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诤友
非常遗憾，由于历史的误会，他“帮助救火”，不仅被说成是“趁火打劫”，而且还成了“纵火犯”……
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
1957年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醒目的地位，刊载了张春桥的化名“常孰”的文章《质问彭文应》，那口气咄咄逼人：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许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提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
张春桥以一副“左派”面目，对彭文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质问。张春桥对这篇《质问彭文应》颇为得意，在1958年收入《今朝集》一书，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算是为自己的“反右”丰功记上一笔。
彭文应有“名声”，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传遍全国——他成了“大右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仅以《解放日报》为例，除了张春桥的《质问》之外，还有：
1957年6月19日，《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
6月22日，《彭文应反党原形进一步暴露》；
6月30日，《反党好汉彭文应》；
7月5日，《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
7月13日，《简评彭文应的大进军》；
7月14日，《彭文在浙江南道上说了些什么》；
7月21日，《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
……短短的三个月内，《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近20篇“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彭文应到底有哪些“严重反党言行”？放了哪些“火”？
他，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耿直爽快，常喜欢用一口浓重的江西话即席发表演讲，是即是，非即非，不掩饰，不违心。他的话多，文章多，如同“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他，一点也没学会张春桥的拐弯抹角、阴阳怪调，他的话总是如同“巷子里找木头——直来直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或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就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本主义民主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很可以加以吸收。”（1956年12月，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只有民主！”（1957年5月，视察时的发言）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不提‘矛盾世界’，只提些‘太平世界’。”（1957年5月1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1956年12月，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1957年视察工作时的讲话）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苏共二十大后的一次发言）
“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有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才灵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80斤的人，不要他挑50斤，也不要他挑100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1957年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小组发言）
……
还可以列举许多他的话，因为1957年8月2日所印的《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分编为八大类，内容非常“丰富”。
汤恩伯密令立即逮捕他
暂且离开1957年那“反右”风云，倒拨到1949年5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逼上海，大军压境。司令员陈毅半个身子俯在上海地图上，正在思索着攻取上海的最佳方案。
黎明前，最黑暗。
夜幕中，位于上海闹市——淮海中路和马当路交岔口的申江医院，闯进一群不速之客。医院院长刘之纲正要发问，便被那群便衣警察逮捕了，险遭活埋。新中国成立后刘之纲曾任江西省卫生厅厅长。
就在警察们上楼搜查病房之际，一个黑影跑出窗口，爬上屋顶悄然匍匐着。
他身在病房，其实没病，是个避风头的“假病号”。
此人便是彭文应，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名列黑名单之中——因为自1947年10月27日起，民主同盟已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1949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身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的史良和丈夫陆殿东一起，躲入亲友家，而彭文应则匿入“江西老乡”刘之纲开设的医院。
警察在病房中，查到了彭文应的那张床。一摸，被窝还是温热的。在床头柜里搜出一个公文皮包，内有彭文应印鉴和两万美金存折，当即没收。
警察们东寻西找，不知彭文应去向。折腾了一夜。
天色微明，眼看屋顶上无法栖身，彭文应这才悄悄爬入隔壁的一家时装店，在店主的帮助下，穿上长袍，化装逃离险境。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便衣警察们满肚子的气，闯入上海虹口宝发路25弄5号彭宅，抓走了彭文应妻子邓世瑢的三姨和司机。当时，邓世瑢刚生下最小的女儿，在月子里受了惊吓，埋下病根。彭文应那辆黑色的小轿车，也被国民党警察掠走，从此不知去向。
三姨邓世琳，不久前回忆了好些被捕后受到的非人凌辱：
1949年5月10日，有十几个特务来抓文应，世瑢刚生小孩，在坐月子，我管事，特务们就把我和小汽车的司机带走。
晚上11点，他们用吉普车把我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马上审问我：‘彭文应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有谁到过你们家？’我一个也没有讲。
他们见我不讲，先好言相劝：‘你有孩子，老老实实讲，会放你的。’我不讲。他们把我拖到受刑室，里面有老虎凳、电椅，问我：‘你看见了吗？人不交代就要枪毙！’
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他们见我不招，就上刑。把我衣服全剥光，绑起来，用皮鞭抽。一边抽，一边问：‘人有几个同党？叫什么名字？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
我不招。后来，穿上衣服，又上刑：每只手夹四颗子弹，夹在手指之间，然后用布绑紧，揪心地疼痛。我痛晕过去了。十个手指肿得好大（出来后，手指抖了几个月，年年关节发痛）。我还是不招。
特务说：‘今天你不讲，明天再提审！’那时候，已是半夜三、四点钟。
他们把我的戒指、裤带都收去了，生怕我自杀。
我被送入一间牢房，里面关了26个人，只我一个是女的，睡在木板上。
同牢的人，有的被灌过辣椒水，烧过香烟头。他们知道我没有招，就对我说：‘明天你也不要招。你一个也不能讲，讲一个就会抓十个。’
我关在里面，听说有十几个人被装在麻袋里活埋，其中有黄炎培的儿子黄兢武，也是民盟的。
我每天哭，不吃饭，又生病，眼看再关下去就会死在里面。总算找了两个保人，保我出来看病。这两个人认识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队长。
特务对我说：‘保你出来，不是放你，是让看病。两个星期以后，还要再关进去！’
“我运气好，就在我出来以后没几天，上海解放了……”
三姨受彭文应牵连，在狱中吃尽苦头。倘若彭文应被捕，他的命运会与黄兢武一样，被国民党特务暗害。倘若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不坐月子，也会被捕、坐牢，死活难料。
那天彭文应从申江医院逃出，真是虎口余生。
彭文应走投无路。虽说他在上海交际甚广，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是他江西同乡、清华同学，孙大雨也是他清华老友，但这些社会关系是国民党警察局早已掌握的，无法落脚。
他忽然记起了荣毅仁的姐夫杨通谊。此人是上海广勤纺织公司常务董事，工商界人士，不大引人注意。1948年初，经他的安排、联系他和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民盟负责人曾以祭奠杨父的名义，在杨通谊家开过一次秘密会议。此刻，在他危难之际，想必杨通谊会伸出援助之手。
果真，杨通谊腾出书房，给彭文应落脚。
杨家来往客人，终究杂而多。住了两夜之后，杨通谊把彭文应送入隔壁外甥女家匿居。
上海郊区已经响起了枪声。人民解放军挥戈东进，铁钳似的把上海城紧紧围住。虽说国民党电台还在吹嘘“大上海防务固若金汤”，谁都明白那只是危如累卵的掩饰之词。
城内，国民党警察再度进行大搜捕。
彭文应隐居一家银行堆存文件的阁楼里，神不知，鬼不晓。然而，他还时时化装外出，为迎接上海解放而奔走……
终于，在5月27日，带着胜利微笑、穿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踏进大上海。陈毅司令那宏亮的声音，在上海瑞金路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三井花园里响起。
彭文应在街头举着小红旗，跟大家一起欢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他终于跟妻子、六个孩子团聚。他的心中，对新中国充满了真诚的希望……
他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
他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
这位乡情深厚的“江西老表”，还兼任了上海江西中学校长。
1951年，他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中朝人民并肩战斗，居然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因为他是一个曾在美国度过七年留学生活的人，面对着被击落在地、冒着浓烟、漆着US的飞机残骸，那种兴奋、喜悦之情，发自内心深处。
他从朝鲜场回来，逢人便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
直言贾祸，妻子丧生
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1957年。
就在7月19月——张春桥在《解放日报》上抛出《质问彭文应》的当天，下午四点，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病房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焦急地呼唤着彭文应。
每一次电话，一听说找彭文应，马上响起这样的答话：“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不能找！”冷冰冰的声音刚说完，咔嚓一声，电话就被撂断了。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躺在病床上，额上敷着冰袋，人命危险，奄奄一息，口中有气无力地呼唤着：“文应，文应……”
她，自从解放前夕在月子里受了国民党警察的惊号，身体变得异常虚弱，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脏病。
解放后，她虽然在上海中外贸易挂了个“协理”的空名，却因病没有上过一天班。
自从彭文应直言致祸成为“右派分子”，她忧心忡忡，坐立不安，血压骤然上升。
就在《质问彭文应》赫然出现在《解放日报》上的那天，她颓然倒下。
守在她的身边的，只有一老一小——她的小脚的母亲，年幼的女儿。
到了下午四点，她病情转危，说话困难。
女儿急了，一次又一次跑去打电话，想叫父亲马上赶来。
如果彭文应能够接到电话，只消十多分钟，就能赶到妻子病床前，还能听见她临终前艰难的呼唤声：“文应，文应……”
然而，咫尺之近，如同天涯之遥。他与她，结发夫妻，六个子女的父母，竟不能见最后一面，从此人间地府相别离，真的隔着天涯。
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的发表之日，竟成了她丧生之时！
她被迫害致死，年仅44岁！
她留下6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9岁，最小的只有8岁！
她的死，家里像倒了顶梁柱：丈夫终日受批挨斗，顾不上家；母亲年迈，行动艰难；长女和长子在北京上大学，家中最大的孩子，只有15岁……
她，撇下一家，独自长眠于上海徐家汇徐长桥的江西公墓。
就在彭文应一家心似刀绞之际，家门口不时响起小孩子有节奏的起哄声：“右派、分子、彭文、应——右派、分子、彭文、应——”
声声入耳，心惊肉跳！
那时候，他们一家住在上海南昌路一幢阔绰的花园洋房，楼上、楼下，一层二十多平方米。自从报上不断点名，彭文应也成了那一带居民无人不知的“知名人士”。年幼无知的弄堂小孩，也朝彭文应“开火”了！
就连他的小女儿到小人书摊租连环画，一分钱租一本，租借时要留地址。摊主一看，睥睨道：“哼！大右派的女儿！”从此，他的小女儿再也不敢光顾那个小人书摊，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他的二女儿，才13岁，蒙受了莫大的精神刺激后，夜夜恶梦，不能安眠。小小年纪，得了失眠症，竟吃起安眠药来了。
他15岁的次子，性格内向，把忧患郁积于心头，后来酿成大祸……
世上万物，秉性各异：“蛇入竹筒，曲性难改”，而松青竹刚，白璧无瑕。
他明知自己因直言致祸，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对家庭的各种的不幸，他仍直道而行，不知转弯抹角。
虽然一连领教了15次大小会批斗，他不低头，不弯腰，一再申辩。就在妻子含冤故世的翌日，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还铮铮如斯言：
“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他敞开心扉，坦然而道：
“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8月20日，他又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打如下比方：
“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一位朋友劝他：“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
他正色说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问题，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他被打成“右派”，却拒不“低头认罪”，不写一纸检讨。
非常遗憾，由于历史的误会，他“帮助救火”，不仅被说成是“趁火打劫”，以至成了“纵火犯”！
1958年4月，他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
本来，他作为上海市政协专职常委，每月工资、津贴180元。然而，被撤去职务之后，工资、津贴也一笔勾销。从此，他成了没有分文收入的人！此时此刻，他的妻子已经故去。子女均未成人。何况还要赡养长辈！
他怎么还住得起上海南昌路那每月要付83元房租的花园洋房？赶紧搬！一家老小挤进了上海重庆南路太仓坊9号3楼1间只有15平方米的房子。
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一次次地劝说彭文应，毫无成效。他不由得感叹起来，对彭文应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
彭文应坚持道：“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女儿跪倒在父亲面前：“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一下吧！”
彭文应泪眼汪汪，满肚子的酸楚、委屈，却仍不写那轻而易举的“几十个字”！
他直情径行，我行我素，不愿以屈求伸，依草附木。
他深知，一言九鼎，一字千金。不能违心道一言、写一字！
冷漠。孤苦。潦倒。郁闷。脸上的皱纹骤然密如蛛网，根根白发悄然爬上双鬓……
周总理一直记着他
把时间列车倒行，从1957年驶往30年代初。
这里叙及彭文应与周总理的友情——那是我1985年初在成都拜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先生时，他出示他所写的《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为真实准确，我摘引潘老的原文如下：
“30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留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一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知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而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以后陈老总和文应曾接触过两次。陈老总调京时，还与文应话别，诚挚盼望文应以后有机会到京务请通知一下，以便重获聚谈。一次文应赴京开会，与陈老总通了电话，陈老总即请文应至家便饭，饭后畅谈甚久，深夜始归。”
彭文应怀念周总理、陈老总这样的友情，他对别人从不提及。就连老同学潘大逵面前，也没说起过。潘大逵以上一段回忆，认真点讲，该属“第二版”。因为他是从民盟中央委员陈新桂那里听来的。
陈新桂怎么会知道彭文应这段往事的呢？原来，如他所说：
“陈毅同志调任外长不久，一次彭文应同志来京，下榻于我工作所在民盟总部客房。一个深夜，我正在我的办公室伏案工作，已是万籁俱寂，忽听到机关大门外有轿车喇叭声，接着是开门声，继又由远而近传来皮鞋声，随之我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抬头一看，原来是满面春风、兴致勃勃的彭文应同志。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何以这样晚才回来？文应说在陈老总家里吃饭、饭后又畅谈一阵，然后陈老总才派车将他送回。我听他这样说，很为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会同陈老总打上交道的？’于是他就把这一从未告人的事情对我吐露出来了。”幸好，幸好，有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经陈新桂同志一再追问，彭文应才说出了他曾援助过周恩来。要不，这桩“从未告人的事情”，也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
其实，彭文应慷慨捐助革命活动，岂止这一次？据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梅蒸棣同志最近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
如果当事人梅蒸棣同志不把旧事重提，彭文应又一桩“从未告人的事情”，同样也就被历史所遗忘。
当然，他那两万美金的存折、他的私人小轿车，也都是为革命而丢失。
1957年，当他被当作“右派”一次一次横遭斥责的时候，他没有提及自己曾是汤恩伯“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的革命者，没有提及自己与周恩来、陈毅的友情，没有说过自己曾多次在经济上援助过党的工作，他功成不居，只是一声声申辩：“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历史的遗憾：他淹没在张春桥之流的“质问”声中！
向来住花园洋房、经济上宽裕的他，一下子不名一文，躲进小楼……
在停发工资之后，他疾首蹙眉地对子女说：“想用不给饭吃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抚躬自问，无愧无羞，泰然处之，坦然安之。
“列车船”和“两面裤”
1960年，上海市航道局来了一个瘦削、憔悴的人。
他拿出一张图纸说，说是来提“合理化建议”。
图上画着长长的“列车船”。他解释道：“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
航道局的同志觉得他的建议虽说不见得完全可行，但是也有可取之处。至少，他关心国家的建设，热忱可嘉。于是，便问道：“同志，你贵姓？在什么单位工作？”
他默不作声，不愿留下姓名、单位，只留下了那张“列车船”图纸。
其实，他有姓名而无工作单位。他，便是彭文应。
在家中闲居，他闲不住，居然搞起创造发明来了，他想以此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
他设计过“钩搭砖”：砖上有钩，砖砖之间以钩相搭，这样可以节省灰浆，增强墙壁牢度。他设计过“两面裤”：这种裤有点类似中式大裆裤，可供前后两面穿。他考虑到裤子易损部位是膝盖和臀部，一旦前后可以两面穿，裤子两面轮流受磨，寿命就比原先延长一倍，节省了许多布料。
他设计过“保温饭盒”，以使建筑工人、地质队员、农民在野外时吃上热饭。
他研究起糙米问题，呼吁大家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B1.
他甚至研究起在当时才露端倪的“灯光捕鱼”。
1958年下半年，当上海“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颛桥劳动时，他也奉命去了。但是他声明在先：“我是来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劳动改造的。”在农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革农具！
我在为王造时先生写报告文学《斯人独憔悴》时，偶然从王造时先生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见到谈及彭文应的一段话，倒是当时彭文应形象的真实写照：
“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再其次说他正在研究糙米问题，要我替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参考书……”
王造时是彭文应的多年老友，他好心地“规劝”起彭文应来。在“思想汇报”中，王造时写道：
我首先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一）你是否可以先口头认罪，然后逐步深入检查，做到口服心服（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处长说过，彭文应可以先口头承认是右派，然后经过检查、批判、再做到心服）？他答复说，做人应该是内外一致，心口如一。
“（二）你现在是否因经济困难和家庭问题而感到有急于解决政治问题的需要（因为近年来他常提到经济和家庭问题）？他答复说，他的经济和家庭实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小孩，对家庭前途很悲观，无法加以管教，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彭文应耿直刚正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在谪官萧居之中，困知勉行，仍研究科学，从事发明，赤子之心，光耀人世。可惜他身处逆境，报国无门！
行文至此，读者诸君一定要问：彭文应是爱迪生的门徒，还是爱因斯坦的高足？
其实，是政治学硕士，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干！
他是党的盟友、战友、诤友
又要倒开“时间列车”……
1917年暑期，清华学校招考，在全国招生150人，而光是江西一省，报考人数便将近两千！
清华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外国人称之为“赔款学校”（IndemnityCollege），因为它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专门培养留美人才——从十二、十三岁的孩子中选拔学生，经四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学习；然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
清华学校开宗明义，自称是“一所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此言并非吹牛。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便达30人以上，如培源、茅以升、梁思成、侯德榜等等。另外，马寅初、胡适、闻一多、赵元任等等也出自该校。正因为学校名声大，所以招考时报名者甚众。
在江西考生之中，成绩名列第一的，便是彭文应！当时，他只有13岁。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人，生于1904年6月27日，别名爵缘。父亲彭敬之是个老秀才，安福县立小学的国语教师。
罗隆基和王造时也是安福人，都是彭敬之的学生，也都考入清华大学——罗隆基早于彭文应，王造时晚于彭文应。他们三人，被誉为“安福三杰”，又称“安福三才子”。
在清华学校，彭文应温文尔雅，讲话细声细气，得了个绰号叫“younglady”（少妇）。
1925年，彭文应赴美留学，攻读政治学。他与高士基同入威斯康辛大学，高士其学化学。他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1932年，彭文应学成回国，在上海担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
彭文应早在清华求学时，思想就倾向进步，擅长写作政论。他担任了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
回国后，他和罗隆基、王造时同在上海，政治见解相近，这三支“安福笔杆子”便联合起来。王造时主编了《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彭文应、罗隆基成了主要撰稿者。
早在彭文应1932年刚回国时写的文章里，他的政治主张已很明确。他在《主张与批评》第四期，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一开头便说：
目前的中国，的确站在十字街的中心。你看——前，后、左、右、都是道路。在我们的右边是资本主义之路，在我们的左边是共产主义之路，在我们的后边是封建主义之路。
在目前的中国。‘向右转’是走不通的。向左转‘也是走不通的。至于’向后转‘、’开倒车更不可能了。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道路？目前整个民族似乎是到了尽头，大家觉得无路可走，大家都在消极失望之中。其实我们没有走到尽头。在我们的前面摆着一条大路，这条大路便是社会主义之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路？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取得中国之独立统一，将全国的生产工具，放在民主的政府之下，由国家所有、经营并支配，以谋全体国民的幸福——这便是社会主义之路。我相信社会主义之路是今后中国的出路。”
他在文章中列举了社会主义之路可通的四条理由：
“第一，社会主义是最公平的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阶级的冲突，建设安定的秩序”；
“第三，社会主义可以促进生产”；
“第四，社会主义可以联合全国，抵抗外侮”。
最后，他热情地为之鼓与呼：
“我们不能永远站在十字路口，我们必须一致前进。四万万中国人！我们大家携手一致，向前面社会主义之路‘开步走’！”
重读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这位政治学硕士的政见，迄今仍是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他早在1932年便如此鲜明、强烈主张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之路，难道到了1957年反而成了“反社会主义”？那个口口声声“质问彭文应”的张春桥，不是一再说彭文应“反社会主义”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吗？
彭文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同样“有言论可查”！
彭文应在1933年4月15日《自由言论》一卷六期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中，爱憎是那样的分明：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两年来政府坚决不变的政策。国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过，帝国主义可以携手，但是共产党必须铲除，政敌必须消灭。这又是两年来政府始终如一的态度……
‘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先剿匪’，剿匪即成为当今的先决问题，且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剿匪问题。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但是结果呢？‘匪区’一天一天加大，‘匪众’一天一天加多。两个星期前，政府军在江西，几日之间，便损失几万人，师长打死好几个，旅、团、营长阵亡的不计其数。目前蒋委员长虽然在南昌镇守，但是江西三分之二，已落在红军手里。无论南昌能否保得住，政府的围剿，一直到现在，不能不算是一大大的失败……
当然，政府所号召的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彭文应“反共”吗？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带血的刺刀，敢于白纸黑字。发表如此“亲共”言论，冒着戴上“红帽子”、“脑袋搬家”的危险，确实是要有一股正义之感和过人之勇。他有“言论”，也有“行动”。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营救“七君子”活动，和宋庆龄他一起前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他担任“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直至担任上海市民盟地下支部主任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盟友、战友、诤友。
然而，历史被颠倒的：当年的“左派”，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年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鲁迅，却在1957年成了“左派”。
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过去的革命派，现在也是革命派，将来还是革命派。”这句话冰释了历史的误会，纠正了1957年直至“文革”的“左”的倾向。
可惜，彭文应已经无法听见这样振聋发聩的话音……
爱子痛逝万分孤寂
1961年12月20日。
已经从北京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彭文应长子彭志一，接到上海师范学院打来的告急电话，顿时脸色苍白。
他连忙赶回家中，强装镇静，对父亲说：“上海师院来电话，弟弟病了，我们去看看他吧。”
彭文应立即和长子一起坐上公共汽车。
在车上，长子在刚才说过的话里，加重了点分量：“弟弟的病，很危险！”
“很危险？”彭文应猛然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问道：“他又……”
长子连连摇头。虽然他已经从电话中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忍心一下子让父亲知道，不得不逐步加重话的分量。
彭文应敏感地联想起1961年3月18日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次子彭志平，由于家庭蒙受不幸，精神受到莫大的刺激。他在家中吞下了安眠片、破玻璃、针，愤然决定弃世。幸亏及时被彭文应发现，急送文慈医院抢救，才算脱险……
如今，他又突然病危，难道再一次自杀？
当彭文应和长子来到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宿舍，彭志平已经停止呼吸。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直到早晨，同学们发觉他已长眠在床，发现了他的遗书，这才慌忙打电话向彭志一告急。
尽管明知儿子已经无可挽救，彭文应仍叫来救护车，直奔广慈医院……
彭志平短暂的一生，只度过19个春秋。他是彭文应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他酷爱文学，擅长写作，成为父亲的忘年交。
彭文应的头发，如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白如飞霜。这是在他的妻子遽然离世之后，他蒙受的最沉痛的打击。
在徐家汇“江西公墓”里，又增添了一座新坟——亡妻与亡儿在那里“团聚”。
泪眼望着爱子的遗照，久久地，久久地，彭文应陷入无言的沉默。
猛然间，他把照片翻过去，信笔写下从心中迸发出来诗句：
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一朵夭折的鲜花。
反右斗争的牺牲品。
真是“白云飘飘，舍我高翔；青云徘徊，为我愁肠”。他感到人世间万分孤寂，爱子不告而别，弃他而去。就连他“唯一的同你同母所生的亲姐”——梅姐，也一度误会了他，不久前写信对他进行“严厉的责备”，使他“十分惊异与难过”。但是，他矢志如一，给梅姐复函，披露自己的心迹：
关于我的问题，我自然是应当早解决的。我想我决不是像你信上所误解的不愿跟共产党走。或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一生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和共产党所要实现的一样，是怎样把国家建设得富强，怎样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大众的生活过得好些。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过去几十年反对国民党，冒着许多危险。同样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也就会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有其他打算。
“被宣布为右派，对自己对家庭乃至亲戚都蒙受了无穷的耻辱与不幸。但这事非我们能料及的。即然发生了，我只有根据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三年多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得很好很快，这是有过错的，但是我总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是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是一个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是不应当的。具体详细的情况说来话长，我现在还不能写给你，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这样的交代是对党、对人民、对自己、对地下的父母和有关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总要做一个人，对得起以上这些人……”
是的，是的，“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历史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油彩，不是可以随意捏揉的面团。历史使一切事物，都还其庐山真面目：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
抱恨终生，发出最后的呼声
志平之死，仿佛是衰老催化剂似的，他明显地老了。
心脏病不时发作，已经在不断提醒他：时间老人留给你的日子，不多了。
他不断地熬夜，写了改，改了写，终于在1962年写成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他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发出最后的呼声：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年11月初，他的心脏病转危。王造时先生闻讯，赶到彭文应床前，并亲自送他入广慈医院。王造时先生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也曾被错划右派）多多关照彭文应。
经救治，彭文应的生命延续了五十多天。好友刘海粟、孙大雨都纷纷前来问候。
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仅58岁。
由于他死的时候，头上尚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未能举行追悼会。只好由王造时先生带领彭文应家属及几位好友在遗像前三鞠躬，算是对死者的告别。
孙大雨教授悄悄托人送来20元钱，给彭文应家属。有人知道了，要孙大雨写检查。孙大雨理直气壮地说：“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同在清华求学，关系极好，一道革命，一道反对国民党。他对民主革命有功。以我和他的关系，送他20元太少。应送他两百元！我没有钱，只送20元。我没有错误，不必写什么检查！”
上海徐家汇的“江西公墓”，又增添了一座新坟。
然而，没多久，“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彭文应竟然死了也不得安宁，连同他的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四旧”的铁扫帚扫得无踪无影。直到，1978年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才被摘去。
在40年代，当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第三期同学结业之际，身为教授的彭文应，曾写了一首《献给青年》，可以说是他为人、治学的原则的概括：
立志不怕大
做事不怕小
着眼不怕高
着手不怕低
头脑不怕冷
心脏不怕热
胆量不怕大
心思不怕细
赴义不怕前
享利不怕后
工作不怕重
报酬不怕轻
反对不怕有
赞成不怕无
成功不怕退
失败不怕进
主张不怕硬
应付不怕软
内心不怕方
外表不怕圆
交友不怕多
知心不怕少
责己不怕重
责人不怕轻
说话不怕少
做事不怕多
语言不怕浅
意义不怕深
改过不怕快
进步不怕慢
道德不怕旧
思想不怕新
经验不怕早
副业不怕迟
成功不怕迟
准备不怕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