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友智叔在县长途汽车客运站蜷曲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穿着皱巴巴的蓝卡中山服，拖着疲惫的身子，背着黄色挎包，向县首脑机关大院走去。友智叔一上班就走进县政府大楼的大厅，却被门卫挡住，问清缘由后，让他去找信访办。友智叔只好又去信访办找沈主任。到了信访办，一位年纪很轻的工作人员说沈主任不在家，问他有什么事。友智叔就又把缘由说了一遍。工作人员记在一个本子上，说：“等沈主任回来告诉他，你回家等处理意见吧！”友智叔不耐烦了说：“我再回去又要挨打，我都60多岁了，不经打了。你们做点好事快些处理吧！你们处理不了，我就找县长去。”工作人员也不耐烦了，你这老同志咋这性急，处理矛盾纠纷得按程序来。”友智叔问：“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呀？”工作人员说：“我也不知道。”友智叔说：“我回去半路上被打死了，你们负不负责？”工作人员说：“我负不了这个责。”友智叔说：“找县长不让我找你们又拖着不办那我们只有上省城去告状了。”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去吧！”
走出信访办友智叔心里乱遭遭的，领导机关咋都是这么办事呢？上级推下级。我这事推到乡里村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报复。乡下人常说吊颈也要寻大树，他决定到省城去。
从远山县城到省城有120公里路程，坐火车最便宜的一趟也要5块5。友智叔出来的时候身上仅带50块钱，他这趟出来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他想无论如何这次也要告出个子丑寅卯来。友智叔为了省钱，决定徒步走到省城去。友智叔走了三天半时间，第四天半夜他找到省城火车站。
听说这里是到省城上访者经常夜宿的地方。热天在站前广场铺上两张报纸就可以睡觉了，没有人管。冷天可溜进售票厅或候车室，在长条椅上靠一靠。人少的时候，还可以躺在椅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人多的时候，没椅坐也能找块空地坐一坐。这里遮风御寒，加上火车客运站离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局都很近，只有八九站路，走快点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
友智叔走进候车室之前，在外面的小街上转溜了一阵，他想买两个红苕充饥，谁知一个小红苕要5角钱，比馍还贵，他只好花一元钱买了三个馍吃了，吃完后走进候车室。夜间候车室人很多，已经没有空位子坐了。他感到口渴，找到卫生间用嘴巴就着水龙头喝了几口水，出来后寻了一块空地，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坐下来，眯上眼朦朦胧胧睏着了，他实在是太疲劳了。
天刚亮，友智叔就向坐在旁边的一个人打听去省政府的路，这个人不但告诉他省政府的方位，还为他画了一张线路图，这让他十分感激。
友智叔没钱搭车走到省信访局，已累得满头大汗。这时还不到八点，却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排队了。到八点半钟的时候，就有四、五十号上访者了。有工作人员出来挨个进行登记，有点像专家坐诊。登了记你就可以坐到一边去了，到时挨个唤。
唤到友智叔的时候，他走进第三接待屋。在一位30多岁的工作人员面前，他颤颤微微地从黄色挎包取出状纸，递到工作人员面前时，满腹的委屈一下释放出来了。友智叔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哭喊起来：“青天大老爷啊！我冤啊！您可要为咱作主啊！”工作人员忙站起来，双手将他扶起，让他坐到椅子上把情况如实说来。友智叔用衣袖抹去泪水，开始伤心地诉说起来，工作人员姓方他认真地记录着。待友智叔讲完，方同志把状纸认真看一下，然后说：“徐友智同志，你的状纸我已经看了，马上给远山县委发电传，责成县委处理此事。半个月内，让他们把处理意见向我们汇报。我们一定督促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你这件事处理好。你回去等待吧！”友智叔忧心忡忡地说：“我就在省里等你们的处理意见，我不能回去，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我能回去吗？”方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不相信我们吗？”友智叔说：“也不是不相信你们，反正我天天来问情况，问题解决了，有人身安全了，我就回去。我也不防碍你们的工作。”
第二天友智叔又去了省信访局，又找到方同志。方同志说：“哪有这么快呢，你还是回去等吧！”友智叔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第三天友智叔又去了省信访局，又找到方同志。方同志让他坐，然后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县信访办小朱。他们不由分说地把友智叔拖上吉普车，友智叔不停地挣扎着不肯上车，可他们连司机一起有三个人，友智叔累得浑身是汗也无济于事。他们就把友智叔拖回远山县信访办公室。
沈主任和曹书记已等在那里了，村治保主任徐唐进和我也在那里候着。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徐唐进来找我，说王支书安排他和我一起去县信访办把友智叔接回来。我听说友智叔找到了，心里一喜，就随徐唐进往县城赶。友智叔失踪有一个多礼拜了，就这一个多礼拜时间，友智叔瘦得脱了人形，灰白的头发支棱得像老鸦窝，颧骨突出，胡子拉茬，衣裤邋遢得不成样子，走路一跛一跛的。友智叔进门看见我们，脸上表情立即复杂起来。我看到友智叔忙上前打招呼，拉他在我身边坐下来。
沈主任埋怨道：“徐友智同志，你咋这么性急呢，我们正处理你的事呢，你就跑省里去了。”
友智叔争辩道：“找你找不着，找王县长又找不上，小朱又不能给我解决问题，我回桂花坪不是去找死。”
曹书记说：“打你的人还没查到，待查出后严肃处理，牵涉到谁就处理谁。关于那9亩田地的问题，没经县土管部门的审批是没有法律约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写没写契约，就是写了契约也不作数。现在他还种着，虽然转租别人了，还是他的责任田是不？我们就别管他了。至于王支书种桂花坪原来黄二狗的田地，就按桂花坪组的规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由他们去处理。王支书我们批评他了，你孩子砸王支书格子的事，你老婆请木匠给修好了，你就回去好好种田吧！你也六十多岁了，别到外面跑。”
友智叔问：“我的腿被打跛了找谁？”
曹书记说：“你先到村医疗室治疗，等派出所破案了再说。”
友智叔又问：“派出所啥时能破案？案破不了怎么办？”
曹书记说：“别说不吉利的话，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友智叔问：“王援朝凭啥撤我的组长？”
曹书记说：“你不是老早就说辞职不干了吗？怎么还想当这个组长？”
友智叔说：“我是早就不想当这个鸡巴组长，但我当了几十年组长，总不该是这样下台吧？”
曹书记说：“那就让乡里给你发个光荣退职证。”
友智叔说：“乡里给我发证我不够格，我只要村里发的。”
曹书记说：“那就叫王支书给你发吧！”
友智叔说：“派出所凭啥抓我儿子？”
曹书记笑了笑说：“你儿子砸了人家格子，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要怪只能怪你儿子太莽撞了，你回去要加强教育呢！”
友智叔心里被悲戚和痛楚塞得满满当当的，听后一反常态，说：“我这状算是告到李密手里去了。曹书记，我没文化，不懂政策，我说不赢你。这官司我算是输惨了，我什么都没得到，还撤了组长，跛了腿，赔了格子，罚了钱。我冤啊！”说完就号啕大哭起来。
我见状忙安慰他说：“友智叔，别这样，咱回去吧，回去再说。金挑婶眼睛都快哭瞎了，儿孙都盼你回去呢！”我嘴巴这么说，可心里像有刀在剜。我也替友智叔不服。
友智叔说：“土地，我不服啊！我死也不服。”
我说：“咱回去，咱叔侄再唠。回去吧，别让家里人替你着急。”
曹书记说：“徐友智同志，你先回去，打人案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我对曹书记说：“曹书记，这是你说的，你是分管政法的书记，说话可要作数啊！王支书私自划走我组的田地，友智叔作为组长向乡领导反映情况，错在哪了？王援朝已经把户口迁到桃花坪去了，他说今后的提留、公粮不到蚌壳岭组交了。既是这样，他的田地就应该交出来。他不把田地交出来，我们全组人都不会答应的。”
曹书记说：“这事我再下去调查核实一下，我负责处理好。你们先回去。”
曹书记既然明确表态他负责调查处理王支书的问题，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扶起友智叔走出信访办公室。
曹书记说他还有点事，叮嘱我说：“你一定要把徐组长送到家，并要我做好他的工作，千万别让他再往外面跑了。”
我说：“曹书记，谁也不愿这么做，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才这么做啊！你放心吧！我负责送他回家。”说完我就扶着友智叔朝长途汽车站走去。
桂花坪组百分之八十人家姓阮，三户姓徐，一户姓吴。兰花随王援朝搬到桂花坪住十分不习惯。在蚌壳岭住已经和大家融合一体了，虽说有时也有些争吵，可过后又会融合到一块去的。在桂花坪迥然不同，人家背后称他们是野户。王援朝当着支书，人们有些畏惧，可背地里叽叽咕咕没少议论。兰花没住一年总感到有股冷风吹着她的背脊骨冷嗖嗖不自在，就想搬回蚌壳岭住。兰花跑到白沙乡找到王有富，推心置腹对他说：“我想搬回去住。在桂花坪咱就像‘黄牯卵子皮外的肉’，不讨人喜欢。你还有一年就退下了，退下来也回蚌壳岭。你一个人在外头打鬼，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谁还要你？伢都大了，孙子也有了，过去的事不提了。你对不住我，算了。你也该为自己想想退路。你想在白沙街住，你那眼屎大一坨工资不经花啊！回蚌壳岭去种点田地，养两头猪，养几十只鸡，加上你的退休工资，咱日子就过上天了。你说是不？”王有富听了兰花这番话有了很大触动。可他又感到回蚌壳岭去无颜见家乡父老。王有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咋好再回去呢？”兰花说：“你过去的事我不计较谁还计较你呢？”王有富说：“我是说过去我得罪了不少人。”兰花说：“落叶归根啊！地主徐纯龙的二崽是被镇压了的，他哥徐臣盛都能回，咱咋不能回？再说工作上的事上面叫搞的，也不能全怪你呀！”王有富说：“你容我再想想。”此后就出现了王有富偷偷去派出所为狗婆崽说情的事。
三个月后，王援朝私自划走田地的问题，在曹书记的亲自过问下有了明确的意见，虽然不尽人意，可总算把划出去的田地重新划回蚌壳岭，也多少让蚌壳岭村民服了一口气。听说王有富给王援朝做了大量的工作。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兰花户口迁回蚌壳岭组，9亩田地留作兰花的责任田地，待以后田地调整时再作调整。然而友智叔挨打的案子一直未破，难以让友智叔一家人咽下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