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傅雷23位亲友谈傅雷一家
——雷垣，即《傅雷家书》中多处提到的“雷伯伯”，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教授。
我和傅雷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的同学。
我学理科，他学文科，本来不认识。不过，我也喜欢国文。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自己的身世。后来，这篇作文被贴到墙报上去，傅雷看见了，便来找我。他说，他看了作文，很受感动，因为跟他的身世差不多。
我小时候，父母便死了。傅雷小时候，父亲受冤屈，被捕入狱。他母亲好不容易把父亲救出狱，刚出来不久，他父亲就死了。这时傅雷才4岁。这样的身世，使傅雷养成愤世嫉俗的、高傲的性格。
傅雷对我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以至结为知己。本来，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是分开住的，他却搬来跟我同住一屋。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
暑假里，我到过他的老家——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房子不算大，三、四间平房，有个小院子。我见过他的母亲，个子瘦小，黑裙、短褂、白头发。她对傅雷管教甚严。那时候，傅雷常参加学生运动，母亲只他这么一个儿子，怕他出事，不让他参加。有一次，听说租界的巡捕房要抓进步学生，他母亲就把他领回乡下去。从此，傅雷离开了大同附中。
后来，他到法国留学去了，我们就分手了。我们仍常常通信。
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1931年我从大同毕业，又去念音乐学院。我跟丁善德、贺绿汀还是同学呢。
1935年，我到美国学数学。1939年回来，在沪江、大同、复旦等大学教数学。当时，我住在上海绍兴路，离傅雷家不远，交往相当密切。
那时候，傅雷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傅聪，小的傅敏。
起初，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觉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有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于是，傅雷要我教傅聪弹钢琴。那时候，傅家还没有钢琴，就叫保姆送他上我家学，每星期教一次。
傅聪进步很快。可是，他们家没琴，傅聪回家没法练习。傅雷问我，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
我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7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
傅聪的乐感很强。学了一两年，他就能在琴上弹出他自己创作的曲子。
教了三年，教不了啦。因为傅聪琴艺进步飞快，而我又毕竟是数学教授，不是钢琴教授。于是，我让傅雷“另请高明”。
在我的印象中，傅聪小时候容易激动，爱哭，跟傅雷的脾气很像。傅敏比较沉着，不大哭。后来，傅敏喜欢小提琴，也曾跟我学了一阵子。
解放后，傅聪在波兰获奖，曾把获奖时的照片送给我。我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钢琴上。
在“文革”中，这张照片成了我的“罪状”之一。现在，照片也不知去向。
“天马行空，无所顾忌”
——朱人秀，即《傅雷家书》中提到的“天舅舅”。他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1949年前，他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后，担任上海某局领导。
我跟傅雷从小就认识。我家在上海南汇县城，他家在南汇县周浦镇。傅雷的母亲，是朱家的表亲。傅雷母亲的娘家，跟我们家是邻居，常来常往。所以，傅雷跟我妹妹朱梅馥，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朱梅馥生于1913年，比傅雷小5岁。他们结婚的介绍人，是我叔父。
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毕业的。这所学校在上海闸北宝兴路，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校里，她学过英语，也学会了弹钢琴，只是琴艺一般罢了。
傅雷小时候在家念四书五经。后来，曾到上海徐汇公学念书，那也是教会学校，要念《圣经》。傅雷对念《圣经》很反感，被开除。于是，考入大同大学附中。
傅雷的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
傅雷对教育傅聪，是很花费心血的。他对儿子管教很严。傅聪呢？小时候很聪明，总是不满足于家里的小天地。所以傅雷一出门，他就溜出去玩。
有时候，傅聪弹琴，把小说放在琴上，弹着，弹着，走调了。傅雷听见，就从楼上下来了。
傅雷不会画画，可是对画很有研究；他不会弹琴，却对音乐很内行。他对傅聪弹琴的指法、速度、力度、节奏，都很注意，都能提出意见。他是一个具有很高艺术修养、文学修养和道德修养的人。
傅雷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亲自教给了傅聪。
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加上傅聪出走，他内心很苦闷。组织上要我多去关心他，所以我常去看望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外国的形势，都讲给他听。
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能与傅聪保持通信。
在当时，他们父子，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有着“叛国”罪名，会不会准许他们之间通信呢？我向组织上反映了傅雷的要求。后来，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于是傅雷父子之间又开始通信。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讲为人之道，讲爱国之情，讲艺术修养。傅雷写的信，都叫妻子抄下、留底，可惜在“文革”中被抄掉了。
朱梅馥跟傅雷结婚以后，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工作，一直在家帮助傅雷操持家务，抄写文稿。
傅聪出走以后，在英国，台湾方面多次派人邀请他去台湾。傅聪的态度很坚决，一概拒绝，他实行“三不”：“不接见、不表态、不去台。”
傅雷夫妇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双双自杀。我接到电话赶去，公安局已在那里验尸了。他们的后事，是我料理的。
1979年，我听说傅聪要回来，非常高兴。我到机场去接他。不巧，那天有雾，飞机晚点。傅聪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我把他接到家里。他那次在上海逗留了4天，住在我家。我们一起谈别后的经历，非常兴奋。傅聪的本性是“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很直爽，无所不谈。
后来，他每一次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地叙谈。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呵！
他，不得不孤芳自赏
——周煦良，即《傅雷家书》中提到的“周伯伯”。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系主任、教授。1984年1月22日去世。
我是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认识傅雷的。我比他高几班。在“大同风潮”中，他是学生中的头儿。当时，曾传说他是共产党，是他的母亲把他拉回乡下去的。
我跟傅雷接触较多的时候，是在1945年。我们俩合编《新语》半月刊，编辑只有我们两人。
当时，我家在扬州，我单身在上海，他就邀我住到上海巴黎新村他的家中。我们朝夕相处了半年。
那时候，傅聪每天弹琴。有一次，傅聪的琴声传来，傅雷很得意地对我说：“听，这是小家伙自己编的曲子！”
1947年，我离开上海，到武昌大学任教。他后来也离开上海到昆明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在上海江苏路，我住在江苏路华山路口，两家很近，过从甚密。傅雷好客，朋友们常在他家聚会。柯灵、林俊卿都常去。傅雷让傅聪弹琴给我们听。我不懂外国音乐，连简谱也不识。我听那些“无标题音乐”，只好凭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给我的印象是，傅聪的琴声如小桥流水。傅雷教子，非常耐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1957年，我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据说原先的“右派分子”名单上有我，最后被上海市委一位领导圈掉了。
傅雷被错划成“右派”。我深知他是一个浪漫气息很重的人、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很沉着的人（子肖其父，傅聪也是这样的人）。他很正直。我怕他受不了刺激，怕他会自杀，就常去看望他，跟他聊天。
我喜欢京戏。有一次，硬是拉傅雷去看新艳秋的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兴趣。偶然看到橱窗里的字画，傅雷却很有兴趣地评论了一番，批评某些书法“没有中锋”。
我想，既然他对书法感兴趣，就“投其所好”，借各种字帖给他练字，给他解闷，分散他的注意力。傅雷这个人，做事情很认真。没想到，他练书法，钻进去了，给他练成功了；而我呢，却没有学到手！
1958年底，一天，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领导叶以群来我家，告诉我傅聪出走的消息。他要我上傅雷家，把这一消息转告他。因为我跟傅雷很熟，由我去，比较合适，可以使这一消息对傅雷的震动会小一点。叶以群再三托我转告傅雷，“各人做事各人当”，请傅雷放心，不会连累到他的头上。
我如实去做了。当时，傅雷吃惊的神色，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消除他的顾虑。
傅雷是很爱国的。后来，他通过书信，要傅聪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傅聪能有今天，跟傅雷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当然，傅雷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他被戴上“帽子”，儿子的处境又是那样，他也只能采取孤芳自赏的态度。
在“文革”中，由于我家离他家很近，所以很快就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当时我万分悲痛，写下了一首《吊傅雷》：
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隔死生。
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作者注〕我是在周煦良教授重病期间、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采访他的。当时，他鼻孔中插着氧气管跟我谈话。几天之后，我收到周教授的一封亲笔信，非常认真地作了补充说明。信的全文如下：
永烈同志：
前天您来向我了解傅雷父子情况，因事前没有准备，有些可能对您有用的事情却忘记提了。现补告如下：
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也不唱歌，也不唱戏，连像我会哼两句京戏也不行，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大约在打桥牌之余）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absolutenote！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当时不过5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而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这下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至于傅雷家里为什么会有一架钢琴，[作者注：周煦良教授关于钢琴的回忆，与傅雷其他亲友（包括雷垣教授）回忆不一。他们记得钢琴是后买的。]我想是因为傅聪母亲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毕业，这个教会女校都要学钢琴的，毕业生好坏都懂一点，结婚后当然备一架琴。
这件事说明为什么傅雷那样全力以赴地抓阿聪的教育，因为既然要培养儿子成为一个艺术家，那就不能培养一个第二流艺术家。特别是解放前，在旧中国，在傅雷留学的巴黎，一个二流艺术家的命运是可悲的。
对于傅敏，傅雷的方针就不同了。虽然同样抓基础教育，但并不替傅敏决定大学里学什么。
我的吊傅雷的诗重写一张，让您制版。
祝好
周煦良
1983.9.12
傅雷的骨气和傅聪的勇气
——楼适夷，作家，《傅雷家书》“代序”的作者。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关于傅雷，我在《傅雷家书》的“代序”中，差不多都写了。
傅雷的性格是很鲜明的。他为人很热情，高兴时可以把什么都跟你讲；如果对你感到讨厌的话，会把你当场轰出去！
傅雷的妻子，温柔贤慧，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但她又是晏摩士女校毕业的，接受过近代文化教育，知书识礼。
傅雷夫妇为了培养傅聪，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傅雷的妻子卖了自己的首饰，给傅聪买了三角钢琴！
傅聪能有那样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家学渊源。傅聪这人是艺术家的气质，世故不懂。
傅雷很有骨气。他是不拿工资的，靠稿费生活。他的译著，绝大部分在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错划为“右派”之后，他的译著不能出版，生活来源断绝了，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预支一点稿费。他就靠这点钱过日子。这时，有人劝他，改个名字，译著就可以出版。他不同意。他说，要出，仍署“傅雷译”！
傅聪出走之后，是陈毅同志同意让傅雷和傅聪保持通信。陈毅是思想开阔的人，很有魄力。
傅聪出走之后，在国外没有说过半句对不起祖国的话，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觉得，最为难得的是，傅聪在1979年4月有勇气回来。当时，国外的谣言很多，说傅聪一回国，落到共产党手中，就甭想再出来。他，还是勇敢地回来了。这充分说明他对祖国、对共产党是相信的。从那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回来一次，讲学、演出、辅导，培养少年钢琴家……他为祖国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他的弟弟傅敏，自费到英国学习一年，也回来了。他一回来，还是在中学里教书，群众关系很密切，这些都是不容易的。要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吃足苦头的人哪！
傅雷的原则性
——柯灵，在傅雷夫妇的追悼会上，由他致悼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作家、电影家，也是傅雷的好友。
傅雷的脾气，很多人都说有点怪。其实，他是很有原则性的。
我记得，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了，我在上海编《万象》。傅雷寄来一篇稿子，内中有一小段是批评上海作家巴金的，我把它删掉了。傅雷很恼火，要我登报道。他认为这是原则性问题。
后来，他给黄宾虹开画展，寄来几篇文章。我觉得这些文章的学术性太强，只登了一篇。对此，他倒没有什么意见。这说明他其实是很通情达理的。一些非原则性的事，他是很好说话的。
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那是在1957年，傅雷受到“批判”。领导上要他作检查，有人暗示他承认一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过关。他不干。后来，那人暗示他，说成“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可以。他还是不干。在这些地方，傅雷很坚持原则的。
柯灵傅雷办事情很认真。解放前，他住在上海的巴黎新村。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拿出留声机放唱片给我听。留声机有一点杂声。他就动手修，一直到弄好了，才放给我听。
他做事情也很仔细。记得在1953年春天，我曾和傅雷夫妇一起到浙江天台山去玩。天台山很高，气温低，别人没带棉衣，唯有他把棉衣带去了。登山时，肚子饿了，他就叫夫人把点心拿出来给我吃。他的点心是自己做的，一层黑枣一层狸油，一层层放在白瓷缸里，事先在家里蒸得很烂，专为旅行准备的。
在旅行中，有的地方路陡，上去很危险。别人不敢上去，他总是非上去不可。他说，旅行就不能怕惊险，惊险的地方不看就没意思了。
他还劝我平时吃点荤的。他说，写作的人，每天进行很剧烈的脑力劳动，一定要吃点荤的。
中国人讲究吃素。其实，老是吃素，没有“长力道”（上海话，意即没有长远的力气）。
傅聪出走以后，陈毅同志对夏衍说，应当争取他回来。只要回来了，没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这层意思转告傅雷。我如实告诉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聪的工作。
1978年，傅聪找人带信给傅敏，说“想念北京的蓝天”。傅敏马上把信转给我看。我给上海有关领导部门写了很长的信，结果竟没有回音。那时“左”的思想还很厉害，傅聪的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
不久，香港《新晚报》约我写《忆傅雷》。当时，傅雷的冤案尚未平反。我写好文章，请巴金看过，在北京的《文艺报》和香港《新晚报》上一起发表了。当时，在香港反响很大，认为这是傅聪可以回来的讯号。
“天才出于勤奋”
——林俊卿，即《傅雷家书》中常常提到的“林伯伯”。他是医学博士、教授，又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后来，他成为我国嗓音医学的开拓者，曾任声乐研究所所长。
我是经雷垣介绍，认识傅雷的。那是在解放前，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的时候。
我和傅雷认识之后，发觉彼此有许多共同点，都喜欢音乐、美术（我会画漫画，解放前发表过许多漫画作品），都懂外语，所以很谈得来。解放后，他搬到江苏路，跟我家很近，来往更多了。有好几年，每星期五晚上，我必到他家聊天。如有事不能去，还得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仿佛成了惯例。
我是看着傅聪长大的。我曾在杨嘉仁家里，看到9岁的傅聪去学钢琴，夹着一大叠乐谱，那样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跟他谈起乐理来，呵，小小年纪，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
后来，我把傅聪介绍给我的老师、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指挥梅·百器。傅聪被他看中了，跟他学琴。
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傅聪在百器门下学了三年，获益匪浅。他得到的是“正宗”钢琴教育，为他后来的演奏打下很好的基础。
后来，百器死在上海。傅聪又跟百器夫人学琴。
我常常看到傅聪入迷一般的练琴。一弹，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家里要吃饭，几次喊他，都不肯放下琴。等他来吃饭，家里人都快吃完了。
天才出于勤奋。我看，这句话对傅聪很适用。
1953年，我参加中国艺术团出国，傅聪同行。傅雷说，把傅聪交给我了。一路上，我尽量照料傅聪。还有周广仁，也照料他。我唱歌时，周广仁伴琴。有一次，让傅聪试试，呵，他弹得倒不错，不过，我唱我的，他弹他的。因为他弹惯独奏，不懂得伴奏要跟歌唱家合拍才行。慢慢的，他也摸着伴琴的门道。
1954年，傅聪在波兰获奖了。傅雷很高兴。他常常自称是傅聪的“辅导员”。公平地说，确确实实，他是傅聪的“辅导员”。傅聪能有今天，跟傅雷的培养、爱护、教育是分不开的。
傅聪的琴声富有诗意
——周广仁，女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系主任、教授。
我小时候跟梅·百器学钢琴，傅聪也在他那里学，所以我们可以算是“同学”。不过，那时候，我们只是彼此认识，没有多少来往。
1953年，到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那里傅聪、史大正和我在独奏组，我是组长。我们共同相处了三个来月。我比他大6岁，把他作为弟弟看待。
傅聪的乐感极强，他的演奏以此取胜。他喜欢弹抒情的曲子，弹得很有感情。他很喜欢肖邦。他说，家里的唱片，肖邦的最多。
那阵子，他的演奏风格跟现在不同，很浪漫，很热情。
他练琴确实很刻苦，一天要练好几个小时。有一次，琴房不够用，他就跑到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地方练。还有一次，要他演奏一支曲子，他从未演奏过，花了一个星期练习，就突击出来了，正式演出。
他的琴声富有诗意。这是他的特点。观众常常被他琴声中的诗意吸引住。
平常，他不爱聊天。全部精力用在音乐中。闲暇时，爱看看他父亲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还说，《红楼梦》他看过5遍。
那时候，罗马尼亚给我们包了专列。我们住在火车里。火车开到哪个城市，就在哪个城市演出，吃、住都在火车上，不住旅馆。
那次，是傅聪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他对我说，这次出国，很受教育，政治上受到很大教育。过去在家里只管弹琴，这次开了眼界，很开心。
我发觉，傅聪的自学能力极强。另外，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底子很厚，常爱引用中国古诗。在生活上，他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到了波兰演出，波兰文化部负责接待的老太太，非常喜欢傅聪，要认他为儿子，邀请他到波兰学习。后来，傅聪真的到波兰学习。
傅聪的十岁生日
——丁善德，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傅聪十岁生日，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生日前两天，就通知我，到时邀请“小朋友”上他家去玩。所谓“小朋友”，就是一起学钢琴的孩子们。我女儿丁柬诺，也是“小朋友”。他还邀请我去。
那天，我带女儿丁柬诺去了。来了十来个“小朋友”。“小朋友”弹一个曲子，然后傅聪弹一个曲子。接下去，换一个“小朋友”弹，然后又是傅聪弹。最后，由我讲评。玩了一个下午，吃大蛋糕，很愉快。那时候，我就发觉，傅聪弹琴的水平，比他的“小朋友”们高。他的生日，变成了一次“家庭音乐会”。
傅雷平时很少出去活动。1957年，他应邀去京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海去了30多人，我也去了。那时候，傅雷非常活跃，谈锋很健。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很钦佩，说毛主席的讲话很风趣，结束语也很妙。
反右开始以后，他受到了“批判”，从此闭门不出。
傅聪对祖国是很有感情的。这几年一次一次地回国，做了许多工作。我记得，最初，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当时是内部演出，不见报的。许多人闻讯赶来。来的人实在太多，只好改在大礼堂演出。他不论演出、教学，都是非常认真的。
“1953年正月的事”
——毛楚恩，小提琴演奏家。
傅雷对傅聪管教很严。有时候也过于严格了点。
《傅雷家书》第一页第一段，就很坦率地写了这么一件事：“……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傅聪约了几个“小朋友”，其中有顾圣婴、牛恩德、汪酉三的妹妹汪蓉生在家里弹琴，彼此观摩。
傅雷在一旁听。“小朋友”们走后，傅雷很生气地对傅聪说：你弹得不好，在“小朋友”当中很丢脸，你学习不认真。
傅聪不服气。于是，父子俩就吵开来了。
傅聪一气之下，从家里出走了，来到我家住。当时，我家很大，有三个房间，有客厅，客厅里有钢琴。
起初，傅雷夫妇不知道傅聪上哪儿去了，非常着急。傅雷夫人连夜找傅聪，找了两三家，也没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来。傅聪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见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来，送来傅聪生活费，并把傅雷的话转告傅聪：“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费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在毛伯伯家，照样要练琴，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我们家，尽管没有父亲监督，傅聪还是坚持每天练琴。一早起来，就练。他很有意思，一边弹，有时还一边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傅雷夫人常常来，给傅聪送来吃的东西。傅雷没来，他还在生气呢。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光景，傅雷的火气慢慢消了，托夫人传话，希望傅聪回家。傅聪呢？日子久了，气也消了，也想家了。
于是，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电筒，接傅聪回去。
这场风波，就是“53年正月的事”。
后来，傅聪第一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我是该团小提琴手。傅雷关照我：“阿聪排练有什么毛病，请不必客气，随时给他指出。”
我发觉，阿聪的节奏不好。指挥也说：“傅聪的节奏不容易捉得牢（上海话，意即抓不住）。”
我把这意见告诉傅雷。很快的，傅聪就注意这一问题了。
傅聪说：“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
——吴乐懿，女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教授。
傅聪曾说：“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
确实是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傅聪，是在李惠芳家里，他在她家学钢琴。那时候，他还很小。他学琴很用功。
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促使他在艺术上成熟、成功。
《傅雷家书》是一本很好的书。从书中可以看出，傅雷在傅聪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在“文革”中，红卫兵上傅雷家抄家，一看家书的底稿，都看呆了！
傅聪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很聪明，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对朋友和气、热情。他一点也没有“派头”，很健谈。
傅聪很用功。听说，在英国，朋友们打电话给他，总是别人接的，电话里传出琴声。他从不放松自己，每天都很认真地练琴。他精益求精，而且有创造性。
他来到上海音乐学院，给学生上课，常常过了中午12点，他还不觉得，把吃饭都忘了——他沉醉在他的艺术之中。
他穿衣服、吃东西，都很随便。
傅聪把铜牌摔在地上
——史大正，钢琴演奏家。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之子。
1953年，我跟傅聪一起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傅聪在钢琴比赛中，得了铜牌——第三名。他把铜牌摔在地上。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想得金牌，另一方面是因为评委评奖不公平。
尽管这样，苏联评委、一位女钢琴家还是让学生来找我们说，真没想到，中国人能弹得这么好！
后来，我又和傅聪一起到波兰学习。1958年暑假，在留学生的“整风补课”中，傅聪受到了“批判”。然后，又回到波兰。
傅聪在波兰，是住在私人家中，租了房子单独住开的。波兰的公共汽车很拥挤。傅聪外出，常叫出租车。因为他参加一些演出，有收入……这些，当时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是在1958年10月离开波兰回国的，他到车站送我。当时，关于他的谣言已很多，说是要他提前回国，要对他……
我回国后不久，听说傅聪在12月从波兰出走。
“傅先生做人老实，待人诚恳”
——梅荷娣，现改名梅月英，傅家早年的保姆。
唉，真是说来话长，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
那时候，我才20几岁。我不是因为家里穷才出去当保姆，主要是因为跟父母闹了点别扭，心里不痛快，想离开家庭。
最初，我到傅家工作了几个月。那时，傅雷夫妇还没有孩子。我在傅家烧饭、洗衣，照料傅老太太。
后来，傅雷夫妇搬到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去住，我嫌路远，没有去。
过了些日子，傅雷夫人难产，托人请我去照料。那是在生傅聪之前。傅雷夫人怀孕了，傅老太太高兴极了，因为傅雷是独子，傅老太太早就想抱孙子了。当时，傅雷有个老朋友姓胡，在“尚贤堂”医院当医生。傅雷夫人分娩时，傅雷把她送到那里。谁知头胎难产，胎儿臀位朝外，生下来就死了。傅雷夫妇很伤心，傅老太太尤为伤心。我照料傅雷夫人康复，就回家了。
我第三次到傅家工作，是在1938年3月，那时傅雷已有两个儿子——傅聪4岁，傅敏不满周岁。从那时起，我在傅家连续工作了8年多。听说，生傅聪的时候，再不敢请胡医生了，而是在广慈医院接生的。
那时候，傅雷住在上海巴黎新村4号，一幢三层楼房。底楼是客厅。二楼是卧室，傅雷夫妇住一个房间，我带两个孩子住另一个房间。三楼是傅雷书房，那里非常安静。
傅雷待人很好，挺热心。不过，他的脾气直爽，看见你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向你指出，一点也不含糊，真是“铁面无私”。
傅雷教育孩子很严格。他秉承母教。听傅老太太说，她当年教育傅雷也极其严格。傅雷小时候很顽皮，念私塾的时候，悄悄在老师背上贴纸头，贴了一圈哩。老师发觉了，就告诉他的母亲。母亲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其实，傅聪的秉性像傅雷，也挺顽皮、好动。傅敏呢，小时候很听话。所以，傅聪挨父亲批评多。
傅聪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由我带他上雷垣先生家学习。到一位姓李的女老师家也学过。后来，到一个外国人家里学，路远，坐公共汽车去。
傅雷对孩子很严，其实心底里是很爱孩子的。他在傅聪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
那时候，傅雷跟周煦良一起办《新语》杂志。办了没多久，被社会局停办。傅雷亏了好多钱，并不埋怨朋友。他给黄宾虹办画展，也是他贴钱的。他做人老实，待人诚恳，常常吃亏却不计较。
平常，傅雷穿西装或者长袍。他怕冷，冬天很早就穿上皮袍了。
傅雷夫妇待我很好。在我离开傅家之后，傅雷夫人和傅敏多次来看望我。
1979年4月，傅雷夫妇追悼会召开的时候，傅敏仍没有忘记邀请我——尽管那时我离开傅家30多年了。
“傅先生是一个好人”
——周菊娣，傅雷家的保姆，曾与傅雷夫妇共同生活多年。
我是1955年到傅先生家里当保姆的。当时阿聪已经出门。1956年，阿聪回来过一次。1957年，只回来住了两天。阿敏考上大学，在北京。我跟傅先生、傅太太一起生活，一直到1966年他们去世。
傅先生爱清静，邻居们不大接触的。来的朋友，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多数是在星期天来。傅先生工作很紧张。白天有朋友来，耽误了时间，他夜里总想办法补回来。
傅先生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8点多起床，吃早点以后，开始工作。中午12点半吃中饭。午休一小时，然后工作。下午4点吃面包。7点吃晚饭。晚上看书或者工作。
空余，他喜欢种花、练书法。他爱去古玩市场。他的衣服破了，宁可补补，却愿意花20块钱买那种古花瓶，真有意思。
傅先生是个正正派派的人，整天只晓得工作。就是性格急，脾气大。脾气发过了，也就没事了。
傅太太脾气真好，从来不发火。不过，太太笑话多，做事情常常丢三拉四。我在他们家十几年，没有打坏过一样东西。傅太太常常不小心，把东西碰坏、打坏。傅先生做事情很细致。他们俩好像前世就配搭好了似的。
他们俩的饭量都不大。傅先生爱吃面包。早点两三片面包，下午点心也是三片面包。
在朋友当中，周煦良来得最多，一星期两三次。林俊卿每星期五晚上来。刘海粟、唐云、林风眠，往往春节时来。外宾来过两次。
在那条里弄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差的。他们每月开支有计划，每月48元伙食费，买什么东西要记账。阿敏有了女朋友小×以后，暑假要回家，先生和太太都事先安排在计划里。
在傅先生面前，如果你做错了事，向他认错，他一点也不会跟你计较。比如，饭烧焦了，烧烂了，马上跟他说没烧好，他也很好说话。
傅先生每天定时去看看信箱，取信，然后在家里走一圈。他爱抽板烟。早上喝红茶，下午绿茶。他嫌电话铃声太响，就用一块布把铃包起来，声音可以小一些。
对于读者来信，他差不多都回答的。每天的信很多。
他整天写东西，手指上有很厚的老茧。
家里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傅先生很有规矩的。特别是书，不可以乱放的。傅太太常常随手到处放，受到傅先生的批评。
傅先生会骑自行车。游泳也会。
阿聪走了，他们对那架钢琴非常爱惜。冷天，琴要包好，里面放樟脑丸。
傅先生穿衣服不考究，常穿线呢蓝布衣服，不过，总是穿得很整齐，很清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家是弄堂里第一家被抄家的。傅先生在自杀前的几天，曾对我说过：“菊娣，我们要真的分开来了。没啥了不起，顶多两条性命！”又有一次，对我说：“大不了两条性命！”我听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傅先生、傅太太一起去了，我想起来这两句话才知道他们早就作了打算的。
傅先生、傅太太去世以后，我仍给他们看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我一个人住，真有点害怕。
后来，他们家被封了，我才搬回自己家去住。
傅先生是一个好人。好人死得那么惨，真叫我痛心。
虽然傅先生、傅太太死了，每年清明，我总是去祭他们，尽我的一点心意。
我们有着“患难之交”
——吴祖强，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傅聪跟我，可以说是“患难之交”。1958年，他在波兰留学，我在苏联留学。他的父亲被错划“右派”，我呢，哥哥吴祖光被错划“右派”。当时，留学生集中学习，受“批判”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人便是他和我。集中学习时，我们都住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住在一起，真的成了“患难朋友”。整来整去，整不出什么“小集团”，也就算了。于是，他回波兰，我回莫斯科。
他从波兰出走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一晃20年。
1978年11月，我率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去英国。还没有出发，我就预料到傅聪会来找我——因为我们有过“患难之交”，他对我是有感情的。领导上也估计到这一点。所以，出国之前，就对傅聪问题作了研究。
果真，我一到伦敦，他就托人转告，很想见一见。不过，很不巧，他去瑞士演出。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见到我。
他一回来，就急着给我打电话，一次次地打。那时候，我的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总是在外边参观、出席会议。他老找不到我。一天夜里，十点多了，我刚刚回到旅馆，电话铃响了。他一听是我的声音，高兴极了，说马上就来。
果真，半小时以后，他来了，穿着中式棉袄，还是过去那样子。我们20年未见面，我的头发都白啦。
傅聪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你是我20年来第一个见到的国内来的老朋友。”
那天晚上，我们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他考虑到我第二天早上还有活动，就告辞了。那时候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我问他怎么回去。他这才说，他有小汽车，不过，他不会开车，是妻子卓一龙开的。她在车里等他。
就这样，我在伦敦的日子里，只要夜里有一点空，他就来看我，来过好多次。每一次谈话，总是由我向他介绍国内情况，他则向我介绍自己的情况。
他再三向我申述了回国的愿望和要求。他说，他的思乡之情，非常强烈。他思恋着祖国，思恋着人民。
我当即向他表示，欢迎他归来。过去的事，不纠缠。
他有点不大切合实际，希望马上搬回去。他这种强烈地要求回国的心情，我很感动。但是，我也实事求是地向他加以说明，现在国内的生活与你现在的生活，差距还很大。我建议他还是先回去看一看，不必急于回国定居。这样，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加以考虑。
另外，我还建议他，可否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正式提出回国要求。我可以替他转达。
他同意了。
事后，他告诉我，那封信翻来覆去，怎么也写不好。他从未给中国领导人写过信，他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才好。他要求回国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最后，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同志，几句话，很简单。内容大致是说，他的弟弟，是他唯一的亲人，现在国内，他很希望回去看看，同时也愿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一点工作。
不久，邓小平同志收到他的信。1978年12月28日，作了批示。
就这样，1979年4月，傅聪终于回来了，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故乡。
此后，他差不多每年都回来一次。他回国后，尽心尽力地工作，大家普遍反映好。在国外，尤其是在国外华裔人士中，傅聪回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对这件事的反映也大都很好。
傅聪希望回国定居，曾到北京看过房子，希望买一幢，住下来。考虑到种种情况，我们还是劝他再看一看，不必急于回国定居。
1982年，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授予傅聪兼职教授证书，这件事在国外反响也很强烈。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体现。
当然，傅聪是在特殊的家庭、特殊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人物。有些问题，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胡耀邦同志很关心傅聪的情况，多次作过批示。
“傅雷真是一丝不苟”
——裘劭恒，傅雷好友。《傅雷家书》中提及，1956年3月，傅雷曾推荐裘劭恒列席上海政协会议。裘劭恒是中国著名法学家。
我跟老傅（我们那时都这样称呼傅雷）早就认识。抗战胜利后，我作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代表，在东京出席国际法庭，审讯东条英机。就在这时，发生了著名的“涩谷事件”——日本武装警察在涩谷枪杀我台湾同胞。在国际法庭上，我据理力争，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我跟美国法官在法庭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当时，许多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和发言。我回国后，老傅很高兴，说我有民族骨气。
当时，老傅、雷垣、林俊卿、周煦良，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无所不谈。老傅为人很正直，淡于名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他精通法文、英文。在翻译法文原著时，遇上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对照英译本。如果对英译本中的译文有怀疑，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写信给法国朋友，向他们请教。
1958年，上海外贸学院要我开设翻译课。虽然我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可是我没有做过翻译工作，我就向老傅请教。
我找了一篇英文的作品，译成中文，请老傅帮我改。
几天以后，我到老傅家。我的译文已被他用红笔改得像大花脸似的。
他对我说，我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说，所以也就不留情面给你改……然后，他一一指出，为什么要那样改。
那篇经老傅修改的译文，我一直珍藏着。很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老傅曾告诉我，他常看老舍、赵树理的作品，向这些语言大师学习。他说自己的语言书斋味太浓。他对自己的译文，总是一改再改。有的作品已经出版，他不满意，又重译。他毫不苟且。
“梅馥非常善良”
——沈妙辛，即裘劭恒夫人。
我跟梅馥是晏摩氏女校的同学，住在一个房间，很要好。当时，一个房间六张床。
我爱动，很顽皮，喜欢打球。梅馥文静、温柔，非常善良。她跟所有的同学都相处很好。当时，我们念高一，就知道梅馥已经订婚，爱人在法国留学。
后来，她跟傅雷结婚，我跟许多同学都去庆贺。就这样，我认识了傅雷。不久，我跟裘劭恒结婚。老裘跟傅雷成了好朋友。
傅雷很正直，有话当面说，对朋友很真诚。
他跟梅馥相处很好，待梅馥很好。
“傅雷是我的严父、良师、知音”
——牛恩德，《傅雷家书》中十多处提到她。她是宋庆龄的表侄女。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1957年出国深造，获博士学位。美籍钢琴家，美国纽约长岛普列尼茨公立学校音乐主任。
我在学琴时认识傅聪，通过傅聪认识傅雷先生。他认我做他的干女儿。他是我的严父、良师，又是艺术上的知音。
我常去他家，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到了他家，弹琴、看书，饿了就一起吃饭，一点也不拘束。
傅妈妈待我像亲女儿，她是很善良的慈母。
傅雷先生教我古文。遇上不懂的地方，他总是开导我、启发我，从来不把答案直接告诉我。
他采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他对我说，你将来成人了，也用这样的方法教学生，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傅聪到波兰学习以后，傅雷先生常常把傅聪的信给我看，让我分享傅聪在国外取得的成果。
傅雷先生很喜欢美术。他曾带我到杭州去。经他介绍，我很荣幸认识画家黄宾虹先生。黄先生送我一张画，迄今我仍珍藏着。
我20岁生日时，傅雷先生送给我的礼物也是画。
他对我说，艺术是共同的。搞音乐的人，也应当懂得文学、诗词、美术。
虽然我那时是孩子，他总是平等对待我，跟我平等地讨论问题。
他很爱国。今天，我能够常常回国，思念祖国、热爱祖国，其中也包含他对我的教育。
1981年，为了悼念宋庆龄主席逝世，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傅敏见到我，说道：“现在，父亲唯一的女儿回来了，他在地下死也瞑目了。”我听了，很受感动。
傅敏非常爱国。他是一位无名英雄。他在做好教学工作以外，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他编了《傅雷家书》，整理父亲的遗稿，出版傅雷的译著……
傅敏越来越像他父亲，外貌、动作、声音都很像。1985年7月17日，我在他那里吃晚饭。临走，他送我三盒磁带。他用塑料袋包好，再用绳子扎好，那样的细心，就跟傅雷先生一模一样。
“傅雷待友真挚、热忱”
——庞薰琹夫人袁韵宜。庞薰琹，傅雷挚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院长，《傅雷家书》封面的设计者。
庞先生不幸于1985年3月18日去世，终年79岁。
庞先生跟傅先生是早年在法国巴黎留学时经刘海粟介绍认识的。
回国以后，庞先生和傅先生都参加了《决澜社》。那是美术界的一个团体。他们都在《决澜社宣言》上签名。
1932年9月15日，庞先生举办个人画展，傅先生为画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在9月14日写了《薰琹的梦》一文，评价了庞先生的作品。那篇文章发表在1932年9月《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三期上。
“五卅”惨案发生时，庞先生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傅先生前来营救。他们俩都会讲法语，总算使庞先生在当天获释。
后来，庞先生开办了“薰琹画室”。有一天，傅先生急匆匆来到画室，告诉庞先生说，法国巡捕房在注意庞先生。当时，画室在底楼，三楼住着袁牧之、陈波儿。庞先生得到傅先生告诉的消息，赶紧转移了。
傅先生待友真挚、热忱。解放前，庞先生生活发生困难时，傅先生就想方设法把庞先生的画介绍给别人。卖出了几幅画，庞先生的生活就稍微好了一些。
1946年夏天，庞先生来到庐山，想租一幢房子。房子太大，房租很高，付不起。庞先生给傅先生去信，傅先生就带着全家来庐山，跟庞先生一家合住一幢房子。那房子在牯岭。那时候，两家朝夕相处。傅聪喜欢钢琴，庞先生的女儿庞涛也爱音乐。傅先生教子很严，他给傅聪规定好练琴的时间，傅聪在山上贪玩，有时常挨傅先生批评。
那年11月，经傅先生多方奔走，在上海为庞先生举办了一次绘画展览会。那时候，借场地非常困难，傅先生亲自跟复旦大学联系，才算解决了。
庞先生是学绘画的，也学过钢琴、小提琴，跟傅先生志趣相投，过从甚密。1933年，当傅先生自费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夏洛外传》时，封面就是庞先生设计的。
1957年，傅先生、庞先生先后都被错划为“右派”，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彼此间很少联系。他们心中都很苦闷。
1966年，当我们知道傅先生和夫人一起含冤屈死时，非常悲痛，一夜都未睡。庞先生沉痛地写下一篇日记，悼念亡友。
从1979年起，傅聪每一次回国，都来看望我们。有一次，我们去吃烤鸭，傅聪很高兴。
庞先生怀着对亡友的深情厚谊，着手设计《傅雷家书》封面。他考虑了很久，设计了好几种方案。
初版的封面，庞先生用简洁的线条，勾出傅先生的头像，再画上一支羽毛笔，象征傅雷写的家书。封底白色。
再版时，庞先生重新设计了封面：蓝色的封面上，画了一支洁白的羽毛笔。蓝色象征海洋，表示家书穿洋渡海；白色表示不俗，象征傅雷高洁的品格。羽毛笔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象征翻译家——因为傅雷所译的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法国作家是羽毛笔写作的；一是象征家书——鸡毛信。
庞先生画的那支羽毛笔，仿佛飘飘欲飞，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
以助人为乐
——严大椿，作家、翻译家。
我到巴黎时，傅雷已经在那里了。他以助人为乐。他帮我申请居住证，找房子，非常热心。
当时，他住在青年宿舍，费用比住在外面节省。
傅雷在翻译工作方面，非常认真，常常一稿、二稿、三稿。他的夫人是贤内助，很多稿子是她帮傅雷抄的。
傅雷教子很严，很注意孩子的文学修养。他的两个孩子都有很好的文学底子，懂古文、诗词。
回忆在徐汇公学时的生活
——胡毓寅，法学博士。
小时候，我跟傅雷是上海徐汇公学同学。我是班长。
徐汇公学是现在的徐汇中学前身。那时候是教会学校。学生全部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学校的制度是很严格的。
主课是法语，每天要上两节法语课。傅雷在那里学习3年，他的法语基础是在那里打下的。
后来，他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可以说，跟徐汇公学很有关系。
校长是一位意大利神甫。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分班学习的。
我记得，学校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早上起床后，盥洗毕，排队到自修室自修。7点多，进食堂用餐。监学坐在食堂的高台上，把小铃一摇，我们才能坐下吃早饭。早饭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吃完。监学一摇铃，我们就赶紧排队，上操场。
晚上自修至9点，熄灯。宿舍是大房间，一人一床，监学也一起住。每人上床后，把帐子挂好，然后，把一根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到地上。这样，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
傅雷小时候很耿直，对朋友知无不言，往往当面指出你的缺点。
他的中文底子很好。写作文（那时叫论文），他常常是优秀。
他到法国不久，我也去了。我学法律。我们在巴黎见过几次。
回国以后，我们常来往，我当律师。他在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时，遇上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来找我。他非常认真，一直到弄明白了，才罢休。他脚踏实地，是一位实干家，在翻译工作中做出很大的成就。
在“文革”中，有一天我上班走过上海检察院门口，看见那里贴着大字报，说傅雷夫妇自杀。我非常悲痛。
傅雷夫人很厚道，真是一位贤妻良母。
要多多宣传傅雷严肃的工作态度
——胡昌复，傅仪之子。傅仪为傅雷姑母。傅雷遗嘱中几处提及傅仪。
傅雷的声音有点沙哑，据说，那是因为私塾老师耳朵有点聋，傅雷小时候要大声背书，导致声音嘶哑。
傅雷母亲家教很严格，傅雷对儿子教育也很严，可以说是秉承母教。
傅雷在巴黎大学求学时，学业优秀，曾获第一名。我看到过他获得的奖品——一部印得很考究的书。
傅雷毕生的成就，主要是在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要多多宣传他的严肃、细致的工作态度。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朱佛容，傅雷夫人朱梅馥的亲侄女。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我生了孩子后，人又黄又瘦，有一次到傅伯伯家去。他一看见我，很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一点也不注意身体！”
他说话的声音很响，态度很难看，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他谈了产后注意身体的重要性。
最后，他拿起毛笔，在我的通讯簿上写了一位医生的名字、地址，叫我去看。那位医生是他的老朋友。
至今，我的通讯簿上，还保存着傅伯伯写的那几个字。
他是一个待人严格而又非常热心的长者。
在傅雷家当家庭教师的时候
——郁树敏，曾受傅雷之邀，担任傅聪的家庭教师。
1943年，我在上海淡水路西成小学（现为淡水路二小）担任教务主任。学校离傅家很近。当时，傅聪在这个小学上学，级任老师是周继昌。校长姓柴。
后来，傅雷先生为了让傅聪专心学钢琴，就要他退学。傅太太找我商量，请我当家庭教师。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给傅聪上国文和数学课。
国文课文是傅雷先生亲自选定的。他从《庄子》、《吕氏春秋》、《论语》、《孟子》、《世说新语》中选一些文章作为课文，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好，交给我，同时交给我一些教学参考书。他的小楷，一笔不苟，涵养功夫真好。
他对我很信任。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从来不来听，我爱怎么教就怎么教，从不干涉。他用的是启发式，我教书用的是注入式。他并不强叫我用他的方式教书。
傅聪的作文，我不管，由傅雷先生亲自批改。钢琴课另请外国教师来教。
傅雷先生待我很好。当时，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三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后来，连他自己都买不到白米，他就按照黑市上白米的价格给我钱。像他这样照料我——一个穷书生，是难能可贵的。
我牙齿生病。傅太太说，她认得一个日本牙医。她亲自陪我到“爱齿齿科医院”，请一位名叫茉莉子的日本护士代为照料。傅太太待人诚恳，是一个大好人。
我记得，有一次，傅雷先生付给我一张支票。我一看，上面不仅盖着他的图章，而且盖着傅太太的图章。可见在他们家，男女平等。傅先生对夫人是很尊重的。
傅雷先生教子严格。两个孩子身边，从来没有零花钱。
傅雷先生的工具书，放满一个书架。各种辞典都有。他翻译时很认真，不断地查书，弄清楚了才写下来。
他的书橱上有一个《封神榜》中雷震子的头像。雷震子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在“风神、雨师、雷公、电母”之中，傅雷先生喜欢雷公，不光因为他的名字叫雷，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
他跟画家黄宾虹的友谊很深。我记得，1944年春天，他为了筹备“黄宾虹画展”，非常忙碌。他曾送一本《黄宾虹画册》给我，还题了字，可惜在“文革”中散失。
抗战胜利那天，我照常到他家上课。一进门，他就说，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上课啦！他忙着给朋友打电话，互相祝贺。他显得非常兴奋。我记得，夏丐尊先生那天在他家里。
傅雷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我对他永远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