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启蒙-法与被告之间的桥梁—律师
饱经沧桑的大律师既懂得法的无边威力，也懂得被告有哪些活动的余地，没有比这位睿智的老人更加明白这场官司的个中底细的了。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答案全在他的心中。几十年来在生死场上的丰富阅历使他一开始就看出了K的案件是最有吸引力的案件，并马上接手，打算拼上老命负责到底。他当然不会弄错，一错再错的是K本人。
K的案子到底有什么特殊呢？是这件案子的什么地方吸引了大律师？大律师始终没有向K清晰地讲出他的全盘想法，也许那是没法说出来的，只能猜测，也许他说了，K没听懂。我们却从他那些暗示性的话语里领悟到了：K所与之对抗的，是整个看不见的司法制度；他的罪只能是死罪，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官司。这样的案子对于这样一位老律师来说当然是最有吸引力的，是对他从事了一生的律师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案子本身是一个奇迹。律师决心用他毕生积累的丰富经验来参与这个案件，带领被告一次又一次地从法律的缺口钻出去，来领略冒险的刺激。律师的武器则是他同法官之间的私人关系。由于法官必须通过律师来与人间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总要定期访问辩护律师，离不开律师，这正是法律机构的缺陷——高高在上，脱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法就不再是法，因此法要存在就必须与现实发生关系，与被告产生联系。正是这种依存的关系才使得律师有空子可钻的。K所遇到的是有名的大律师，与法官私人交情很深，因而案情的每一步发展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只要K与他勤联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申诉，排除异想天开，这案子就可以长久拖下去，而K也就能不受处罚地活下去。
遗憾的是K对前景的认识并不像律师这般清晰，他一味地执迷不悟，步步错棋。换个角度来看，K的做法也是天性使然。只要他一天不放弃生活，他就不能按律师的教导去做，因为律师向他指出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虽生犹死，行尸走肉。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反抗，于是他就反抗了。
首先，他就在律师家得罪了一位来访的法官，这位法官在K案件的审判中可以起很大作用，K竟然有意无意地怠慢了他，与女看护鬼混去了（也可能是女看护有意拖他下水）。接着他又不听律师的劝告，怀疑律师的能力，直到做出胆大包天的解雇律师的举动。K的一举一动都像任性的小孩，任何人的劝阻都不起作用，有时还对自己的错误判断沾沾自喜，一直没觉察到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他听不懂律师那种充满了内。已矛盾的分析，他也不习惯长期身处暧昧之中，总之他不耐烦了，又由于这不耐烦而迁怒于律师，误解了律师的好意，从而走上单枪匹马地蛮干的绝路。体内活力沸腾的K的所做所为，使得他的案子由原来的没有希望变得更加没有希望了。律师的本意是想以案子来制约他，不料他只顾按自己的思路走下去，终于走到了那一步——用自己的热血来与冰冷的司法匕首交手。
K对于接手他案子的大律师到底是误解，还是在自欺的大前提下有意不去了解他的活动？理解了律师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意味着什么？K注意到律师很少盘问他。每次K去他那里，他要么瞎聊，要么沉默地与他面对面坐着，发呆或想心事，要么说几句无用的忠告；然后就是吹牛皮，炫耀他同法官们的密切关系；接下去又要求K不要来打扰他的工作，对他应该绝对信任，而不要指责，因为K连指责的理由都不知道是什么，差不多就像一个瞎子，他却知道所有的底细。在K看来，律师在磨时间，在欺骗他，律师的拖延使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怒日益增长；而在律师看来，他该做的一切都做了，K之所以要指责他是因为他年轻气盛，不耐烦，对自己案件的严重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律师反复向K描述司法制度内部的真实情况，为的是使K了解自己的处境；而K，由于遵循的是与律师相反的思路，把律师的描述都看成陈词滥调，完全听不入耳，还越来越反感。他们俩的关系似乎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只能误解到底，毫无沟通的可能。那么K的思维方式真的不可改变吗？这种方式的缺陷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K在解聘律师时告诉他，他当初听从叔叔的建议聘请律师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没有料到聘请了代理人，案子的条件具备，一切都变得更令他苦恼了。而在当初，当他不把案子当回事的时候，有时他差不多可以把案件忘记；现在有了律师，案子反倒成了铁的事实，并且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K说了真话，从他说话的口气里透露出，他所要回避的正是他自己说出的这个真情：案子越来越逼人，他越来越想忘记。再回到上面的问题，一切都明确了——K的自欺，K的思维方式的缺陷是由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方式本身所决定的，生来具有的。这个方面律师的影响无能为力。K如果要理解律师的话，他就只有放弃一切挣扎，束手就擒，变成像僵尸一般的法院听差、看守一类的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律师也并不想要他完全变成那种人。律师也是暧昧的，一方面也许暗暗欣赏K的反抗与活力（就因为这他才坚决要接手这个案件），另一方面又不断告诫他反抗毫无用处，死罪不可改变。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律师的推理也像一种不动声色的自娱，充满了智者的苦恼。当K提出与他分手时他是十分惋惜的，这意味着他进行到此阶段的有趣的工作要过早地结束了；他还曾极力想挽回，无奈K一点都听不进去。从头至尾K都不曾理解律师为他做出的努力，心底里还有点鄙视，这似乎是K的最大错误。但是K与法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天生的误解中，他要活下去，就只能误解，对于这一点律师丝毫也不大惊小怪，只是因为K的决绝而十分难过而已。K的出于本能的误解与大律师的深明大义的劝诫共同构成了法的现实基础。直到生命结束之际，K才努力睁眼看见了真实，与那长期以来被他抑制在潜意识深处的命运相遇。
没有例外，律师对待K的态度也是矛盾的，K总是弄不清他究竟想安慰他还是想使他绝望，应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律师的说教深思熟虑而又自相矛盾，与其说他是想论证，还不如说他是想与K进行讨论，以求得某种释放。他给K指出的道路是什么？是原地的徘徊，是无穷无尽的自我分析。
律师既然是明白底细的，他所面对的困难之大便无法想象，K多次向他询问申诉书的事，他总是心事重重地回答说申诉书还没交上去，他也只能这样回答。这样的申诉书没法写，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K因何被控告，律师也不可能知道，他只是根据经验确定K有罪。于是律师冥思苦想，还是只能随便起草一些公文似的申诉敷衍了事，并且至今没有正式交上去。就是交上去了也没有用，他知道法官会当废纸扔掉的。律师在干什么呢？他在与K一道小心翼翼地等待，这就是他所干的事业。
K在绝望中决心自己来起草申诉书，但是还没有动笔就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花费无休止的劳动而又没有任何效果。他的罪在什么地方？他必须仔细回忆他的一生，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方面详细解释清楚，而就是解释了，也仍然不能确定有罪或无罪，因此也就不能确定要申诉些什么。K在这种强制的忏悔中体验到了思维的限制，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然而这种还想的姿态就是进化的标志。在思维无法到达的、逻辑之外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呢？这是律师和K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案件中无所作为的律师，自愿地与K一道默默等待，难道不是对K的一种安慰吗？可惜K觉悟得太晚了。逻辑之外的那个法是岿然不动的。你申诉也好，放弃申诉也好，法并不关心，还会给与被告充分的自由。危险正在法的这种姿态中，被悬置的被告失去了一切行动的准则，如粘蝇纸上的苍蝇般左奔右突，还是免不了灭亡的下场。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痛苦也就是这种限制的痛苦了，它是精神的一种永恒的疾病，一代代遗传下来，不断变换着梦魔般的形式，越来越可怕。
律师的慧眼从人群中认出了特殊的被告K，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个体身上发现了与永恒相通的可能性，所以才兴致勃勃地介入他的案子，与他一道来体验思维的无限与有限的吧。在这个死亡游戏中，K只能将律师看作敌人，这大概是游戏的规则，律师不会不知道这个规则的。知道了这个规则，仍然幻想K从他这里得到某种安慰，这是律师内心的矛盾。“所有的被告都是最迷人的。”而K，是最迷人的当中最最迷人的。律师被年轻朝气的K完全迷住了，即使因为这案件使他的心脏受不住，甚至夺去他的生命，他也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律师因为自身的职业而与永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此看到了双向的追求：K追求的是活下去，在生活当中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法；律师追求的是让法在的生动案例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两人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