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拴虎
最热闹的地方要数炮市。此起彼落的鞭炮声、卖炮人吵架似的叫卖声，响成一片：
“哎——咱的炮是好炮，两角五一包啦！”
“哎——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
炮市西头，一个尖亮的嗓音，把整个炮市镇住了：
“哎——咱的炮是电光炮，响不响你问问炮！电光炮放电光，白天赛过太阳，黑夜赛过月亮，照得院里亮堂堂，新年新岁喜洋洋……胆小的捂住耳朵，怕便宜的千万别买，放啦！”
噼里啪啦，火鞭炸响，四外漫起雾一样的硝烟。
人们哈哈笑着，潮水一样向那里拥去。那里停着一台拖拉机，拖拉机后面的拖斗里装满各色花炮。站在拖斗里的两个中年人，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应接不暇。那年轻的叫卖者高高站在拖拉机驾驶台的顶板上，手拿一根竹竿，竹竿上挑着一挂花花绿绿的鞭炮，格外引人注目。看见生意兴隆，他更得意了，为了不妨碍手舞足蹈的叫卖，干脆把帽舌推到脑后去。他放了一挂又一挂，吆喝完一套又一套，那嗓音像流水，像鸟叫，像吹海笛儿。不一会儿，脸上的汗水和硝烟的黑灰混合在一起，变成了小花脸。那些无心买炮的老太太也被他吸引过去了，望着他那怪样子，扑哧地笑：
“呵呵，这小子不要命了！”
“咦咦，他吃了什么啦，这么卖力气！”
我也笑着走过去，欣赏他的口才。他有二十多岁年纪，瘦伶伶的身材，老长的头发，两只机敏的眼睛；一件破旧的、又瘦又小的黑布棉袄，紧紧箍着身体，胳膊肘上露着花絮。我看着看着，不知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特征，一个乡村少年的影子忽然在我眼前一跳，我脱口叫了一声：
“拴虎！”
他听见我的叫声，眼睛在人群里扫来扫去。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赶紧低下头去，吹了吹手里的草香，又放了一挂鞭炮。我又叫了一声，他再没有看我，腰身一扭，又一次掀起叫卖的高潮。
我没有看错，他就是小芦村的拴虎。但我渐渐醒悟过来，不再自讨无趣了，默默地离开了炮市。
我认识拴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那是1965年的冬天，我到许村担任小学教师。小芦村就在许村西边，只隔着一片苇塘，那里的孩子们也来许村上学。上班那天，我在学生名册上就看到了他的名字，可是过了好些天，总不见他到学校来。
一天，他们村的孩子们告诉我：
“他跟他娘生气哩，不上学了！”
“看见俺有新棉袄，他也要，臭美！”
“他娘不给做，他就不吃饭！”
“哼，净叫俺从家里给他偷饼子吃！”
孩子们一齐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
我从孩子们的嘴里了解到他家一些情况。他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他和妹妹。父亲是个忠厚的农民，对他十分娇爱。他原名叫小虎，瓜菜代那年，父亲给他改了名字，意思是“拴”住他，以防他死去。困难的年月刚刚过去，当娘的一时不能让孩子如意，自有当娘的难处吧，我想。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他们村的一个学生领我到他家去。走到他家门口，听见他娘在家里骂他。他爬在院里那棵光秃秃的榆树上，很像一只猴子。我们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娘抱着个小女孩，对着树嚷道：
“下来！”
他嘻嘻一笑，向上爬了一截。
“下来！”
他笑嘻嘻地爬上树尖去了。那个学生说：
“拴虎，下来，李老师来了。”
他看见我，脸一红，才从树上下来了。这孩子很俊俏，脸蛋洗得鲜亮莹润，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胰子味儿。他穿上了新棉袄，但那棉袄又肥又大，袖子卷起足有二寸，露着紫花色的粗布里儿；他一行动，那袄后襟摇摇摆摆，好像一只笨大的绵羊尾巴。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肥大的棉衣，他娘笑着说：
“大一点好，大一点可以多穿几冬。不错，总算是穿上了。”
这是一个三十岁开外的女人，青白的脸色，细眼睛，眼前垂着一绺凌乱的头发，一副很劳累的样子。论年岁，我该叫她大嫂。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些酸，对拴虎说：
“娘这样疼你，为什么不听娘的话呀？”
“娘叫我去赶集！”
“赶集怕什么呢？”
“她要领我卖辣椒！”
我看见院里铺着一块破席，席子上晾着一些红辣椒，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很鲜艳。正待细问，大嫂放下小女孩，苦笑着说：“这孩子捣蛋着哩，大人上集买东西，他像个尾巴似的；大人上集卖东西，叫他做个伴儿，打死也不去。你猜他说什么？”
“买东西好看，卖东西难看！”小女孩响亮地揭发。那是他的妹妹小茹。
“是吗？拴虎。”我忍着笑问。
他不回答，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撒腿跑了。我望着那摇摇摆摆的“绵羊尾巴”，不由笑了，谁教他的呢？
他在学校功课怎样，我不记得了。因为过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孩子们有了新的功课，天天去做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孩子们毕竟是孩子们。他们玩累了，也有安静的时候。经过一场动乱，我发现课堂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全班二十二个男孩子，光膀子上课的在半数以上，好像到了澡堂子里一样。拴虎也不那么爱整洁了，他也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只穿一条破短裤，露着肚脐来上课。我看实在不雅观了，就对他们讲，学生应该文明一点，特别是上课的时候，不要赤身露体，要衣帽整齐。我刚讲完，拴虎猛地站起来了，大声说：
“衣帽整齐？”
我看他满眼敌意，忙说：
“我讲错了吗？”
他很生气，细棱棱的肋巴骨一鼓一鼓地说：
“什么人衣帽整齐呀？地主富农们、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我们不光膀子，谁光？”
课堂上大乱了。孩子们瞅着我，有的怪叫，有的怪笑。几个光膀子的孩子，左手捂在右腋下，右胳膊一挤一挤，“噗噗噗”发出一阵放屁的声音。
我苦苦一笑，只好接受他的批判，并且称赞他的路线觉悟。在以后更大的动乱里，他对我一直很友好。
可是在他将要毕业的时候，却和我结下怨仇，一种叫人哭不是、笑不是的怨仇。
那年寒假过后，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领导同志突然来到我们学校，脸色很不好看。他说正月初五那天，他在村里发现不少学生放鞭“崩穷”，弄得村里乌烟瘴气。他说这是“四旧”抬头的表现，对批判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不利。他要我们认真追查一下，对那些学生进行一次路线教育。
我们听了，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放鞭“崩穷”是乡间的一种风俗。正月初五清早，家家屋门大开，院门大开，孩子们燃一挂鞭炮，从屋里一直放到街门口去。据说这样可以崩走晦气，来年的日子好过。我想，劳苦了一年的农民们，只不过借此取个吉利罢了，也无可非议。但那位领导同志不但是公社的领导同志，还兼任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我们只好照办了。
“同学们，正月初五早晨，谁在家放炮来？”
教室里很静，半天没有回答。我便让大家背诵“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那段语录。背诵完毕，拴虎站起来了，说：“我放炮来。”
于是我用启发式的方式，引导大家：
“同学们想一想，穷，代表什么呀？”
孩子们不假思索，唱歌儿一样回答：
“贫下中农——”
“社会主义——”
我听着他们那娇嫩的嗓音，心里一阵刺疼，嘴里却说：“拴虎你说，崩穷对不对呢？”
他嘴硬地说：“我不是崩穷哩，我崩富哩，崩修哩……”
“他不老实——”孩子们一齐冲他吼起来。那时的孩子们也怪，不管谁倒了霉，他们都特别高兴，特别精神。
他低下头去，我看见一颗晶亮的泪珠从他脸上滚下来，落在肥大的袄襟上。这个好胜要强的孩子大概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羞辱吧，第二天就不上学了。一直到我离开许村的时候，再也没有看到他。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这一天，我心里很不平静，那个动乱年月里的乡村少年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跳来跳去……
“李老师在这儿住吗？”
院里有人叫我。我出去一看，高兴得叫起来，来人竟是拴虎。夜色中，他把一堆什么东西捧到我的怀里，嗓子沙哑地说：“李老师，早想来看看你，总没工夫，整天瞎忙。快过年了，这是几挂鞭炮，叫孩子们放了吧！”
我忙把他拉到屋里去。显然，小时候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他并没有挂在心里。我感到一种欣慰。
“拴虎，我在炮市叫你，你没听见呀？”我边沏茶边问。
“听见了。”他笑着说。
“为什么不理我呢？”
“你没看见村里跟着两个人吗？”
“那怕什么？”
“不怕什么。”他脸一红，故意岔开话题，“李老师，我爹问你好哩。”
“他好吗？”
“好，还在队里喂牲口。”
“你娘呢？”
“天天下地。”
“小茹上学了吧？”
“上中学了，比咱强。”
“强在哪里？”
“小妮子说话，叽里咕噜满口外国语了。”
说完，他仰起脖子笑了，笑得很快活，也很腼腆。像一个卸了装的演员，他完全不是我在炮市看见的那样子了。喝完一杯茶，匆匆地就要走，我留他住一宿，他说他们村的拖拉机还在炮市那里等他。
我把他送到大街上，一定要问明白他在炮市不理我的原因。他终于笑了说：“当着乡亲们的面，我不想认你这个老师。”
“为什么？”
“卖炮的人都喜欢别人夸他的炮响，你们当老师的人，大概都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吧？”
我想了一下，说：“卖炮没出息吗？”
“谁说卖炮没出息？”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大人们不想法弄点钱，孩子们凭什么去学那外国语？”
“是呀，那为什么不理我呢？”
他默默地笑着，好像有什么话羞于出口似的。我再问时，他猛然站住了，两手捉住袖口，胳膊向我一展：“你看我这一身打扮，我怕老师脸上挂不住。”说完，放快了脚步。
我紧紧跟上他，看着他那件破旧的、又瘦又小的棉袄，心里又难过，又欢喜。他在那场噩梦一样的劫难里成人长大，但他那颗微妙的、天生自有的孩子的心并没有死灭，今天又复苏了。那是一种虚荣心吗？我想不该这样指责他。贫农的孩子，不嫌贫，也并不爱贫吧？
静静的大街上洒下路灯淡紫色的光辉。我们并肩走着，一直没有住口，忘了冬夜的寒冷。他说我胖了，但是不显老；我说他更不显老，只是性格大变了。他听了，大概想起自己卖炮时的样子，咯咯地笑起来。他说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今年他当干部了，负责村里的副业生产。为了赚到很多的钱，桃下来卖桃，杏下来卖杏，葡萄熟了卖葡萄，他什么都干。他问我什么时候看看他们村的果园去，我说，杏花开了的时候；我问他什么时候再进城，他说，正月里换上新衣来给我拜年。
（发表于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