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天灵香去了柳树街，马闷闷一直等到天黑没见她回来，天明吃过早饭，又迫不及待地骑车去了柳树街。进了柳树街村东的胡同，猛见胡同堰上生产队挖的红苕窑窖门口站着几个穿白衣服的孩子，窑里面传出阵阵凄惨的哭声，不由吃惊地跳下车来。当地风俗：凡是非正常死亡在外的人，为避晦气，遗骸一律不能进村。马闷闷知道这个讲究，就要打听谁家出了祸事。走到窑门跟前，见从里面走出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灵香。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得他的心在胸膛里嘣嘣直跳。灵香也一眼看见了马闷闷，忙跑到他跟前，拉他到一边哭着说：“闷闷，你咋来了？霞霞她……”马闷闷一下子苍白了脸说：“啊！她怎么啦？”说着就要往窑里走。灵香拉住他说：“别去了，是叫石头砸的，见了太瘆人。你快回去吧。”马闷闷却不忍马上离去。他觉得事有蹊跷，人前天还在白岭村，怎么隔了一天就被石头砸了？好端端哪来的石头呀？他想细细问问灵香，窑里面有人叫她，她又慌慌地走了。马闷闷因不便跟去，就推着自行车朝巷里走去，打算去找田叔和田东京问问情况。进巷走了没多远，见对面走来个穿着入时的中年妇女，两人对视了一眼，马闷闷就认出她是杨桂珍。他正要打招呼，杨桂珍先喊起来：“啊！这不是闷闷回来了吗？眼瞪什么，认不得啦？”马闷闷忙说：“咋认不得。李婶你好！”杨桂珍说：“好，好！听东京说你前儿个还回来过，我说咋没得见。自小在咱这儿长大的，婶子打心底里爱哩！快走，到婶子屋里坐坐。”就拉着闷闷往家走。马闷闷进了门，见院子里仍是十年前的那三间旧瓦房，房北边只新盖了两间青砖到顶的封裹檐灶房；门口的住房门上搭着镶边绣花的夹板门帘。杨桂珍边走边朝屋里喊着：“媛媛，你闷闷哥来了！”喊声刚落，门帘缝里便露出个苗条秀气的姑娘来。马闷闷望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儿说：“这是媛媛呀！成大姑娘了！”杨桂珍说：“都虚岁十六了，上初中三年级哩。”
马闷闷进了屋，屋里生个通炕的铁皮炕炉子，炉子上坐着个“咝咝”发响的烟熏黑了的大口茶壶。杨桂珍取出一盒“红金”纸烟递给闷闷：“给你拆开吸吧。”又说媛媛：“看这女子痴的，快给你闷闷哥倒茶呀！”媛媛姑娘就麻麻利利端起炉子上的茶壶倒了一杯红红的酽茶笑眯眯地递过来说：“闷闷哥，喝茶。”马闷闷双手接住，抿了一口，说：“咋不见我六爷和李叔？”杨桂珍说：“你李叔现在调到城关粮站当书记，过了‘破五’就上了班。你六爷你再不得见了，他六零年就去世了。”马闷闷伤感地说：“哦！他老人家好人，医术也高。我记得这儿我大害那场大病，就是我六爷看到底。”杨桂珍说：“是呀，你大那回是把真病得下了，你六爷为他天天翻药书，把心用尽了也没把他救下……他没福。他要不是早早走了，你也不会回冯村。这阵儿看见你这么有出息，他该多高兴呀！”又伤心地长叹一声说：“唉！黄泉路上没老少，和你们小时候一起念过书的霞霞，昨儿个……”马闷闷赶紧问：“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呀？”杨桂珍先没回话，却反问他：“听人说谁还给你介绍过她，是吗？”马闷闷把头一低，动情地说：“是呀，我今日本来就是……”杨桂珍见他泪汪汪的，说：“别难过了，现在她人不在了，就不提了。可她就是在，你两个也成不了，人家自幼儿就跟东东好哩。”马闷闷闻言好不惊讶：“啊！那她为啥又嫁给了田天命？”杨桂珍说：“还不是我当初不知底细，糊里糊涂给天命当了个介绍人。这本来是乱点鸳鸯，根本成不了的事，没料到那当儿你志忠叔成了‘四类分子’，一家子因他抬不起头，霞霞大就贵贱不叫女儿跟东东，硬逼着霞霞嫁给了田天命。天命那时是大队团支书，人比东东可阳火多了呀。可是霞霞到底不称心，那次天命跟东虎头一个媳妇私通的事烂了，霞霞就离了婚，又一心要跟东东。东东过了年去了金龙沟水库工地，她不知为什么昨儿个也撵上去了，路过炸石场，正遇上人家放炮，一块石头飞来，把命要了……”
马闷闷听得目瞪口呆，拿起空茶杯喝了一下，才发现茶杯里没水了。媛媛“咯咯”地笑着，忙端起茶壶给他续了水。杨桂珍接着说：“霞霞和你和东东同岁吧？年轻轻的没了，真叫人伤心呀。她是为东东死的，把个东东伤心得昨晚从工地上回来，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只是个哭。你国安叔正给他打针哩。”马闷闷如梦初醒：“唉呀，才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呀！”杨桂珍说：“你从小离了咱村，这多年又在外头当兵，不知道咱柳树街这十多年可出了些人想不到的事呢。这儿你妈柳穗儿后嫁的男人李见正，五六年从县上回来，先当咱组组长，又当大队副主任。他一门儿跟你志忠叔一家子过不去，年纪那么大了，也和牡丹……”马闷闷说：“这事儿我听人说过。”桂珍说：“就为那事把他‘副主任’都叫上边撤了，和天命一老一少被大队管制了几年；前一向才听说又进了大队领导班子。他要是重新上了台，东东和你志忠叔父子俩又得遭殃！”马闷闷气愤地说：“农村基层干部的水平实在太差了！我们冯村也有李见正这号专门以公谋私、公报私仇、打击报复社员的干部哩。上边真该治治他们呀！”说了一会，马闷闷又问到了本巷的几个伙伴们，杨桂珍一一告诉他：“和你年龄差一没二的木匠老四家的大女儿燕云嫁到了沟北，都有了两个娃了。大队会计田社民的大儿子广才不爱念书，也在家里劳动哩。田亮家的所有，五九年招工到了省上，前多年厂里下放人，回来当了几年社员，去年秋天又被厂里叫走了……”马闷闷说：“那好，能出去当个工人也差不多。”杨桂珍说：“想招工可不容易呀，大队里没人就没门！像你天合叔家四个男娃一个也没出去，都在家里挣工分，日子紧得吃了这顿没那顿。所有还不是沾了烈属的光？没后门的除非是念下了书，东虎师范毕业就干到了县府。东东本事再强，只能让队长管着下苦……”
提到了东京，马闷闷就站起来告辞，说：“李婶你忙吧，时候不早了，我去看看东京就回去。”杨桂珍送他到门口说：“这回回来多住几天吧！你妈你大都年纪大了，说下媳妇把婚结了再走吧。”马闷闷说：“来不及了，我过了初十就要归队去。”说罢大步朝东京家走去。
李霞死后，东京在炕上一连躺了半月没出门，工地上自然去不成了。家里又开始缺粮，田志忠只得自己找了个伴当，另拿了吕玉英几丈白布，去山上换回八十斤玉米，稀一顿稠一顿地度光阴。到了二月初，随着“社教”工作队的进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轰轰烈烈开始了。
此前，县上调整了沟北公社的领导班子，樊向新被调来担任了沟北公社的党委书记。柳树街大队在运动中清查出了三名“四不清”干部，他们是大队主任田玉民、大队保管员马多雨和会计田社民。开头风声很大，说他们贪污、私分的粮食和现金数字之大，全社第一，够逮捕法办的条件了。三个人都剃光脑袋，做好了挨法绳的准备。可是后来经过调查落实，案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于是免去了牢狱之苦，只被撤销了干部职务。与此同时，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李见正、田辛酉，一个恢复了大队副主任，一个则担任了大队贫协主任。
转眼到了一九六四年，这时候虽说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多年了，而且粮食分配也由原来的人劳“二八”分成改成了“三七”分成（即人占七成，劳占三成）。但因粮食产量仍没有明显提高，粮食关还是没有过，粮价依旧很高，小麦一斤一块五，杂粮一斤六角钱。过了年，家家户户都闹饥荒。人们没吃的，生产队的纪律就不顶事了，下田挣工分的人少了，下沟挖药材的人多了。还有不少青壮年，怀里揣上几个麦麸拌谷糠蒸的冷馍，肩膀上搭条宽皮带或麻辫，天不明就顺着去县城的公路下到金龙沟沟底，给来往的重车拉坡挣钱。那年月，金龙沟两岸的农民，家家做饭用煤，都是从百里以外的邻县煤矿，翻两架深沟，或搭三两个人用架子车往回拉，或一个人单独用自行车往回驮。不管是架子车拉还是自行车驮，走到金龙沟下，是人都精疲力竭，都要雇个人往坡上拽，这就产生了“拽坡”这个行当。拽一趟架子车挣五角钱，拽一趟自行车两角钱。年轻人一天能拽十来趟，挣四五块钱，可籴十来斤糜子或包谷。
田东京年前还去“金龙沟水库”工地上做了一冬工，腊月里回来，过了年再没有去，因此也加入了“拽坡”的队伍。他们到沟下都蹲在老樊的茶馆门口等活路，有活就不停地干，没活就朝南晒太阳，谝闲传。饥了啃个冷馍，渴了就到茶馆里花一角钱要一壶开水；或组织三几个人共同花五角钱要一壶茶，每人再花一角钱要一壶开水，将开水兑进茶壶里慢慢享用。
这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路上的车辆就越来越少了。大家见来上一辆车，都一窝蜂地跑前去挂绳，为的是拉上一趟顺路车，上了坡好回家。田东京不愿意和伙伴们硬抢，因此别人都拽上车走了，剩下他独自一个还站在茶馆门口焦急地朝路上张望着。这时候，茶馆掌柜樊师喊他：“小伙子，坐里面喝上点，再来了车都是你的了。别急慌。”东京就朝樊师笑笑，踅进茶馆来。樊师指着桌边的方凳让他坐下，递过一壶茶说：“喝吧，出了一天汗，要喝好哩。”说着就拿起水烟袋坐对面抽起烟来。东京虽然早就渴得喉咙口又干又涩，舌根都撬得说不出话了，还想省下几毛钱，忍到回去再喝。
见樊师已递过来了，不好意思说不要，就豁出去了，端起茶壶往茶杯里倒。看那茶的成色，又红又酽，还飘出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就溢溜溜倒满一杯，一咕噜喝荆一连喝了三杯，他才掏出被汗水溻湿了的五毛钱放到桌上，“樊师，把钱收了。”樊师却用拿火纸的手把钱往东京跟前推推说：“别给了，装上装上。”东京说：“这……这咋行！”樊师说：“咋不行？叫你装上你就装上。世上的事就是这，掏钱的喝白开水，不掏钱的喝香片！你大是不是叫田志忠？”东京腾地红了脸，半晌没回话。多年来因为父亲是“四类分子”，他受尽了村人特别是村上干部们的冷眼和歧视，一听谁提到父亲的名字时，他总会觉得同时会有一种轻侮的眼光朝自己扫过来。但是樊师这时的眼光却非常友善，他没等东京回话，又兴奋地接着说：“……像！你长的跟你大一模一样！这两天我就看你准是田志忠的后人……喝，喝完了给你再续。”又问：“你兄弟姊妹几个？”东京见樊师并没有因自己是田志忠的儿子而改变态度，有点儿感动地说：“我兄弟姊妹三个，我是老二，有个妹妹今年十三岁了，我哥在南县县府工作。”樊师赞叹说：“哦！你大命好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民国三十三年，我跟你大都才二十来岁，一起参加了县上的‘民先队’，受过半年训。你大比我们字文深点，上头也看得起，当个班长，叫操带队，喊一二一，跑步！立定！好亮的嗓门儿呀！”东京痛楚地说：“就因为受了那半年训，人家说他参加了‘三青团’……”樊师莫名其妙地说：“哪有这回事呀？你大若参加了，我也就参加了，咋没人说我是‘三青团’！他就不找上头查查，背上这个黑锅，连你们年轻人都害了！”樊师的话使东京很受启发，忙说：“樊伯，你说能找上头查吗？”樊师说：“咋不能！实话好说，实事好做。你回去给你大说，就说樊伯叫他赶快找上边查去，樊伯给他作证见！”东京激动地说：“成，樊伯！我今晚回去就说！”
说着话，太阳就落了，西边沟崖上被晚霞光映照得一片火红。东京站起身说：“樊伯，等不来车子，我回去啦。”樊师说：“回你就回，少拉一回，把劲攒下，明天来了再好好干。”两人走出茶馆时，忽见对面桥上过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个穿大红衫的姑娘，车后衣架上搭个大帆布包。到他们跟前，姑娘轻盈地跳下车向樊师打招呼说：“樊伯忙呀！”樊师这才认出了她，说：“是水莲姑娘呀，快来喝点儿。”东京听樊师叫她“水莲”，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见她垂着两条又长又黑的辫子，脸儿白得像个面娃娃，一对大眼睛忽碌碌地转动着，和李老师家的艳静姐真有点像呢。敢情她就是李师娘给自己介绍过的她外甥女“贺水莲”吧！想到这儿，他脸就不由自己地红了。水莲姑娘也很快望了东京一眼，向樊师说：“不喝啦，不喝啦！樊伯，天不早了，我得赶紧赶路呢。”便骑车要走。
樊师忙大声喊她：“女子，天不早了，叫这个小伙给你把车子推上，他是柳树街大队的，要回去，也是顺路。”贺水莲回过头又下意识地瞅了瞅东京一眼，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潮，低声说：“不用，不用……”樊师说：“别犟！车子后头还带着那么大个帆布包，不等你推上沟，早黑的瞅不清路啦！”樊师便催东京：“快去，快去！”贺水莲便不再吭声，停下车子等东京。东京快步走前去，接过她的车子推上就走。车子是崭新的“62型”飞鸽车，轱辘一滚，飞轮就扎扎响，又轻又利，带的帆布包又不十分重，上坡时只一会儿就将姑娘撂下了几丈远。姑娘气咻咻地赶着他，喊：“哎--你走慢点儿。”东京就放慢了脚步。姑娘紧跑几步赶上来，双手在帆布包上推着，气喘吁吁地说：“你……走慢点。车子重了，我也给你搭点劲……”东京说：“没事，没事。这么轻的车子……”姑娘“咯儿”一笑说：“上坡路，开头不觉得重，越走会越重哩。”东京就由她在后边推着。上到半坡上，天就完全黑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在沟崖顶上给他们照着路。路上，隔会儿过一趟亮着白炽车灯的大卡车，他们就靠着路边走。姑娘的话慢慢多了起来，不停地向东京问这问那。“你认得李艳静吧？”“认得。”“李艳静是我表姐，他妈是我姑妈……”东京的心“咕咚咚”跳起来，啊！她真是贺水莲啊！可别让她知道我是谁呀……“……我姐夫是郭局长，现在升了副县长哩……”东京说：“那你就能跟着沾光哩。”姑娘说：“我妈早就给我姑妈说，叫我艳艳姐给我找个事儿，可是咱只念过初小，识字不多，又不会写，不会算……”东京说：“还不能当个售货员？”水莲说：“就只能当个售货员呀，上了两个月班了。”东京“哦”了一声，心一下凉了半截，又走快了，不想再和她闲唠嗑，只盼快快上了沟，好和她分路回家。贺水莲又赶得呼哧呼哧喘息着，说：“你别急嘛，看人家咋赶得上呀……”
月亮快到天边了，他们才上了沟。贺水莲离白岭村还有四五里路，东京说：“你一个人敢走吗？要不我送你回去。”水莲说：“那要叫你绕多少路呀！算了，我和你一起去柳树街我姑妈家，明儿个再回去。”东京说：“那好，前面都是公路了，你骑上车子头里走吧。”贺水莲说：“这阵子路上车少了，我怕，咱俩厮跟着走吧。”
两人厮跟着默默地走了一会，贺水莲又突然“哎--”了一声，间：“你叫田东京，是吗？”东京暗吃一惊：“她怎么认得我呀！”脸上热辣辣，却故意说：“不是……不是……”贺水莲说：“哄谁哩，刚才在茶馆门口我就认出是你。”“你咋认下我的？我咋认不得你？”“我小时候常在我姑妈家住，见过你吹笛子哩。你的笛吹得真好啊！”东京听到姑娘的赞扬，心里甜滋滋的。到村头分路时，贺水莲从东京手里接过自行车，很快将一块钱塞到东京手里。东京忙说：“不要不要，也太多了……”贺水莲却早骑上车走了，远远喊着说：“我在县第一门市部上班，要买啥你就来吧。”
田志忠和女儿迎迎都睡了，吕玉英还坐在炕上边纺花边等着东京回来。她耳朵一直留神着院子里的动静。听得大门响就马上停住了纺车，大门又响了一下，院子里传来东京叫“妈”的声音。吕玉英忙长长地“哎--”了一声下了炕。田东京推门进了屋，说：“妈，你怎还没睡？”吕玉英说：“我娃没回来没吃饭，妈咋能睡住呀。娃呀，挣上几个钱就行了。啃了一天冷馍还熬到这会子，不要命啦！”东京笑着说：“妈，没事，今日挣下五块多。”就从身上掏出一把毛票和贺水莲给的那一块钱，递到妈手里。吕玉英高兴地一张张抻展压到炕席底下，就往灶房热饭去了。
吕玉英给儿子热了一老碗苜蓿麦饭，两个杂面馍，一小瓦盆糜子米汤。东京饿了，蹴在灶房脚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妈，你赶紧歇去，我吃毕碗一洗得了。”吕玉英刷着米汤锅说：“妈来洗，我娃累了一天，吃毕快歇歇。明天多睡会儿，不要下沟去了。”东京说：“那为啥？我打划不缺空干上二十天，挣他一百多元，买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哩。”吕玉英说：“今早晨你走了，李兴邦来找你，说公社叫你们排戏哩。”东京惊喜地说：“啊！真的？我好长时间都没吹我的笛子啦，我的笛子不知扔哪儿啦。”吕玉英说：“妈给你在箱子里藏着哩。你不在家，妈怕迎迎娃偷拿到学校给你弄坏了。”东京说：“好呀，妈你快给我取出来吧。”
东京吃完饭，吕玉英洗了锅、碗，就从衣箱里给东京取出了他那支心爱的竹笛，说：“这会子可不敢吹，夜深人静的，惊扰邻舍睡觉哩。”东京接过笛儿抚摩着说：“知道。”他把笛儿拿到自己屋里，躺炕上轻轻试探着吹起来。笛儿发出蚊子叫一般细微的声音，别人听不见，东京知道自己吹的是《二小放牛郎》，耳朵边同时响起了霞霞和着笛音的嘹亮的歌声：“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眼泪从他脸颊两边流进了耳朵里。
第二天东京睁开眼时，窗户上照着一片红红的太阳。往日这会子，他早在金龙沟下拽过一回坡了。今日他没有按时醒来，妈也没有叫他。他想起昨晚妈说李兴邦要叫他排节目，就等着他，又钻进被窝里接着瞌睡。妈再次叫醒他时，已到了早饭的时分了，父亲和迎迎都回来了。东京麻利穿衣起来，洗了把脸，一家人围在盘子边吃饭。田志忠咬了一口新蒸的糜面馍就了一筷子枸棘叶菜，鼓着腮帮嚼着问东京：“早晨见了兴邦啦？”东京正喝了一口苜蓿沫糊没咽下去，吕玉英替儿子说：“他兴邦哥早晨没来，看吃了饭来吧。”迎迎却插嘴说：“山山大早晨在我老师房子里。”田志忠说：“哦，还跟谁在你老师房子里。”迎迎说：“有南巷改改，后巷广才哥……”田志忠和东京听了，都低下了脑袋，一会没说话。吕玉英朝他俩脸上望望，自言自语说：“改改不是二队田文兴家的女子吗？中学念了半截也回来了。广才是社民家的老大……”东京父子俩仍然没说话。田志忠喝完了碗里的沫糊，又将空碗转着舔了一遍，放盘子里，才低声说：“东京，你吃毕去把你兴邦哥见见，看到底是咋回事，早晨为啥没叫你……现在是李见正管着政治宣传，没有你的话，原干你的啥去。”东京放下碗要走时，又回过身对父亲说：“大，昨儿开茶馆的我樊伯说他旧社会跟你一样受过训，都不是‘三青团’，叫你赶快找上头查查，他给你作证……”田志忠“氨了一声，眼睛亮了一下，但只一忽儿，又垂下了头说：“唉，找谁哩？不等星星数清天明了……你赶快去。”
田东京来到南巷口时，远远看见李老师家门口走出来几个人，原是昨晚来她姑妈家的贺水莲推着自行车要回去了。见她回头向姑妈姑父道声别，骑上自行车迎面飞来，东京不由一慌，赶紧转身走进一家大门去了。一看是田文兴家，主人一家人都在屋里吃饭，院里没有人，东京在门内站了一会儿，估摸贺水莲出了巷，才又走了出来。抬头却见李嘉宝老师还在门口站着，见他走近了，招着手叫他：“东京，你来你来。”东京忙走过去，跟着李嘉宝回到屋里。师娘贺白妮亲切地笑着招呼他：“东京来啦，快坐下。过了年都再没见你呀，再没上水利工地去吧？”东京说：“过了年再没上工。”李嘉宝说：“如今‘金龙河水库’完工了，工少了嘛。”说着，就从一个讲义夹子里取出一个写满了字的厚本子，望着东京说：“东东，大队要排个节目，公社决定叫参加县上的‘戏曲会演’。
剧本是我编的，戏里的主角我看你演最合适。你嗓门好，还会吹笛子伴奏。今早开了个会，别人都来了，就你没到。李兴邦是负责人，我俩商量了，叫你今个把本子拿回去把戏抄下先念。”说着就把脚本给东京递过来。东京说：“李老师，今早开会没叫我，总不是大队有人不同意我参加？是那样的话，你和兴邦就别在中间作难了。我也忙，顾不上……”推着不接那脚本。李嘉宝说：“拿上拿上，这回你无论如何要争取演这个主角，演了对你有好处。有些话以后我慢慢给你说。”贺白妮也笑着说：“东东，叫你演，你就演。当时下，你李老师说句话，还顶个事哩。”听李老师和师娘这么说，田东京就不好再推脱了，接住了剧本。李嘉宝又说：“这回是大队部组织排练，一律记误工。你今日就停一天活路，照着本子把你的台词抄下来，今晚给我把本子送来，让别人再抄。”田东京答应着，就拿了脚本回了家。
这时候，田志忠和吕玉英都下田去了，迎迎也去了学校，田东京独自在家，趴自己北屋炕沿上，先从头看起李老师编的剧本来。见剧本扉页上用毛笔写着“蓝绫袍”三个大字，感觉像老戏似的。揭过去，第二页上写着“人物”。人物共八个：某大队陈队长，陈队长的侄儿陈福生，陈福生的女朋友小玉，地主婆肖淑英等。说的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某大队陈队长参观山西杨谈大队回来，心情十分激动，决心带领全大队社员，学“杨谈经验”，大干一常他路经县城集贸市场，无意中发现倒贩辣椒的侄儿陈福生，正和地主婆萧淑英为买一件“蓝绫袍”讨价还价。正欲上前制止，眼尖的侄儿已逃之夭夭。陈队长对侄儿这种不安心农业劳动，乱搞投机倒把，并和阶级敌人地主婆厮混的行为十分生气。回家见他买的那件“蓝绫袍”正是他死去的兄长、陈福生的父亲当年在与萧家地主的一次田畔纠纷中，因人家财粗势大，被逼卖了地买的向萧家赔罪的礼物。陈队长想起苦难家史，又恨又痛，于是抓住时机，向侄儿痛说“蓝绫袍”史，忆苦思甜，终于使侄儿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痛改前非，转变成为一名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好青年。田东京觉得李老师的戏真有意思，自己演的陈福生这个角色也很有趣，就拿了纸笔兴致勃勃地抄了起来。
第一场才抄了一半，忽听有个女孩在院子里喊他：“东京哥，东京哥！”东京一边答应着，一边放下笔走到屋门口，见是改改来了。改改才十五六岁，个儿已经长高了，穿着白洋布翻领衫，胸前露出贴身穿的桃红色汗衫儿。下身穿着蓝咔几裤，脚上是一双大口偏带儿格子布鞋。她是村上唯一进过中学门的姑娘，眉宇间就有那么点知识青年的气质。东京听迎迎说她早晨参加会了，想来剧中的“小玉”就是由她演了，忙笑着把她让进屋来。改改进屋见炕沿上放着纸和笔，说：“东京哥，你都抄起来了呀。李老师说剧本在你这儿，叫咱俩一起抄。”东京明知故问：“你演的是……”改改脸红红的，说：“李老师叫我演‘小玉’，我没演过戏，只怕演不好连累大家……”东京给她往炕沿边放了个单人板凳，说：“你是中学生，比我们有文化，一定比我们强。我才怕演不好这个陈福生哩。”改改的脸越发红了，说：“东京哥，快别说了，今后我可全靠你指拨哩。”说着就坐到了凳子上，将拿来的笔记本展开在炕沿上。东京也在她旁边坐下来说：“改改你先等一会儿，你的戏到第二场才有，我再抄两页。第一场就完了，到第二场咱俩再一起抄。”改改说：“行呀。东京哥，把剧本给我，我念你抄，这样快。”东京高兴地说：“好啊！”
东京和改改正聚精会神地抄着剧本，吕玉英就收工回来了。她进门听见东京屋子里有女孩子的声音，到门口往里一瞄，见两个孩子并排坐在炕沿前，一个念着，一个写着，猜想他们正在抄戏哩，心里高兴，便不打扰他们，悄悄走进灶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