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你要说有个人突然从地上飞起来了，我们也毫不怀疑。我们什么都相信。我父亲说有一种牛一锅在天上飞来飞去。牛一锅在天上飞来飞去不奇怪，可它那么重，还愣是不掉下来，这就让人吃惊了。我父亲说的是人造卫星。在坡脊，我父亲算得上是消息灵通人士，他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往往出语惊人。我们也相信发生在离我们家乡十万八千里远的唐山大地震，会使我们坡脊的房屋倒塌。我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政府的号召，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搭建防震棚的劳动当中。一夜之间，我们坡脊周围的山坡上，满眼望过去都是高高低低的茅草棚。我们白天在家里吃饭玩耍，晚上在棚里回归原始社会。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就是这种事情了。按照我们的愿望，天天发生地震才好呢。
我们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是一九七六年九月。除了要缴一块六学杂费之外，每人都要给学校的防震棚捐一块竹篱笆。这种竹篱笆用晒干的甘蔗叶子编织而成，搭在屋顶上，支撑沥青纸，兼具隔热功能。在上学的路上，大人们都是一只手拖着小孩，另一只手拖着篱笆。有些人在家里就把篱笆编好了。手艺好的，竹篾修得如同蚕丝，篱笆编得有如蓑衣。我父亲的手艺比较差劲，他编的篱笆松松垮垮，还没有拎到学校，就已经散架。
大人们对地震抱以无所谓的态度。老是防震防震，让大家变成惊弓之鸟，都见惯不怪了。
大地震没有发生，这些防震棚成了我们捉迷藏和打家劫舍的窝点。
上学之后我们什么也不干，我们根本就不学习算数认字。我们一进学校就忙着唱歌，唱完歌之后就忙着种甘蔗。教我们唱歌的漂亮女老师名叫罗春梅。她本来是下乡知青，做人乖巧，学问高深，所以被调来教书，不用种田。她的歌唱得好，教我们唱歌时也很有激情。一开始，我们唱这样的歌：碰上邓小平嗯—猛开炮—！
在当时，邓小平同志是谁我们还不知道。大家无冤无仇的，碰上他就要开炮，这让我们百思不解。在学校里，老师永远正确。老师这么教，我们就这么唱。我们唱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嗯——碰到邓小平嗯－猛开炮－！
过了两个月，我们的歌词被改成：碰上四人帮昂—猛开炮—！
同样的调子，内容完全不同，大家一时很不习惯。后来我们都知道，万恶的“四人帮”被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打倒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出山。邓小平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劳很大，我们当时碰上他就猛开炮，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毒害。华国锋主席就是毛主席说的“你办事我放心”。我们在自己的作文最后一段，总是这样的一句话：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前进！
罗春梅是我八婶苏小娟的同学，她们都是下乡知青；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八婶。这就是她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四人帮”是什么意思我们小孩子根本不理解。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所谓的“四人帮”，就是四个人一伙到处害人的意思。我们一伙：我、张春红、姜红卫和张春红的妹妹张春芳也是“四人帮”。他们都这么叫我们，以表示对我们的敬畏。张春芳比我们小一岁半，但是她也跟我们念同一个班级，这让张春红感到很没有面子。我和姜红卫却感到很高兴。张春红能够不高兴，我们就幸灾乐祸。有一次我跟姜红卫在水井边不知道因为什么打架，他打肿了我的眼睛，我却一无所获。于是，我伙同张春红埋伏在姜红卫必经之路上，用石头来袭击他，直打得他鬼哭狼嚎，屁滚尿流。有时候我跟张春红好，有时候我跟姜红卫好，但是跟张春红好的次数比跟姜六好的次数多一些，因为张春红家开小卖部，经常有糖吃。我们关系的好坏跟大人之间关系的好坏有直接的联系。我父亲看不起姜红卫的老窦姜瞎子。姜瞎子是个瞎子，他老婆也是个瞎子，生了三个儿子，却个个都耳清目明，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我父亲在打牌时赢了张运来十块钱。张运来想赖帐，我父亲不答应，他们立即开打。张运来就是张春红的老窦，他既开小卖部，还修拖拉机。你们也许还不知道，我父亲是个退伍老兵。遥想当年，曾经抗过美援过朝，搞过四清剿过土匪，可谓是经惯风见惯浪，闻过仙人放屁见过大蛇吞象。在我们坡脊镇，我父亲属于德高望重之辈。在这次冲突中，他一脚把张运来踢昏，轻松解决问题。
张运来掏了钱，但口服心不服。
过了三四天，张运来纠集七八个远近亲戚，手持扁担锄头，粗声粗气，大声嚷嚷，在一群幸灾乐祸的围观者的簇拥下，声势浩大地打上门来。我父亲也弄了一条扁担，到街上跟他们对决。我没有看到打斗的场面，但是我知道了结局。我父亲采取最为直截了当的方式，把领头的张运来大哥一扁担劈倒，趁其他人惊惶失措时，再各个歼灭。张运来和几个亲戚到卫生院吃了好几百块钱的伤药，我父亲的胸口也挨了一扁担，从此落下了心口痛的病根。我父亲后来说，要不是我母亲在旁边碍事地劝架，拽住了他的胳膊，他根本就不会挨上这一扁担。我母亲生性胆小怕事，在性格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像她而不是我父亲，我们也都胆小怕事。
我们坡脊人总是认为，你要说服一个人，与其浪费口水，不如来上一脚。龙平大队支部书记张贵宾，在宣传计划生育时，对于顽固分子，通常都是一脚踹倒，叫人拉走，免得多费口舌。
我父亲和张运来打架之后，我和张春红彼此间都深深地感到有断交的必要。我们也不约而同地想到要通过武斗决定双方的高下。跟我一样，张春红也是一个怯懦的家伙；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比我还要胆小。张春红家里开糖果铺，整天有糖吃，嘴巴里长满了虫子，蛀得他满口剩下不到半颗牙齿。一个只有半颗牙齿的家伙还谈何英雄？他的最后这半颗牙齿被我打落，终于镶上了一口假牙。张春红满口假牙时正好年满十一岁。我的鼻子则被他用半块砖头打塌，从此再也没有挺起来过。
问题在于，我父亲和张运来在半年之后又和好了。晚上吃完饭，他们还是凑到一起打四十分，从前的事情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当时也没有电，我们坡脊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娱乐，打扑克是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在我们看起来，夜晚的世界到处都是恐怖的事情。大人们打牌用汽灯照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群妖魔鬼怪在密谋害人。大人和好了，我和张春红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也应该和好。我们好得勾肩搭背，同进同出。
我们胆子虽小，但想像力丰富。我们常常计划实施各种惊人的计划，比如在计划生育阉人队来到之前，躲进山里打游击；又比如密谋长征到一个十几里路远的农场去偷橙子。在我们坡脊，“偷”这个字也可以换用“弄”字和“拿”字。比如偷橙子，我们就说弄点橙子吃吃；偷白菜，我们就说拿两颗白菜。不管是弄还是拿，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把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人家拿了我们家的向日葵，我们家还要赔他十块钱作安抚费。我父亲家教比较严，所以我拿的东西不多。在我父亲单打独斗张运来和他的亲戚之后，我决定对我父亲死心塌地地进行个人崇拜了。在我八叔没有出现之前，我眼里的父亲同样也是个高大全般的人物。夜晚无事，我父亲给我们讲述了种种神乎其神的故事。
我父亲善于讲故事。他刚搬到坡脊时栽下的五棵番石榴树，已经枝叶婆娑，果实累累，成了我们的乐园。一个人拥有这么繁茂的番石榴树，想不善于讲故事都不太可能。我们热爱这些番石榴树，恨不得把床都搬到树上去。久而久之，我们的身手就像猴子敏捷，我们的习性也有所改变，喜欢像猴子在一样在树上生活，在树上吃喝拉撒，除非迫不得已才从树上下来。我们在树上搭棚，在树上睡觉，在树上学习，在树上唱歌，在树上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树上我们兴高采烈，精神飒爽，活蹦乱跳，乱叫乱嚷；下到地面我们就蔫头蔫脑，头晕眼花，肠胃不适，十分难受。由此可见，这五棵美丽的番石榴树让我们出现了返祖现象。我本人在树上是大王，攀来荡去，敏捷无比；在地面上却唯唯诺诺，手无缚鸡之力，虎落平阳被犬欺。当其时也，我身材消瘦，手脚长长，双眼放光，身手还算敏捷。不像现在，一身肥肉，肚子圆滚滚，一副贪官污吏的模样。当然，我说我在地面上比较软弱只是一个托词。我在树上虽然也可以说是身手敏捷，但是跟姜红卫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姜红卫胆大包天，他在树上完全就是一只蜥蜴，甚至能够像螳螂一样站在树叶上迎风招摇。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坡脊的俗话还说，吃熟不吃生。对我攻击比较多的就数张春红和姜红卫这两个死党。
张春红姜红卫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的关系就像《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分分合合，时好时坏。张春红这小子仗着自己有一个卖糖果的父亲，在当时过上了一种极其奢华极其腐败的生活。当我们为能吃到一把花生米而心满意足时，张春红就已经拿珍贵无比的糖果当饭吃了。我们虽然在心底里极其羡慕张春红，也梦想着总有一天能够拿糖果当饭吃，但是表面上我们还是非常看不起张春红，认为他是一个窝囊废。当然，张春红把口袋里的糖分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改变对他的评价。我们跟他勾肩搭背，亲亲热热，为的是能够讨他的好，再得到他的糖。我常常跟姜红卫策划着怎么把张春红干掉，从而把他口袋里的糖果吃了。我们的计划总是停留在想像中，从来也没有得到实施。后来，姜红卫把我们未遂的计划泄漏给了张春红，成为了可耻的叛徒，从而得到张春红一把糖果的犒赏。这让我感到十分愤怒。我转而接近张春红的妹妹张春芳。虽然是一母所生，气血连枝，但是张春芳比起张春红来就大方多了。我不仅得到了张春芳的糖，还赢得了她的芳心，这就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所失必有所得。
总而言之，我们在坡脊镇上的生活如上所述，虽然貌似丰富多彩色彩斑斓，其实还是平平静静，波澜不惊。
这种平静的生活自从我八叔搬回来之后，就被彻底地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