旗帜。
斯里兰卡的警察来了，抓走了肇事者。
不料，有人借此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码头工人开始罢工，不给中国轮船卸货。
贝汉廷面临棘手的局面。他批评大副升起报警旗帜前。没有及时向他报告。但是，无人卸货，耽误了船期。怎么办？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给中国人民和斯里兰卡人民的友谊投下了阴影。
开庭了。当着肇事者，当着众多的码头工人，贝汉廷用流畅的英语发言。他说：“殴打中国海员，这是错误的。作为中国船长，我必须严正地指出。但是，考虑到肇事者喝醉了酒，并不是有意要打中国海员，因此我建议撤销原诉，不要处罚他！”
人们满以为贝汉廷会发表了通严厉谴责肇事者的话，万万料想不到，他竟要求撤销原诉！
那位肇事者，当场流下了热泪。
斯里兰卡的码头工人们激动地鼓掌。
误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冰释了！
码头工人立即复工，高高兴兴为中国轮船卸货、装货。
当地报纸用醒目地位报道了这件事。哦，“友谊”号，名不虚传——为了寻求友谊而来！
紧接着，法国人在一场尖锐的谈判中，也认识了中国的“Captain贝”。
那是在中法建交后的翌年——1965年。中国向法国订购了万吨远洋货轮“九江”号。贝汉廷担任了新船的船长。他跟法国船厂代表进行谈判，要求赔偿损失。法国方面支支吾吾，遮遮掩掩，企图敷衍了事，不承担责任。
他们没有料到贝汉廷不仅精熟英语，而且深谙法语。贝汉廷从法文的条令中找到依据，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要求法国资本家赔偿损失。他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法国船厂代表不得不承认自己以次充好，只得向中国方面赔偿150万法郎。
当贝汉廷离开了谈判桌，法国代表这才意识到，他们的谈判对手，是一位“很厉害的船长”！
是的，是的，作为船长，光是懂得驾驶技术，懂得天文、水文、气象、外语，还远远不够。
优秀的船长，必须具备政治头脑，外交才干，社交能力，而且要精通“生意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贝汉廷“厉害”，就在于他不仅是出色的船长，而且是精明的企业家、能干的外交家、忠诚的爱国者。
“出口转内销”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飘流四方。
大海呀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贝汉廷时刻谛听着大海的呼唤。尽管他爱上了他同班同学朱佛恬的妹妹朱佛容，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和和美美的小家庭，可是他的心在船上。如同朱佛容所说：“有一次，我当着他的面说：‘你呀，第一是船，第二才是我。’他没有吱声，朝我笑笑。”
没年没节。一次远航接着一次远航。那时候船速不快，“和平”号跑一趟亚洲，就得4个月！
朱佛容生了3个孩子，没有一次分娩时他在家！
不过，他也有一点值得“表扬”：他勤于给妻子写信，每到一个港口总是往家寄封信，信总是很长很长，给他“Dearest洁”写上许许多多宽慰的话……
万里远航，风和日丽当然舒心，但是风暴雨猛、恶浪排空的日子也在所难免。看，“文革”狂飙，把贝汉廷刮下了驾驶台。
如果要出版《新编笑林》的话，请勿忘记收入以下一则真实的笑话：
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一场武斗。据说，没隔多久，香港报纸刊登了武斗照片。
这还了得！
查！
“红卫兵”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在学校时查起谁有“海外关系”来了。
当时正在那里任教的朱佛容，尽管没有参加任何“派”，也被列入“可疑名单”——因为她的丈夫在远洋海轮上工作，“海外关系”多得很哪！
“红卫兵”来到广州远洋公司“外调”。公司的“造反派”正在找岔整贝汉廷这样的“臭老九”。虽然当时贝汉廷在远航阿尔巴尼亚途中，那“武斗照片”跟他毫不相干，可是当他一回到广州，马上被送进“学习班”。就这样，他被撵下了驾驶台。
仅仅凭一个莫须有的，就可以整人、撤职。何况后来经调查，香港报纸并未登过“武斗照片”，只不过“据说”、“听说”而已。那样荒唐无稽的“外调材料”，居然还塞进贝汉廷的档案袋。
贝汉廷历史清清白白，做事向来勤勤恳恳，没有什么可以受人以柄。但是，他竟然也受到了大批判。有人煞有介事地“揭发”，贝汉廷家中有两架钢琴，“修”透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贝汉廷蒙受不白之冤，从广州远洋公司“清理”出去，调到上海航道局的一个小小挖泥船上当三副，他的工资从每月438元降为260元。有人奚落他说：“哼，‘出口转内销’啦！”
像大鹏折翅，贝汉廷心中无限痛楚。
那是一条闲船，分配给他的是一份闲差使。生活很“实惠”：上午九点钟去报个到，混顿中饭，睡个午觉，洗上澡，下午3点就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结婚那么多年，难得会有这样跟妻子朝夕相处的日子。可是，他一回家，却把双手按在墙上那幅远洋巨轮的画框上，眼里盈着泪水，喃喃地重复说道：“为什么把我赶下来？为什么把我赶下来？”
他的手颤抖着，他的身体颤抖着，他的声音颤抖着……
在挖泥船上，他被人看成是“处理品”、“政治上不可靠”，处处遭人白眼，甚至提防他进行“破坏”。
在那几年之中，他接连搬家：
本来，他家住在上海人民路。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远洋船长，回家住不了几天就走。如今，每天在那儿进进出出，种种猜测就传开了：“准是在国外犯了错误，被‘踢’回来啦！”“也许是投机倒把，给抓住了！”“说不定是‘里通外国’！”在那种“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提得“高高”的、“大批判”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年月，在里弄里，就连贝汉廷的孩子也受到歧视。
搬！贝汉廷咽不下这口气，全家搬到上海福建路去。这下子，邻居们都是陌生面孔，行了吧？
没想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在里弄小组会上，有人告诫众街坊：“刚搬进的那家，男人犯了错误，从国外弄回来的！”
这下子，邻居们冷漠的眼光又“死盯”在贝家。
再搬！这一回，搬到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一幢楼房里，他一回家就把房门紧紧关上。他苦闷到了极点！
那年月，他最想而又最怕去的地方，便是上海外滩。在那里，一艘远洋巨轮激起他鹏程里的宏愿，却又勾起他郁郁不得志的无限辛酸……
那年月，“出口转销”的不光是他。他的许多老同学、老同事，都被种种借口“扫”出了远洋船长。“臭老九”们滚蛋，“工农兵”取而代之。然而，远洋航行毕竟不是闹着玩儿的，没有高深的学问毕竟无法驾驶万吨巨轮。海上事故接连不断，直线上升。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总理发话了：“如果我们开创远洋事业的骨干都修了，远洋事业的大好形势从哪里来呢？”
终于，老将升帐，老船长重新坐到驾驶台上。贝汉廷归队了。
首航美国
面对浩淼无涯的太平洋，号称美国“远东门户”的西雅图港，今天显得不同寻常：
天气是那样晴朗，远处灵尼雪山银装素裹，格外妩媚。一碧万顷的海湾闪射着细碎的粼粼波光。绿树掩映的楼宇丛中，挂起了用英文、中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横幅。在唐人街的“中国武术馆”和“浩然亭”前，华侨们正在聚集，准备结队前往码头。
西雅图是大名鼎鼎的波音飞机公司总部所在地，飞机在这儿像鞋子一样不足为奇。然而，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却引起新闻记者们的普遍注意。飞机上坐着西雅图代理、海关、海岸防卫队、移民局等单位的9位工作人员，飞往附近的安琪尔港，降落在一艘正朝着西雅图前进的中国远洋巨轮上。他们在途中为中国轮船办好进港手续，这在西雅图港是破例的。他们给这艘中国船以崇高的礼遇。
那是1979年4月18日。中美航道的坚冰消融了。中国远洋货轮“柳林海”号首航美国。船长，便是贝汉廷。
两个多月前，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曾来到这里，引起了轰动。
一个月前——3月18日，美国远洋货轮“利·莱克斯”号首航中国，到达上海。
如今，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货轮，首次出现在美国海港，成为西雅图市的荣幸。
“柳林海”号进港之际，盛况空前：西雅图港的“唐·米哈”号在前面开路导航，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艇在两旁护航，“杰克·兰东”号则打开船上的十几条高压喷水枪，那银白色的水柱喷向碧空，化成无数晶莹的水珠飘落在海面。几架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表示欢迎。如此前呼后拥，充分表露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海上使者的无限热忱。
“柳林海”号徐徐靠近第91号码头，早已拥立在那里的人们挥舞着花束、彩带。美国海军第13区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歌。
码头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了。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中国交通部长彭德清都出席了仪式。
作为首航船长，贝汉廷潇洒地步上主席台，用纯熟的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富有诗意的讲话。
一位美国记者幽默地问中国官员：“你们派来的，到底是船长还是外交部长？”
早在“柳林海”号到来之前，美国报纸就刊登了这位“Captain贝”的照片和简历，称他是“中国最有声望的船长”。然而，记者们只知道他技术高明，没想到他如此才华横溢。
“柳林海”号在西雅图逗留的日子，中美友谊的热流在那里澎湃。鸡尾酒会，记者采访，华侨参观，访问波音飞机工厂，为群众签名留念……
一位姓周的华侨，紧握着贝船长的手，真诚地说：“‘柳林海’号到美国来了，我们不但见到了亲人，而且看到了祖国的强盛，我们衷心喜悦，腰杆子也硬了。我是美国政府的公务人员。自从邓副总理访问了西雅图，在办公室里美国同事对我刮目相待，而你们‘柳林海’号来到后，这几天我到办公室中看到的笑脸比过去更多了。”他的话语那么质朴，而其中的含义又多么深远。
然而，一帆风顺，在航行中毕竟是少有的。在西雅图，贝汉廷也遇到了不快。
“柳林海”号原定4月23日下午返航回国，各报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出乎意外，眼看已经到了4月25日，“柳林海”号还无法启锚。
为什么呢？原来，“柳林海”号要在西雅图装上36000吨玉米，运回中国。这些玉米是向C公司购买的，经理J先生说每天可装9600吨，而实际上每天只装6000吨。他延误了时间。“柳林海”号多停留一天，光是码头费就得多付2000美金。
贝汉廷心中焦急。美国朋友告诉他：“C公司美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商，也是最难协作的单位，尾巴翘得高高的，谁也对他没办法。在美国，就连总统和政府对他也奈何不得！”如此说来，在C公司面前，就得由他摆布？！
“柳林海”号首航美国，举世关注。一再延误返航日期，势必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怎样才能扭转这不利的局面呢？
正巧，在4月25日傍晚，当地电视台记者上船采访，贝船长毫不迟疑，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如下谈话：“柳林海号这次来西雅图，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我们对政府、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各级领导和人民表示感谢。在装货工作中，港口、代理、装卸公司，当然还有货主，都大力支持我们，我们表示感谢。但是，实际上装货工作没有按照预先告知我们的计划进行，延误了我船离港的日期。已经过去了的事就算了。明天能不能努力一下，把剩下的货物都装上？我相信经理J先生会作出恰当的安排，履行诺言……”
贝汉廷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利、有节，既点了J先生的名，又给他留了面子。他的话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他不卑不亢，柔中有刚，却又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当晚，电视台就播出了中国船长贝汉廷的讲话。
J先生看了电视，不再“尾巴翘得高高的”了。中国船长的话，毕竟很有分量。
第二天，美联社记者走访了J先生。J对他说：“‘柳林海’号今天可以开航了。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贝船长在电视中又客气又点名，弄得我很尴尬。连我的妻子也说，应该把‘柳林海’号早日装好。因此，我今天提前上班，亲自指挥。装好货以后，我还准备去拜访贝船长，问他是否满意？”
J先生真的在当天把货装完。平常，他十分高傲，几乎不上客户的船。这一回破例，他登上“柳林海”号，亲自拜访贝船长。
他们俩见面时的谈话，富有戏剧性。
J先生一坐下来，便对延误船期的原因，作了一番解释。
贝船长坦然地说：“我很理解你们延误的原因。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完成，但是你今天是做了很大的努力，谢谢你！我相信，下次我们到贵港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装得更快。”
J先生耸了耸肩膀，苦笑道：“但愿我们下一次在宴会上见面，可别在电视上见面。”
贝船长机敏地接过他的话，大笑道：“干吗不在电视上见？下一次，可以把我们的宴会上干杯的镜头拍下来，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嘛！”
他们俩相视而笑。美联社记者刚巧在场，记下他们这间幽默的对话。
谁说西方人才懂得幽默？我们贝船长在诙谐中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智、敏捷，又有原则又有灵活！
当“柳林海”号驶离西雅图的时候，在码头上送行的人群中，贝汉廷望见J先生在那里朝他挥手告别。
哦，“柳林海”号虽然渐渐远去，消逝在水天一线的远方，但是“Captain贝”的鲜明形象，却清晰地留在美国朋友的脑海之中。
“Captain贝”=精明
地球，严格点讲，应该叫“水球”。地球表面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才是陆地。贝汉廷驾驶着“柳林海”号首航英国，花了两个多月在太平洋上“散步”，踱了个来回。
1980年3月，他又踏上了“汉川”号驾驶台，穿过印度洋、地中海，徜徉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
欧洲航线，贝汉廷跑过多次。1987年4月，他曾驾驶“汉川”号来到联邦德国汉堡。一船装了一船半货，满装满载而归，震惊了那里。汉堡的一位引水员用这样的口吻形容中国“汉川”号：“只有货，船看不见了，甲板也失踪了！”
这一回，贝汉廷又让“汉川”吃饱撑足，甲板又一次“失踪”了！
“汉川”号出航，路过马来西亚的槟城港。贝汉廷顺手牵羊似的，从那里“捎带”了780立方米的木材运往欧洲，一下子就为国家增收了8万多元运费。宽敞的甲板就被高高堆放的木材“淹没”了。不过，唯有右舷，留出一条半米多宽的通道。
哦，那是富有经验的贝船长关照的。他说：“伦敦港常常是右舷靠码头，而那里的工人如果发现甲板上的货物没有留下通道，会罢工的！”
果真，由于事先留下了通道，尽管甲板上的木料层层叠叠，在伦敦还是很顺利地卸走了。
英国的码头工人惊叹：“中国的货船怎么连甲板上也‘寸土必争’？”
伦敦卸货顺顺利利，而在荷兰鹿特丹装货却遇到了麻烦。“汉川”号的第四舱在那里装化工品，装是装了，装完之后，工头来找贝船长，要加收“困难作业费”。
于是，一场有趣的谈判，在船长室里进行着。
贝船长给荷兰工头敬上一支中国烟。然后，坐了下来，他向来是不抽烟的。
贝船长客客气气地问：“为什么要收‘困难作业费’？”
工头猛吸了一口烟，答道：“那是因为贵船的四号舱又小又矮又深，铲车不能走。按照我们这儿的惯例，要收‘困难作业费’。”
贝船长又问：“你们在我船其他舱装货时，加收‘困难作业费’吗？”
工头连连摇头：“不收，不收。”
这时，贝船长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先生，你说本船四号舱小，其实它有601立方米，而本船最小的舱只有575立方米。你们在本船最小的舱里作业，不收‘困难作业费’。四号舱比它大，怎么反而要收‘困难作业费’呢？这恐怕不符合逻辑吧。至于您说本船四号舱矮，您知道舱高究竟多少？”
工头答不上来。
贝船长很熟练地答道：“四号舱高2米6.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用尺量一量。先生，据我观察，您手下的装卸工人，身高没有超过2米的。”
工头点了点头。
贝船长风趣的说：“身高不到2米的工人，在2米6高的舱里工作，不会算是‘困难’的吧？”
工头忍俊不禁，笑了。
“至于舱深——舱的纵身长，四号舱比本船有的舱要浅，操作是方便的。我们不但不应该付‘困难作业费’，反而应该向你们索取‘方便作业费’哩！”贝船长的反话，惹得工头哈哈大笑。
笑罢，贝船长又进一步指出：“在四号舱里，完全可以走一吨半的铲车。不仅过去在别的港口用过铲车，这一次在贵港。您们在四号舱里同样也使用了铲车。我亲眼看见的。您刚才说那里铲车不能走，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船长的话，句句在理。荷兰工头哑口无言。他想不到，面前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国船长，竟是如此精明！他不得不答应，免收“困难作业费”。
就在荷兰工头站起来告辞之际，贝船长又给工头敬了一支烟。贝船长说：“中国‘川’字号货轮的结构是一样的。今后，凡是中国‘川’字号货轮来此装卸货，也请多多关照，一律不收‘困难作业费’。”
荷半工头又猛吸了一口烟，点了点头。
在鹿特丹，“汉川”号一口气“吃”进了12500吨货物。装罢，贝汉廷跑遍各货舱，发觉还有空余的舱位，又加装了50吨。装罢，贝汉廷细细计算，认为还可以再装200吨。
贝汉廷连夜跟港方联系。很遗憾，鹿特丹已经没有小宗运往中国的货物了，最少的一票货也有435吨，装上去就超重了。
对于货轮来说，多装货就是多为国家赚取外汇。贝汉廷为那空余的舱位感到惋惜。
忽然，他灵机一动，如果少装100多吨淡水，就能把那400多吨货装上！当然，少装淡水，船员们的生活要艰苦点。贝汉廷跟全船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赞成船长的主意。
就这样，400多吨货上船了，创造了“汉川”号开航以来装货的最高纪录。
那位荷兰工头跟别人谈论起“Captain贝”的时候，翘起了大拇指说：“精明的船长！”
他像鱼儿离不开大海
一次又一次远航，一次又一次摸索着多装快运的规律。越装越多，越运越快。
1979年3月，他终于实现了20多年的夙愿——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
同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81年，他再度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
这年6月4日，他驾驶“汉川”号远航归来，刚回家，就拉着妻子的手，要她到北京路外滩去。
哦，“汉川”号停泊在那里，就连甲板上了堆满了货物。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成绩，可是他在妻子面前却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轻声告诉妻子：“这一趟，装得比任何一趟都多！”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久别的妻子的最大慰藉。
他要忙着卸货。妻子先回家了。
左等，右等，直到暮霭降临，仍不见阿贝归来。
突然，公司派人来通知，说贝汉廷不省人事，正在长征医院抢救。
妻子踉踉跄跄赶去，见到阿贝，跟上午判若两人：他的头部缠着雪白的绷带，双目紧闭，处于昏迷之中。
原来，他下船回家时发生车祸，被摔成脑震荡，失去了知觉……
动了脑外科手术，经过日夜护理，贝汉廷总算脱险了。
他清醒后的头一句话，便是：“船上的货卸了吗？快把大副叫来……”
他是一个不大生病的人。严冬，别人穿风雪大衣，他只穿一身“的卡”中山装，里面不过穿一件维棉衬衫而已。然而，严重的脑震荡，年岁也毕竟不饶人，迫使他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每天看着太阳从这扇窗户里升起，从那扇窗户里落下。天花板上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清闲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离开了船，离开了海，他就像鱼儿离开了水。
考虑到他的身体，考虑到他的年龄，领导上曾打算另行安排他的工作，让他从海上转到陆上：
领导上拟议，调他担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凭他的资历，凭他的学识和组织才能，他完全可以胜任。可是他再三再四地请求，还是让他回到海上吧。
领导上也曾考虑让他担任我国驻联合国“海协”的代表。“海协”——IMCO，即“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贝汉廷富有海运经验和外事工作经验，是很合适的“海协”代表人选。有关同志还在私下跟他打招呼，他可以带夫人到国外长驻“海协”。这样的“美差”，他又婉谢了。
他一再重复他1964年对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一辈子不离开船，不离开海洋！”
他说：“我如果上了年纪，实在干不动了，我会退下来。我唯一的心愿，是把我几十年的海上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留给祖国。尤其是集装箱运输，我已经收集了许多资料，我要写书……”
他的言语非常质朴，没有留下多少“闪光的语言”。他是一位实干家。他毕生的“航迹”，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他终于走出了病房。他又走上了驾驶台。
先是“适应性运动”，他跑近航去日本。7天一个来回。7天又一个来回。
他笑了。他逢人就说：“你们看，我不是蛮好的？我照样能够开船！”
跑了一段近航，他又开始远航。上了“辽河”，上了“唐河”，又上了“香河”。
远航毕竟不同于近航。远航犹如马拉松长跑，长时间地消耗着人的体力，何况他驾驶的又都是快装快卸快节奏的集装箱船。年近六旬的贝汉廷，在远航中已经明显地体力不支了……
他终于心力交瘁，倒下去了！
他为祖国的航运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的航行中倒下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来形容贝汉廷的献身精神，是最恰当不过的。
愿悲剧不再重演
贝汉廷的死，使人们不由得记起了在1982年6月15日痛逝的蒋筑英。
蒋筑英因过度劳累，在出差途中发病，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之死，曾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在痛惜之余，再三呼吁：
要百倍珍惜活着的蒋筑英，要百倍爱惜我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长期“超负荷”运转着的精英骨干们。
不料，如今悲剧重演——我国优秀的远洋船长贝汉廷，重蹈蒋筑英的覆辙。
其实，蒋筑英在出差前，只觉得“身体不好”，还没有意识到重病缠身。贝汉廷则不然。张绍昌医师不仅已查明了他的重病，而且已经明确指出：“如果这一次让他出去，会死亡的——有去无回！”上海远洋医院以及贝汉廷家属曾在贝汉廷出国之前，把他严重的病情向有关领导反映。可是，如此醒目地闪耀着的红灯，并没有引起有关领导足够的重视。领导上更为重视的是船——“香河”号是我国最大的集装箱船，必须派最有经验的船长去，因能确保安全。他们忽视了船长本身的安全！
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讲，轮船属于“硬件”，船长则属于“软件”。硬件有形，看得见、摸得着。如果“香河”号有个三长两短，有关领导马上采取措施。然而，软件——知识、经验、才能，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视。其实，贝汉廷的去世，比“香河”号的代价更大！船有价，再大再新的船，都可以花钱买，但是，人才无价。“Captain贝”是中国航海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早逝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他计划要写的一大批航海著作，都随着他的去世而化为泡影！人们只是记得，1980年“汉川”轮上，在3个多月的远航中，贝汉廷给两位年轻的实习船长讲课，从远洋业务、避磁、防台、海上救助，一直讲到世界各港口概况，3个多月内上课60次，每次两小时以上，内容丰富，常常闪烁着他独特的真知灼见的光芒。可惜，听课者只有两个人！
他在1982年也曾赴青岛远洋船员学院作过“远洋船员的素质”专题讲座。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他提出了远洋船员要重视培养“应变”能力，以应付复杂多变的海上环境。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可惜，没有变成专著留下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82年5月3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劳动模范“劳动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工作负担过重……上海市黄浦区19位劳模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最长的达14小时，其中有4位劳模全年无一天休息。由于工作过分劳累，致使一部分先进模范人物的体质下降，甚至长期患病……”全国劳模贝汉廷的情况，不正是这样？
贝汉廷的病逝，使我记起了列宁对杰出人才的关心。列宁把优秀干部称为“公家的财产”、“国家财产”。列宁发觉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也维奇·瞿鲁巴带病工作，在开会时脸色灰白、满头大汗，却瞒着列宁，说自己没病。列宁立即写了一张字条给他，批评道：“您这样的对待公家财产的态度是全然不行的。”“白白消耗衰弱的身体实在不可原谅。应该改正才好。”列宁明确写道：勒令：“养病3个星期！”
列宁爱护“公家财产”的精神，感人肺腑！
贝汉廷是无私的。他在去世前几天，曾在“香河”号上通过人造卫星给交通部部长钱永昌打过电话。在汇报工作之后，他叮咛道：“老钱，你的工作担子那么重，身体又不好，千万保重！保重！”他的心中唯有别人，却没有自己！
贝汉廷的病逝，不是唯一的。远的不说，就在他死后不到半个月，5月8日，一位年仅46岁的远洋船长王松臣又病逝了。王船长是在船过澳大利亚时发病的，肝区剧痛，当即电告有关领导。领导要他坚持到苏伊士运河，在那里由另一位船长接替他。王船长忍痛在驾驶台上拼博的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进入苏伊士运河时倒下去了。他浑身发黄，连坐飞机回国的气力都没有了！飞机经过巴基斯坦，医生给他输血，这才使他支撑着病体回到北京。急送北京医院，诊断为晚期肝癌。在他垂危之际，医生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是说：“我出院后，让我休息几天再上船！”他，一次远航紧接一次远航，没有喘息的时间，他最大的奢望只不过“让我休息几天再上船”而已。就在他讲完这句话不久，年轻的王船长合上了他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死者无法重生。贝汉廷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香河”号，而从西班牙运回来的只是他的一撮冷灰！他的病逝，再一次像蒋筑英、罗健夫、陈安乐之死那样提醒人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特别是要珍爱那些奋不顾身、负荷过重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