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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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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开溜之后,张民德命令新任的党委书记砍掉橙子树的主根。这些橙子树不到半个月,就都枯萎了。新任党委书记心急如焚,看着蔫头耷脑的橙子树,默默地流泪。他跳进了罗州江,张民德却继续在地委主持工作。当时的张民德十分革命,打倒了书记副书记好几个人之后,仍然整天想着怎么把剩下的人打成右派走资派,怎么把别人投进监狱。他东奔西走,日里万机,甚至比周总理还忙。在把常务副书记姜志民送到劳改农场之后不到一个月,张民德自己也被人打倒了,也进了劳改农场。他看到姜志民,苦笑着说,老姜,咱们又见面了。姜志民哼了一声,没有理会他。
     
       这真是太滑稽了。张民德被打倒,是对先前被他打倒的那些老干部的辛辣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在被张民德打倒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你是个混蛋,我被你打倒了,证明我跟你不是一类人。而现在连张民德也被打倒了,让他们感到十分难以接受,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原则性,没有了是非观。打倒就打倒了吧,落实政策就该只落实那些被张民德打倒的人,而张民德就不应该落实,更何况,张民德的荒谬理论,使得国营红光农场的橙子树大面积枯死,直接经济损失达好几百万文。现在张民德一落实政策,就显得很荒唐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有功之士了,变成了一个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了,就有了可资炫耀的本钱了。那么像我父亲和姜志民这种被张民德迫害过的人怎么办呢?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都说,都过去了,那都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没有人为此负责。我父亲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父亲拒绝被落实政策,他说,老子不给你们刮屁股了。这也许可以算作是我父亲的不合作态度,他将近三十年的党龄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就这样,我父亲从五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到七十年代末退出革命队伍,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十分奇妙的轮回:他花了十几年当上了一个小官,然后在一念之间,重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老百姓。在这个意义上,我父亲并没有比我爷爷高明多少。
     
       拒绝落实政策之后,我父亲的老战友们就都走了。我父亲在坡脊住得十分自在,他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都不想干了。他甚至还在我们坡脊不远处一个山坳的泉眼下,顺坡而下开垦出五块农田来。最上面的第一块像斗笠大,最后一块的面积,大概有两分地大小。在上面,我们种上了葱郁的水稻。我父亲甚至还养了一头牛,五口猪和一大群鸡鸭。我父亲对此看得很开,他觉得当农民插秧,做小商贩卖豆腐,比当农场书记有意思多了。我父亲这种想法有点儿像孙悟空。孙悟空说:俺老孙不服你管了!
     
       我父亲的政治觉悟一直很低。现在看来,他的觉悟也就是一个孙悟空的水平。
     
       我父亲做的豆腐腻如滑脂,分量十足,价钱便宜。他发的豆芽清脆爽口,养生滋补,而且环保。他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从来不短斤缺两,也不偷工减料,既收现金还允许赊帐。他有很好的信誉,人们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购买豆制品。这使得本来就没有祖传绝活,还欺老瞒幼的夏蒸锅的生意日渐清淡,最终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你可以这么进行鲜明的对比:我们家做的豆腐润滑白腻,摸上去有如少女的柔荑,品尝起来仿佛是南海出产的极品鲍鱼,一板豆腐切起来弹性十足,光洁得像是景德镇的珍贵的白瓷,托在手上跳动不已,更为神奇的是根本就不渗水滴。相反,夏蒸锅家的豆腐看起来就像是一板烂泥,不仅淌水不止,稀里光汤尽是小洞洞眼。
     
       这样的豆腐含在嘴里味道很次,一不小心就会吃到一团涩乎乎的石膏粉,更有甚者吃出个把蚊子苍蝇,甚至看见蟑螂耗子也毫不稀奇。我们家发豆芽十分讲究。在发豆芽之前,精心购买仔细挑选认真培养准时浇水,浇的水都是我们从水井里打上来的干净醇美的井水。这样,长出来的豆芽才肉嘟嘟肥嫩嫩洁白无暇没有一丝细根杂根,有如腻玉仿若春笋甘甜如蔗爽脆得像爆米花。夏蒸锅家发的豆芽用的是三级孬豆,随便弄些什么洗脚水洗碗水泔脚水就往上浇。他还特别黑心,非要到了半尺长才开缸卖。这些豆芽老得像老油条、长得像懒婆娘的裹脚布,硬得像铁丝,嚼在嘴巴里好像在嚼橡皮筋。这样一比,你就知道为什么夏蒸锅的生意日渐清淡,而我们家的生意一日好似一日了。
     
       我们家慢慢地吸引了很多固定的客人,方圆几十里慕名前来要求我们做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宁愿排长队等,也不愿意去找夏蒸锅。他们的需求把我们家变成了一个整日飘香的豆腐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变成了拉磨的骡子。逢到赶集的日子,我还得负责卖凉茶。两分钱一杯,一天下来,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这几乎就是一笔巨款。就这样,我父亲和我大伯的生意拥有我们坡脊相当大的经营份额。虽然我们没有我大伯那么富有,但是一日三餐或有鱼有肉不成问题。我父亲还把替别人做豆腐剩下来的豆腐渣,外加一碗猪油渣或者一块五花肉,交给我堂妹带回家去。我八婶把这些榨干了油水,无滋无味的豆腐渣做成美味可口的佳肴。我堂弟有时候会拿回几根青萝卜,几个火筒菜,几个罐头。我八婶把持家的重担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八叔只知道在汽车驾驶室里发呆,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境况一筹莫展。
     
       那时候的我八叔,在我父亲的眼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了。
     
       跟我父亲和我大伯蒸蒸日上的日子相反,我八叔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父亲认为他的不切实际和胡思乱想,导致他的这种尴尬的状况。
     
       后来,由于这么跑来跑去实在太累,赚的那么一点小钱也被乘车旅行耗得所剩无几。我八婶干脆就一个人离开了坡脊,回到县城里去做小生意。我的堂兄弟妹们也已经足够大了,他们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八婶的小生意缺乏本钱,她做得很辛苦,但是无论如何,她都能够把一些日常使用的钱带回坡脊来,交给我的堂兄弟妹们。我八婶因为要赚钱养家,不得不离开坡脊,很久我们才能够再看见她一次。我奶奶也经常将她的养老钱悄悄地送给我八叔,我八叔的日子这才勉勉强强,拖三拉四地混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懒惰,无所事事,在我八叔身上,都只是一种假象。我说过,我八叔天生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他一定是在想着要把自己从这种困窘得境况当中解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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