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如水.1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１１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帐（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哪个小田？""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我是一个洋鸡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个洋鸡蛋。这是我爷爷对我的评价，他总是将我比喻成一个洋鸡蛋，我想那是因为鸡蛋表面光滑实则脆弱经不起磕碰的缘故。至于洋的含义很明显，因为我不止一次对我爷爷说过，我要偷渡去香港然后到美国去到法国或者荷兰也行。我爷爷最痛恨崇洋媚外的人。其实我不敢。我说过我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即使敢也不成，说不定我溜过了国境线又想打道北上去内蒙古开辟一个牧场。我身上集中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整体看也许真的像一个洋鸡蛋。我在一家临时成立的有奖募捐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份清闲而有趣的工作，每周上三天班去办公室起草印制种种奖券票面：主要是残疾人基金环境保护妇幼健康和大学生运动会等等。我怀疑正是这里的清闲有趣培养了我的烦躁情绪，我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把门关紧了，憋足气连吼三声，呜——呜——呜。我的同事问我怎么啦？我说憋得慌。他们说哪里憋得慌？我说哪里都憋得慌。他们又问谁让你受的气？我说没有，没有谁让我受气，我自己受自己的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有天他们守着煤气取暖炉开会，我偷偷地把大吊扇开关按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听见他们的鬼叫声心里就舒坦了一些。我知道天很冷不能开吊扇，但开开吊扇也无妨。我就是这样想的。当你隔着玻璃看见一群人的头发让风吹炸了，你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现在我坐在窗前，看见一九八七年我自己委琐而古怪的形象，我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走来走去，碰到人头攒动的地方就朝里钻。我看见汽车轮子撞死了一名骑车的妇女，她的自行车像一只绞麻花横在血泊里，还有一捆韭菜放在塑料筐里，一只高跟皮鞋丢在你的脚边还冒着热气。我看见两个男孩在广场的草坪上表演硬气功，一个用铁索把自己绕上一圈二圈三圈，然后大吼一声把铁索绷断（我怀疑铁索上本来有裂口）；第二个是无腿男孩，他坐在草地上把一只铝饭盒送到你面前说，"各位先生太太同志大爷行行好，给俺们一点吃饭钱，你要不给就不是人啦！"（我没有掏钱是想尝尝不是人的滋味。）我还看见过华侨商店门口穿牛仔服的外币倒爷坐在台阶上，像一排卫兵监护着来往行人，我走过那里时突然有好几只手拽我的衣角，"美元有吗？""兑换券有吗？""要日元吗？""长箭短万宝，一样六块八。"我把这些手一一拍开，然后坐下来。我坐在倒爷们的队伍里觉得很自然很亲切，我比他们更快乐。因为我什么也不要兑换，我要兑换神经和脑子找不到顾主，谁肯跟我来换？有一天我看见雷鸟在一棵大柳树背后跟人兑换着什么，等我朝他跑过去却找不见他的人影了。雷鸟神出鬼没富有传奇色彩是事实。后来我问他去大柳树背后干什么。他说什么大柳树？我说你在黑市倒腾美元吧。他说你看花了眼，我雷鸟从来不去黑市，我有三千美金，彼得送我一千，桑德堡送我一千五，还有雪莉送过五百。彼得要保我去加利福尼亚。我说你跟他们什么关系？雷鸟挥挥手说跟你说了你也不理解，你知道什么叫鸡奸吗？你知道美国女人一夜需要多少个高潮吗？雷鸟脸上洞察世界的表情很容易把你镇住，我说去你妈的蛋，原来你卖身投靠。雷鸟叹息一声然后仰望天空说，这一代人没有英雄，这一代人都在做美国梦。他们都在逃离一条巨大的沉船。兄弟，逃吧，你不是英雄就是逃兵。也许雷鸟留下了伟人式的箴言。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英雄和逃兵的问题，想起水中沉船到底谁在船上谁在水中推呢？问题不一定需要答案，后来衍变成口令，后来雷鸟到我的太阳楼来时就要背口令："口令？""英雄。""逃兵。"然后雷鸟那混蛋就嬉笑着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