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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雨
我有四个月没写一篇日记了，有时候想写，又懒得提笔。今天我很高兴，我终于和刘小专离了婚，在前举重运动员横加干涉下，我还是离了婚。女儿判给了刘小专，她要女儿，是离婚的条件。
半年来，刘小专借口自己有病，要我找她哥哥谈，大概这也是前举重运动员的主意。我同前举重运动员打过电话，前举重动员对我说，离婚可以，除非我肯从他胯下钻过去，表示我是条狗，而不是人，如果不愿意钻胯也行，那就到公共厕所舀一碗粪吃下去，否则就不要提离婚的事。曾经为刘邦打天下的韩信，以背水一战而大败赵王的韩信不就钻过一个醉汉的胯吗？钻胯还是可以考虑的事，但我不会去钻前举重运动员的胯！他凭什么要插手到我和刘小专离婚的事里来？他以为他有一身蛮力就了不起？
我没找前举重运动员，我自己跟刘小专谈。刘小专捂着耳朵不肯听。我就请了律师。我让律师去找刘小专。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一张胖脸和一双小眼睛，走路常常夹着一只公文包。律师把刘小专唬住了。刘小专不怕我，故意跟我抬杠，但她不太敢跟律师打交道。律师身上有浓烈的狐臭，脸上还生满了邋遢胡子，刘小专不爱看律师这张胡子拉碴的胖脸，更忍受不了律师身上的狐臭。我也忍受不了律师身上的狐臭，我跟律师说话，都尽量坐在通风的地方，以免受狐臭包围。但我还是很佩服他，他很能干。
这几天，长沙天天下雨，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了。办公室里没装暖气，我垫的东西很少，被窝都睡不热。有时候睡了一晚，早上起床，脚还是冰凉的。我要去买一床棉絮。黎社长同意替我想办法解决房子，我老住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只要有房子，我就可以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了。我只有一个思想，珍惜接下来的几十年。
12月19日傍晚
我们Z出版社的编辑都在混日子，反正是吃公家的饭，拿国家工资，也就没几个人发狠工作。一九九一年，Z出版社只出了些翻译作品，但译得也相当粗糙，不是专业人才的译作，说穿了是大学外语老师为了挣几个稿费翻译的作品。假如是一流作品，在他们的翻译下就成了三流；假如是二流作品，在他们的翻译下八成就成了四流。因为他们不是翻译家，甚至都不是搞文学的，其译作漏洞百出，语句也不通。
一九九一年，Z出版社只出了十来本当代作家的书，而这些当代作家都是十足的三流作家，只是他们感觉良好，自视自己是一流罢了。一流作家的作品都在北京的出版社出了，Z出版社最多能抓到二流作家的作品。但二流作家们都很有实力，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一流，所以二流作家都觊觎着一流刊物和一流出版社，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成为一流名腿。Z出版社在全国最多算得上三流半出版社，也就是介乎二流和三流出版社之间。Z出版社在出版界既不是二流，也不是三流，这是出版界对Z出版社的共同看法。现在，黎社长想把Z出版社弄成一流出版社，他在大会上提倡要把我们Z出版社办成一流出版社。
黎社长很有抱负。这可以理解，首先，黎社长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一个人只要有精力就很想干事；其次，黎社长很想扮演一个改革者，他认为整个出版界是一潭死水。黎社长是一九八二年调入Z出版社当副社长的，工作了四年才升至社长。他在出版社干了九年，当然晓得出版界的弊端在哪里。黎社长在大会上说：现在社里准备了一套改革方案，过几天就出台。我们要打破出版社的僵局，向前迈进一步。我希望我们社的每一位编辑手里都抓着一流作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黎社长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不是神话，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器，大家早就晓得了。黎社长看到社里的编辑工作没有积极性，就想把编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宗旨是把编辑推到市场上，让编辑去抓好稿子。黎社长的想法和意图大家都晓得。Z出版社的编辑都在过大老爷生活，而出好书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有汗水才会有收获。这是黎社长在大会上强调的。
Z出版社的人都想过一种不劳而获的日子。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绞尽脑汁。谁也不愿意为公家绞尽脑汁，因为这种绞尽脑汁的待遇和没有绞尽脑汁的人的待遇一样。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吃着同一碗饭，你努力工作如果并不会增加工资，那么你就用不着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你干吗要努力？这种状况在Z出版社已存在多年，现在黎社长是想打破这种状况。黎社长对我说：好好干，多抓几个作者，搞几本好书出来。
黎社长希望出版社多出几本好书。
大家都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着黎社长的新招，还有点看笑话的味道。我希望新招诞生，因为新招含着编辑承包出书的性质。这样，我就可以一只脚踏在出版社里，一只脚下海。正所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12月27日下午
不知怎么回事，一想到将和徐红结婚，我心里又没底了。我有一种茫然感，倒不是我不爱她。我很爱她。但我深深感到家庭是爱情的坟墓。爱情是相思，假如家庭产生了，相思就取消了。如果爱情没有危机感，爱情就会离你而去。这是一条真理。
家庭是彼此在很近的距离内憎恨的场所，家庭是筛子，爱情都从筛子眼里漏掉了，留下的是家庭琐事。家庭产生时，两人还能品尝一下爱情的甜蜜，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接下来就是彼此欺骗、猜忌和憎恨。这就是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充满了裂缝。裂缝总是存在，就跟黑夜总是存在于白昼之后一样。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去后，裂缝就产生了。刚刚熬出来的糨糊是粘在一起的，可是当水分挥发后，糨糊就开拆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裂缝会展示在你面前，不再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存在主义的先驱者萨特一辈子都没结婚，他跟西蒙·波娃的爱情便是若即若离的范本。还有很多哲学家都没结婚，他们都看到了爱情带来的累赘。
1992年的日记：
1月12日小雨
星期三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朱马的老婆打给我的。那个女人姓马，现在读者可以理解朱马为什么用这样的笔名了。朱马姓朱，名伟刚，但他却用老婆的姓做名，可见朱马是很爱老婆的。朱马的老婆名叫马小丽，很性感。
马小丽个子在一米六左右。在我眼里，世界上有两种这样的女人，一种女人一眼就能感觉到她相当性感；另一种女人是让你慢慢感觉到她很性感。马小丽是第一种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第一眼就很性感。她身段特别好，胸脯挺挺的，腰身很细，臀部却肥大。她长着一张小小的鸭蛋脸，脸上的五官分开来看，好像并不怎么样，但合在一起，确实有几分姿色。
马小丽打电话给我，说朱马自杀了。我木了，木木地瞪着窗外的天空，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就在早两天，朱马还打电话给我，想约我出去聊天。我当时约了徐红，没答应他。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东西，他对我说他没写，他要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从他老婆嘴里却突然传来了他自杀的消息。假如那天我和他见面，安慰他，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他是生活在宋朝或明朝的人，满脑壳都是宋朝或明朝的侠客故事。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感到异常孤独。然而没人能读懂他的孤独。
我放下电话，调整了下自己的情绪，就匆匆下楼去骑摩托车。这是一辆重庆80型摩托车，这辆车等于是朱马为我买的，买车的钱来于《魔鬼谷》那部武侠小说的稿费。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在大街上扫荡着，将灰尘和纸屑扬起又放下。天阴沉沉的，一种就要下雨或下雪的样子，不过这几天都是这种样子，除了下毛毛雨，什么也没发生。我真希望下一场雪，看看下雪后的景象。我骑着摩托车，直奔朱马生前的住址而去。我觉得自己腿发软，浑身无力。我对自己说，小心点，别被朱马邀走了。我把车速放慢，我要尽量使自己平静。马小丽胳膊上戴着黑纱，但脸上并没什么悲伤，至少我没感觉到她脸上的悲伤。
你来了。马小丽看着我说，既没激动，也没内疚。
朱马曾经为她很痛苦，说她喜欢跟某几个男人上舞厅跳舞。朱马写完《魔鬼谷》后，之所以没再执笔写东西，就是因为他老婆让他苦恼。几个月前，朱马到我办公室来玩，就对我说马小丽现在变了。我当时并不关心他的马小丽。我当时还陷在离婚的痛苦里不知所措，就像一只鹿暴露在猎人的枪口下于是不知所措一样。此刻，我看着朱马的妻子，我有谴责她的权利吗？似乎没有。我目光里的哀怜是对死者的一种歉疚，假如我晓得他会死，我就不会那么“剁”他。朱马生前没朋友，马小丽说，他感到最痛苦的就是他在长沙没一个朋友。
哦。我随口哦了声。
你是他在长沙惟一的朋友。马小丽说。
我盯着马小丽的眼睛，我感觉她眼睛里有一种忧郁的云翳，只限于眼睛里。这是她脸上打了油脂，嘴唇上还涂了褐色口红，而这些油脂和口红掩饰了她脸上的忧伤。我倒觉得她这个时候不应该化妆，一是这个时候没人看她脸上的妆，其次也不好。
他给你留了一封信，她说。
信里没什么东西，信里只有苦难和对生活的厌倦。语气很凝重，仿佛有一种熏人眼睛的氨气从信纸上飘升起来，熏着我的眼睛。我说：朱马是怎么自杀的？
他把卧室的门反锁了，割断了左手的动脉血管。她说。
我瞧着墙上的镜框，镜框里镶着朱马尖瘦的面孔。朱马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照片很明显，这也是他常常戴着眼镜的原因。假如他的眼睛不是一只大一只小，也许他就不会天天戴着副宽边眼镜。另外，朱马的嘴唇上嘴唇较薄，下嘴唇较厚，是一种地包天的命相。我时不时盯一眼镜框里的朱马，暗暗对他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但愿你老弟的灵魂得到安息。我深深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狠地压榨他的劳动价值。朱马，原谅我。请你千万要原谅我！
2月20日
朱马的死，让我那几天的心情非常灰暗，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这让我越益感到人就是一个过客。佛教说：人死如灯灭。朱马这盏灯已灭了，他留下了两本书，《黑铁刀》和《魔鬼谷》。但这两本书能留下多久？五年十年？鬼晓得！
过年了，我得回家过年。徐红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乡下过年。她说她有同学聚会，再说我们还没结婚，她不想去。我没坚持，我自己回了趟乡下。我走在那条通往我家的山路上时，心里真有些心潮澎湃。山路两旁是枞树和板栗树，山坡上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林，金丝鸟和山雀经常在这片茶林里飞来蹦去。享受着它们的生活。在茶树与茶树之间，经常种着黄豆或花生，那些山雀和金丝鸟却是这些农作物的捍卫者，把企图侵害这些植物的虫子消灭了——那是滋润它们肌体和羽翅的食物，它们需要它就同人需要吃蛋白质的食物一样。
父亲更老了，背都驼了。我叫父亲不要再那么发狠做事，我告诉他说，人生只是一个过程。父亲直点头，表示他什么都没放在眼里。母亲也老了，头发全白了，还掉了不少。他们养了我两个姐姐和我，该轮到他们享享福了。假如我有能力，我就要让父母们享享清福。
3月29日办公室
我获得一个准确的喜讯，我去年编的一本有关理论方面的书得了五个一工程里的一本好书奖。这本论马克思理论方面的书是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年教授所撰。这本书与我导师写的那本书简直如出一辙，也是在北京找了几家出版社，没一家出版社肯出，最后由我的导师推荐，教授把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稿子，觉得不错，就把稿子交给了总编。总编是个理论迷，认为世界的一切好书都是理论书，因为理论是智慧的结晶。所以他匆匆看了遍就说好，应该出。社里对这本书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出，说这是做赔本生意；一种意见是出，因为它是一本理论层次较高的书。持后一种意见的当然是我和总编，稿子是由我导师推荐，我约来的。至于赔本，又不是我出钱，也不是总编掏腰包，当然也不是另一个极力反对的杨副社长掏腰包。所以它出来了。
如果没有导师的那本试论什么什么垫底，这本书是肯定出不来的，因为试论什么什么获了奖，黎社长就寄希望于这本书，于是这本书才得以见天日。没想，它又为我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当然，就我知所，评奖的评委都是那位教授的朋友，即使不是朋友，也有神交，至少教授把他这本绝对没人掏钱买的书一一寄给了评委，并在扉页上写下了谦恭的话。而黎社长自己又亲自跑到北京活动，这是他认识其中三位评委，并请那些评委们一一吃饭喝酒。所以它中了头彩。喜讯传到我们社里，大家又喧哗起来，觉得张逊走狗屎运，今年评个编审毫无问题。如今这世界，是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世界，只有一个频道，那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所以尽管我编的这本书在黎社长的运作下又一次获奖，尽管一些编辑有嫉妒我之意，但还没达到眼红的地步。毕竟这本书并没为社里和我带来经济利益。
黎社长很高兴，在社里，我完全可以受到他的宠爱和庇护了。我正式成了他的宠臣。在黎社长方面，他很明确，要么这本书能为社里赚钱，要么这本书能获奖。而在黎社长眼里，获奖比赚钱更重要。赚了钱，他黎社长又拿不走，获了奖他却可以到处吹嘘。我获了两个奖，荣誉既是我个人的，又是社里的。书是Z出版社出的，而黎社长是Z出版社社长。
好好干，张逊。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好好干。我要你挑大梁。
我很高兴受到社长的赏识。在长沙，我还没一个人可以投靠。我等待着黎社长让我挑大梁。我想不出他将给我挑什么大梁。是当副主任还是干什么别的？我琢磨着他的话。
要是Z出版社的编辑都像你一样舍得干，工作就好做了。黎社长感叹说。
我也没干什么，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干什么，我的精力我连十分之一都没用，最多也就是用了百分之九。大家都不努力，你太努力了不是有点傻就是假积极。但黎社长用爱才的目光瞅着我，觉得我过于谦虚了。你是个老实和能干的人，黎社长说。昨天我还同杨社长说你的房子的事，我要他快点解决你的房子问题。
黎社长只差对我说我喜欢你了。社里这几年倒是出了一些赚钱的外国小说和历史小说，但获奖作品却没出几本，除了我编的这两本理论书拿了奖之外，就没有书拿奖了。黎社长觉得我是一个人才，有眼光，也就不难理解。但社里有些同事在背后议论，说我专门做赔本生意，试论什么什么至今还有一千册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社里拿它送这个领导送那个领导，但无论怎么送，还是送不完。试论什么什么摆在长沙市最大的袁家岭新华书店卖，摆了一年才卖掉二十一本。现在，我编的这本马克思论，看来又是一本亏本书。这有什么办法？现在的读者层次低，看理论书籍就打瞌睡。读者宁可读毫无思想深度的通俗小说，也不看理论书籍。这不能怪我，我也是帮人家的忙。人家当了教授，研究了－辈子，用毕生精力写了一本书，能出就尽量跟他出。我压根儿没考虑要为社里赚钱，别人说我是出亏本的书，我也用不着生气。如果这本书没获奖，不会有人在背后说什么，关键是它获奖了，舆论就来了。有人说荣誉的背后是毁誉，这是非常深刻的话，应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