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空前绝后
我们滁县地区代表团中午就到达合肥，先在火车站广场集中等候，直到下午三点，才开始出发。代表们排成方队，从胜利路经大东门、小东门、长江路、三孝口，沿着大寨路（现金寨路）南下。
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代表们跳着“忠字舞”、唱着语录歌，载歌载舞，缓缓前行；红色彩旗铺天盖地，红色条幅横跨大道，语录牌两边林立，红“宝书”高高举过头顶，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一路颂歌，一路狂舞，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到达会场。手舞足蹈，加上长时间的奔波，我们年轻代表都感到疲劳，上了年纪的人早已招架不住，到了住地就倒在床上，累得连饭也不想去吃。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来到房间，问道：“请问哪位是朱劳模同志？”靠在床上正在休息的朱某某答道：“我就是。”说着站起身来。
“早就听说您是全国劳模、植棉能手。”
“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
“老人家累不累呀？”
“不累，一点儿也不累。”
“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过您？”
“是呀，接见我三次。”
“啊！您真是太幸福啦！”
“一次在大会堂，两次在中南海。”
“请问您老多大岁数？”
“七十二啦。”
“真是人老心红。也会跳‘忠字舞’？”
“会，不信我给你来一段。”老人家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当着记者的面手舞足蹈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也许是太累了，或许过于激动，他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引得在场代表抿嘴偷笑。他拍拍屁股站起来，冲着大家说道：“我手脚不灵感情真，舞姿不好表忠心。”善于捕捉新闻的记者马上抓住这句话：“老人家说得好啊！”第二天，会刊上就发了头条新闻，标题是：《手脚不灵感情真，舞姿不好表忠心》--一位老代表、老模范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当初，并没有想当什么“标兵”、“代表”，只是一种报恩的思想支配着我、激励着我。公社“党委”、“革委”对我如此照顾，解决了许多我克服不了的困难，离开他们的帮助，我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什么叫“知恩图报”？共产党对我这么好，一定要做点实事，才不会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
于是，我利用自己的舞台经验、文艺特长，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唱革命歌、演“样板戏”、颂“红太阳”。每天早早安置好芸姐母女后，我便带着队伍出发，演遍了整个公社的所有村庄。尽管有时回到家中已是鸡叫头遍，但我克服种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把“宣传队”办得红红火火，在全县汇演中拿了第一名。我多次去蚌埠铁路分局联系，利用铁路抽水站（给水所）的电源，亲自带人拉着板车到县广播站运水泥杆，来回步行一百多公里，在当时农村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办起了全县第一家大队有线“广播站”，及时转播中央电台新闻节目、报纸摘要及文艺节目……说真话，我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受到哪个伟人著作理论的启发，全凭个人感情。但是，待到林彪提倡的学习《毛著》运动一来，整理我的典型事迹时，便人为地把这些生动的事例硬和《毛著》中的某些篇章挂靠在一起，按政治需要，生拉硬扯，掺假兑水，有意拔高，并把我在“毁像事件”中落井下石的表现与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说联系一起。
就这样，我成了对敌斗争的“勇士”，被树为学《毛著》“标兵”；我的“先进事迹”被绘制成图片，到处展览，我在大会、小会以及不同场合介绍学习“心得”。一时间，我红得发紫，紫得发烫。
每当我在热烈的掌声中昂首阔步走上讲台，面对无数双真诚而又崇拜的眼神念发言稿时，虽然总是慷慨激昂，但也不免脸红心跳，觉着自己在欺骗善良的听众。
我的发言稿是由县“政工组”整理的，到了滁县地区再一次修改、拔高，出席省“积代会”时，原来的稿子已被改的面目全非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代表团都配备了一支“高水平”的“写作班子”，名曰：后勤组。我只能按照经过“加工”的稿子“海吹”，从县里“吹”到地区，从地区“吹”到省里。
后来报告作多了，掌声听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越说胆子越大，越讲越会讲，临场发挥，口若悬河，脸也不红了，心也不跳了。林彪鼓吹：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而我是：死学，活说，在“吹”字上大显本领。我不但自己误入歧途，还误导了他人，由最初的被动变为主动，由开始的想出风头变为后来的追逐名利。这实在是龌龊的表演。
可怕的崇拜，是把偶像当做万能的神；我崇拜“神”的同时，也被当着小偶像被别人崇拜。这不仅是我的自画像，也是那一代狂热者的群像。我成了一个向左旋转的陀螺，不能自控。
公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大会在响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被《东方红》取代。七十五年前的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把“积代会”开幕式放在这天，意义重大，政治色彩更浓。
晚餐时，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陪同其他首长来到餐厅，与代表们共进晚餐。看样子，事先并未作安排。他走到我们的餐桌前，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他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很随意的坐在朱某某身旁：“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代表团领队狄干事抢着回答：“他是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喊他朱老模。”李德生连忙站起来同他握手：“老人家，我向你学习！”同桌的代表们齐说：“向首长学习！”他边吃边聊：“老人家，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毛著》的呀？”朱老汉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狄干事反应快：“几年前他就开始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地区的老典型喽！”李德生同志听了高兴地说：“有了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掌声再一次响起。
他看见中间那盘菜没人动筷子，便介绍说：“这是‘鱼肚’，是一道名菜，你们怎么不吃呀？”接着他又笑着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可不敢怠慢哟！”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我只知道“鱼肚”是中国四大名菜之一，从未见过，还以为是白水煮肉皮哩。经他这一指点，一盘“鱼肚”顷刻而光。散席离开餐厅时，我发现多数餐桌上那盘“鱼肚”没人动，不禁暗自好笑，我们都是一帮“冤大头”！
当晚，突然接到通知：全体代表不准休息，列队迎接毛主席赠送的一件“宝物”。凛冽的寒风中，代表们等啊，盼呀，等到了深夜十二点，还没有消息。有些体弱年老的代表，冻得流鼻涕。人们站在水泥地上双脚不停的跳动，取暖抗寒。为了向“神”献忠心，没有人愿意走开。一种虔诚、敬“神”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每一个人。
凌晨一点，鞭炮声大作，在《东方红》乐曲声中，迎来了“宝物”。
一队军人前面开道，在首长们簇拥下，一位战士双手捧着个透明的玻璃匣子，上面盖了一块红绸布。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
代表们排着长队，按顺序进入会议大厅，瞻仰“宝物”。讲解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毛主席关心“三线”建设，赠给工人们一批冻肉，以示慰劳。他们没舍得吃，把它供奉起来，此消息经媒体一宣扬，各省都去请“宝”。待到安徽去“请”时，早已分光，于是就给了复制品--一块冻猪肉。
这种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儿，也只有在造“神”的年代才会出现！
大会开了二十天，每天上午是代表发言，下午分组讨论。公正地说，介绍先进典型经验的代表中，大多数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干出成绩。有的原来就是全省、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还有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英雄”。事迹真实感人，可是他们像我一样，发言时硬和学《毛著》挂钩，听起来感觉虚假生硬，具有斧凿的痕迹，使人大倒胃口。
“请宝”闹剧虽然荒唐，但是比这更荒唐的事儿还在后面。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位一百一十二岁（年龄上可能有水分）的老太太，她已无法行动。坐在轮椅上，由两位服务员推上讲台。会议主持人介绍说：“旧社会，她讨了一百多年的饭，是毛主席拯救了她。如今国家把她养起来，每天让别人教她学《毛著》。她心存感激，有许多话要说，因口齿不清，我们就请她说两句，大家鼓掌欢迎。”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服务员将话筒拿到老太太嘴边，她有气无力地喊道：“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接着李德生十分幽默地插话道：“学习毛著也能长寿哇！”
作为高寿，她能活到一百多岁，的确是件奇事，宣扬一下也不为过。作为学习《毛著》，实在有点牵强，怪诞不经。她出“风头”后，退出会场。哪里知道，正是因为她的一句口号，使另一位无辜者犯下弥天大罪！
大会闭幕时决定：各代表团要成立巡回报告团，宣讲大会精神，介绍典型事例，要把学习毛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宣讲材料内容由大会统一起草印制，报告时只需照本宣读。（本段拟去掉，用一句话把上下文连接起来就足够了）我因病妻卧床，孩子小需要照顾，没有参加巡回报告团，匆忙赶回家中。
分别不到一个月，芸姐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她头上磕了几个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留下许多疤痕，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开会时那些激昂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眼前景象让我心碎。
我急忙操持家务，忙里忙外，买煤磨面，手脚不停地干起活来。
第三天中午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安徽八一拖拉机厂做报告，宣讲“积代会”大会精神。我问来人：“你们厂不是有一位代表吗？为什么还要我去？”来人笑笑说：“别提了……”
朱师傅是位老实巴交的工人，文化不高，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省城开会归来时，几千名工人列队欢迎，敲锣打鼓放鞭炮，给他披红戴花，在众人簇拥下，登上讲台。
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无论是福是祸，大多是人为所致。一个机遇能得福，一时疏忽可遭灾。这就叫：“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古语说“因祸得福”，可有人偏偏是“因福得祸”。朱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阵阵。他照本宣读十分流畅，当他传达到132岁老太太登台发言时，不知是心情激动，还是思想紧张，一时口误，把老太太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来个颠倒。会场顿时大乱，引起了不小的躁动。几个“政治觉悟高”的人迅速冲上讲台，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朱某！”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全厂数千工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朱师傅吓的面如土色，当时就跪在毛主席像下请罪……下午两点钟，我登上讲台传达大会精神。本来照本宣读是件很容易的事，可当我念到老太太讲话时，心里紧张，突然打了个停顿，台下一下子静得鸦雀无声，气氛严肃极了。待我小心翼翼地说罢“打倒……，保卫……”，台下的工人也都松了一口气，继而哄堂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们肯定也为我捏把汗。事隔多年，再见到那些工人师傅，他们还说：“那天你在台上做报告，我们在下面的人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好在厂“革委会”领导多是熟人，在我的要求下，他们网开一面，带着我走进临时“禁闭室”。朱师傅双膝跪在水泥地上，面对着毛泽东画像请罪，他的妻子也陪他跪在一旁。（据说她是自愿来陪跪的，目的是减轻丈夫的罪过）他看到我来，两行委屈的泪水滚滚而下。我知道，他是一时“口误”，根本就不存在丝毫的“反革命”动机。厂里的人也清楚这一点，也都很同情他，但谁又敢站出来说他是口误？一下子由“大红人”变成了“反革命”。我拍了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悄悄地退了出来。
芸姐的病，日益加重，已到了离不开人照料的地步。开会期间，公社做工作，让生产队派一名社员到我家当临时保姆。来的是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名叫芮秋儿。
不久，我又到省里参加“贫代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接着又出席省第二届“积代会”。从那以后，只要我有事出门，都由她来照顾芸姐。开始是由生产队指派（生产队为她记工分），后来是她主动上门帮忙。
时间一久，问题就来了，她和芸姐越来越默契，有事没事常在一起低声叽咕，似乎有事在背着我。我无暇顾及眼前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可是这一切将注定我的命运再一次大起大落。
我如痴如醉，无力自拔，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一股热血冲上头顶，脑子一片空白，心脏急剧跳动，两腿一软无力倒下，她一口气吹灭了煤油灯……三十六白雪染尘芮秋儿生在秋天，家里人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图吉利就顺口起了个乳名叫“秋儿”。
秋儿，虽然没有城里女孩那白皙的皮肤、娇嫩的脸蛋、秀美的身材以及文化素养，但她却有农村姑娘的朝气、野气，而且淳朴善良，乐于助人。
她上有一位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由于家庭贫困，家里又重男轻女，所以她从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她整天和姐姐一道打猪草、挖野菜、养鸡、喂鸭，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
秋儿的父亲是个秉性老实、胆小怕事、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也是附近出了名的“妻管严”，是个活得可怜而又窝囊的庄稼汉；而她的母亲是个生性多疑、无事生非、蛮不讲理的母老虎，也是远近闻名的“惹不起”，常常闹得家庭不和，邻里不安。她对待儿女想打就打，对待丈夫说骂就骂；村里人都怕她，见了她都躲着走。有时为了一件小事，她能把丈夫骂得狗血喷头。更为可笑的是，只要看见丈夫同哪位女子在一起，或是说上两句话，她顿时醋意大发，不分长辈、晚辈、平辈，不论老妇、少妇、姑娘，也不管你是亲戚、同宗还是同姓，开口就骂。而且骂起人来无休无止，什么样的脏话、坏话都能说出口；如果有谁敢反驳她，那你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她不管不顾，拎起一口破铁锅，提着一把切菜刀，坐在你家门前，一边敲打一边破口大骂。尤其是她那富有节奏的敲打和夹带着长长的甩腔且有韵味的叫骂声，似哭非哭，似唱非唱，听了让人气得要死，恨的要命，而又哭笑不得，奈何不得。有人若想拉她离开，她就势倒在地上，来个“乌龟大憋气”，口吐白沫，“晕死”过去。村里几百户人家上千口人，没有不怕她的，背地里给她送个外号叫“锅大娘”。
秋儿生性倔强，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觉得摊上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妈，在乡邻面前很难抬头做人。对于母亲的泼妇行为，她尤为反感，母女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于是经常顶撞吵架，闹得很僵。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长大，秋儿从小就逆反心理极强，对母亲从不屈服，闹翻了她能躲到亲戚家几天不归。对她来说，这个家缺少温暖和温情，感到的只有压抑和无奈。她厌恶这个家，想离开这个家，恨不能早点离开，走得愈远愈好。
我们两家为近邻，加之秋儿经常来帮忙，芸姐与她相处得十分要好，两人也很投缘，无话不谈。秋儿受了委屈就来找芸姐倾诉，女人间的事叙述起来总是没个完，有时讲到深夜，她就在我家留宿。
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九年初，我经常到省、地、县去参加各种会议，家务、病人、孩子就靠她来照顾，因此我们全家人对她十分感激。说实话，当初如果没有她的热情帮助、细心照料，操持家务、分忧解难，我真是寸步难行，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多耀眼的“光环”和“桂冠”。
一来二往，日子长了，她和我彼此都产生了好感，可当时谁也没往深处想。
荒诞岁月自多荒诞事，“文革”中荒诞事更是层出不穷。
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有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婆--顾阿桃。她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五十五岁的生产队社员，就是有人为她造假，被树为学习《毛著》标兵，当上了省革委会常委，出席中共“九大”并坐在主席台上。她九次晋京，六次见到毛主席，还兼任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李素文，一位卖菜大嫂，也是因为政治需要，她的先进事迹挂上学《毛著》的列车，成为沈阳市的领导，继而跃为国家领导人，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许多，许多……这一切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我觉得自己并不比她们差，我既有“文化”又有“口才”，既有“贡献”也有“成绩”，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心里感到极不平衡。再看看同我一起参加省“积代会”的其他代表，许多人都突击入党，火箭似的提了干，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名当了领导。随着一顶顶桂冠和各种荣誉的接踵而至，我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大，日益膨胀起来。
我是省两届“积代会”代表、地区“典型”、县里“标兵”，也曾引起过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多次来人考察，准备提拔我。公社领导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的家庭情况。上面领导不大相信，认为地方上有本位主义，想留住人才不放，便要实地看看。当他们亲眼见到芸姐病歪歪的样子，家中实在困难，都无奈而又惋惜地摇摇头走了。望着他们的离去背影，我伤心地流下了失落的眼泪。
芸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觉得，是自己的病拖累了丈夫，影响了丈夫的“锦绣前程”。于是，一个荒谬而怪诞的想法在她心中慢慢酝酿着，想为我选个能替代她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的女人，好让我甩开膀子去拼搏，干出点名堂来。
一天，我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很晚了，可秋儿还在我家里。芸姐轻声对我说：“坐下，跟你说件事。”我顺势坐在床边。
“什么事？说吧！”
“你看我，死不掉活受罪，害得你陪着我受苦。”
“说这些干什么？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
“其实你是心中有苦说不出。”
“快别说这些，等几年孩子大了，日子会好的。”
“我想……”
“想什么？说吧。”
“我想同你离婚。”
“你在瞎说什么？”对她突然冒出的这句话，我深感吃惊。
“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说吧。”
“我是这样想的：我呢离婚不离家，等我俩脱离婚姻关系后，你可以再娶一个女人，帮着操持家务，带好孩子，我也有了依靠，这样才能减轻你的负担，无忧无虑地去干好你的‘革命’工作。说不定日后你也能入党，当上个干部，我们全家也就有希望了。”我听后笑着对芸姐说：“你想考验我，还是开玩笑？”说罢，起身欲走。芸姐急忙拦住我说：“别走，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耐着性子对她说：“怎么可以去干那种荒唐事呢？”芸姐说：“你也尽到责任了，我能住进上海大医院，治疗了两年多，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你别想得太多，日子再苦，我们不也是挺过来了吗？”
“还长着呢，真不忍心再拖累这个家，毁了你一生。”
“我当初选择了你，就应当分担这一份痛苦。”
“我别无牵挂，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九泉之下我也能闭上眼了。”她说得那样真切、那样动情，让我意识到她说的都是心里话。有她这份情，我应该知足了。沉思良久，我然后说道：“芸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总得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还有什么好想的，离婚后还不是在一起过日子吗？”
“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谁愿意来承担这个破碎的家？”
“有人愿意，所有条件她都答应了。”
“可能这人神经出了毛病。”
“瞎说！人是我挑选好的，条件是经过协商的。”
“芸姐，别演戏了。”
“我讲的都是真话。”
“真有这样的人？”
“有。”
“谁？”
“秋儿”。说着，她向外屋指了一下。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被弄得措手不及。我心想，怪不得她们俩老是背着我叽叽咕咕的，原来是为这事。我再一次沉默起来，许久没有说话，因为良知告诉我，不能背叛芸姐。她虽有病缠身，但仍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我们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她今晚来，就是等你回话。”
“别忙，这么大的事，还是让我好好想想。”
说真话，长期陪伴一个久病不愈的妻子，抚养两个幼小的女儿，若说没有一点抱怨那是假话；尤其是失去一次次的机遇，错过许多走向仕途的捷径，我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要不是家庭的拖累，我说不定早就被提升到县里、地区，也有可能到省里了。正是她的病“耽误”了我的前程，如今，芸姐主动向我提出离婚不离家的想法，我不免有点心动。要是真的能同秋儿结合，她又愿承担一切家务，岂不是件好事。我可以把芸姐、孩子托付给她，然后努力工作，一定会受到重用和提拔的。
“做官”的美梦冲昏了我的头脑，我顿觉前途一片光明，浑身上下了轻松许多。什么“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什么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全都被抛之脑后。一个人一旦鬼迷心窍，什么伦理道德、传统美德，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来到外屋。这里没有床，只有一张草垫地铺。秋儿坐在被窝里，身子半靠在墙上，她在等我说话。不知道怎么了，心里感觉怪怪的，秋儿那张原本熟悉的脸，为何在今天晚上变得如此陌生？我不想马上表态，这事需要冷静思考后方可做出决定。我低头走出门外，一阵夹带雪花的寒风扑面吹来，头脑清醒了许多。秋儿她为什么会看上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怎能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在一个有妇之夫的人身上？要知道，在农村未婚姑娘去做人家的“填房”是需要勇气的。如果做了，不仅要面对家庭及社会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冷嘲热讽。其中原委令人费解。
她是被爱情所惑？还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在沉思，冥想，分析，判断。与此同时，许多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脑海中闪动，呈现在我的眼前……曾记得，当初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秋儿就第一个报名参加。她爱唱，而且嗓子也不错，谁知“锅大娘”坚决反对，说什么青年男女搅和在一起不会干出好事来，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是件丢人事情……秋儿就是不听，她说在家受压抑，心情烦闷且无聊，如果到宣传队唱唱跳跳，不仅能记工分还可以放松情绪，躲在宣传队里不愿回家。
一个反对，一个坚持，母女俩互不相让。“锅大娘”又哭又闹晕倒在地，使出“乌龟大憋气”的绝招，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死”了过去……这一招特灵，吓得大伙儿一起劝说秋儿回家。
第二天，我去蚌埠购买乐器，来到炉桥火车站正准备买票，突然发现秋儿站在眼前。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家，我呆够了，想到蚌埠舅舅家住些日子，解解闷。”
“你妈知道吗？”
“我谁也没告诉。”
“还是回去吧，不然你妈会着急的。”
“管她呢。”说罢，她拉着我登上将要启动的列车：“蚌埠我常去，路也熟，买东西也好帮你带路。”
珠城蚌埠，是京沪、陇海铁路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贯穿南北，开往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列车川流不息。上午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二马路商业街。这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宽畅的街道人流如潮。买好东西后，我们坐在天桥上小憩，望着下面的车流；我侧过脸看了一下，秋儿正兴高采烈地数着过往的汽车，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好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上湛蓝的天空。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今天出门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又粗又黑的短辫子上扎了两个蝴蝶结儿，绿色的军帽下一双眼睛流溢着光彩，胖呼呼的圆脸总是带着微笑；她身穿一套绿军装，别人见了都把她当成学校里的红卫兵，她也以此为骄傲。同许多女孩一样，她也热爱解放军，崇拜红卫兵，将绿军装视为最时髦的服装。她平时最喜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诗词《为女民兵题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奇怪的是，大半天过去了，她却只字未提去舅舅家的事。我提醒她：“你快去舅舅家吧！我还要赶回去呢！”她说：“我又不想去舅舅家了，还是跟你一起回去吧。”
“那好，现在我们就去买车票。”
“晚上七点才有车呢，蚌埠我常来，错不了。”说完，秋儿狡黠地一笑。
既是晚上七点的火车，天色尚早，索性逛逛商场。在拥挤的人丛中，她的手时而同我的手相碰、相挨，时而情不自禁地握住我的手，紧紧倚着我，怕把我丢了似的。当我有所察觉，回眸望她时，她又轻轻地松开了。那张绯红的脸蛋儿，紧紧地挨着我的肩头，我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暖流。
晚上六点，我们就到了车站。一打听，去炉桥的火车早已开出，要等到明天上午才有车。不知是记错了，还是她故意的，反正今晚是走不掉了。我有一种潜在的愠怒，但又不便说出口，我们呆呆地站在火车站门前，望着暮色中那如繁星闪烁的高楼大厦，怅然若失地感到，我和她像被抛出人类世界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小巷中一家普通的小旅社。一见面，服务员要我们出示结婚证。我没有好气地说：“我们不是夫妻，分开睡。”服务员说：“那也得出示介绍信或者证明。”我本来打算当天赶回去，压根没想到带证明信。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小旅社。走到巷口，面对着不夜的珠城，心头倍感凄凉，这么大的城市，竟无我俩的栖身之地。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再次走进候车室。候车室里等车的人并不多，我们挑选了一排椅子坐下。上半夜，天气不算太冷，秋儿靠在我身上轻轻睡去。我静静地聆听着她那细细的均匀的呼吸声，看着她那微闭的双目，一股爱怜之情油然而生。自从她来到我们家帮助照看芸姐和孩子，我就从她的行动中感受到了她的淳朴和善良，我打心眼里喜欢她，也为她常遭母亲的无端责骂而难过。她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疼。
到了下半夜，春寒袭人。也许是冷的缘故，她双手紧紧抱着胳膊，头靠在我的胸前，我本想解开上衣把她裹住，以防受寒，可我没有这样做。那年头男女有别，授授不亲，两个年轻人稍有亲近，就会引来无数惊诧的目光。
窗外的世界仍然喧嚣不已，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好像一只只眼睛，在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我俩紧挨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
说实话，在此之前所有的日子里，除了芸姐，我还没有同哪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呆过一刻，更别说一整夜了。可是今天，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一个初识人间悲苦、渴望新生活的少女就蜷缩在我的身旁。两个年轻的心似乎贴得很近，我嘴里感到很焦渴，胸口也鼓涨得如海潮一般，起伏澎湃。
一夜相依很快过去了，可是两性之间触及心灵的暖流却久久地留在我的心头，令我神往、心醉，想入非非……而今她就在眼前，我该如何面对？
对于秋儿，我无法狠下心来舍她而去，因为她已悄悄地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为了确认她对我的态度，我还是决定问一下，于是转身回到屋里。
“这是终身大事，非同儿戏，你要仔细想想。”
“我想好了。既然做出决定，就绝不会后悔。”
“一个病人，两个孩子，你不怕麻烦？”
“不怕。”
“想过没有，你妈反对怎么办？”
“我的事自己做主，谁反对我也不怕！”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我觉得你很有本事，不会在农村呆一辈子，相信你能带我走出这个穷地方，离开我那个令人心烦的家。”
“假如我走不掉呢？”
“不会的，有我照顾这个家，你肯定会当上干部。”
“那可不一定。”
“上面几次来人我都在场，看得出来他们很想提拔你。”
“万一我当不成干部呢？”
“我就跟你一起受苦，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我这边的事好处理，就担心你们家里人反对。”
“不要紧，我的事谁也干涉不了。”
“你妈要是闹起来--”
“我会对付她的。”
“可是，万一--”
“我的话都说绝了，你还不相信我？”
“你总得让我考虑几天吧！”
“你要是还信不过我……”说着，她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盯着我，顿感有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她抓住我的手说：“我们今晚就--”没等她把话说完，我赶忙站了起来。我那时真的没有什么邪念和欲望，血管里流淌的绝对是正统的道德观念，尽管与芸姐多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但从未想过背叛她，而去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相好。我心想：她毕竟是个未婚的大姑娘，万一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会身败名裂！我想离开，可是无力抬步。许多缠绵的往事涌上心头，尤其是蚌埠火车站候车室相依相偎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抹不去，甩不掉！我仿佛跌入了一个泥潭，无力自拔。漆黑的泥潭包围着我，压迫着我，使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猛然间，一股热血冲上头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脏跳动加剧，两腿一软，猛然倒下；她顺势吹灭了煤油灯……外面的狂风疯狂地扑打着窗棂。
飞雪飘飘，盖住了村庄，盖满大地，盖着了洁白的世界。
白茫茫的大地，播下了一粒污秽的种子！
男女间的私情，不是想停就能停得了的，犹如干柴遇烈火，一旦点燃起来，就不会自行熄灭，除非等到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