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
“外面刮着风，飘着雪花。这样的天气让我想起丹东的除夕。那时我们俩坐在走廊里，现在，我和她隔着一张办公桌，说话的气氛很别扭。
“你是真爱他，还是在赌气？
“怎么？没你的批准，我不能结婚？
“每到这时候，我和她说话就很困难，脑子迟钝，嘴也笨拙，没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交叉的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宝原县那座简陋的车马店里。看她斗气、任性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怜爱，想把她拉过来，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小如，你知道吗？每当看着你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仍然爱着你，爱你的眼睛和目光，爱你的肩膀和身影，爱你的神态和表情。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
“你以为我还是师范学校那个小女生吗？如果你代表组织，我可以正式给你打报告。如果是出于好心，那就免了，你只管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
“……那个人——他对你合适吗？
“我已经说过了，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别替我操心。
“……我是说他的脾气、性格……你对他究竟了解多少？
“你呢？你对我了解多少？
“我停下来，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鼻子和眼窝。这张脸还是那样生动、鲜亮，鼻子和眼窝搭配得那样动人，只要看着她，我心里就涌满感动。我把目光收回来，不敢看她的眼睛。
“春如，他的问题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你不需要这样。我不希望……我希望你……
“她抬起眼睛盯着我，我的勇气一下子消失了。我结结巴巴说，如果……你真想和他结婚，就好好劝劝他，让他认真写份检查。本来我想说，只有写份像样的检查，我才能帮他，可我没法对她这样说。
“她笑了一下。叫他怎么写？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你忘了我大哥是怎样害我的？他替我写了一份声明叫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你想让我把邹凡毁掉？叫他承认是反革命，写份检查装进档案，背一辈子黑锅？
“……我咂了一下嘴。她是个很执拗的人，只要她打定了主意，无论跟她说什么都没用。
“在她转身走出去的瞬间，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我知道没理由阻拦她结婚，可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打击我？
“我走到窗口，站在窗下，心里向自己发问：她真爱那个人吗？那家伙真值得她这样做？要说丹东的分手是痛苦，这次的分手简直是毁灭。那个人激愤的样子在我眼前晃动，湿湿黏黏的感觉仿佛还留在我脸上。难道真的是他的诗让我吃醋？他啐在我脸上的唾沫让我嫉恨？真可笑，他竟说我不配谈爱情，好像他比我更爱她！
“一刹那间，我对自己走过的路感到惶惑，从陕北到解放区，从广西到东北，从朝鲜战场到县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眼前的一切仿佛突然失去了意义。在此之前我从没怀疑过自己的人生，这一刻，我为什么会这么空虚、迷茫？
“窗外雪下得更大，小柏树披上一层白白的铠甲，梧桐树挂上了雪绒。树下站着一个人，她肩头和衣褶勾出白色线条，那身影很熟悉。待她转身走近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是刘英。我的心脏收缩了一下，她怎么来了？她来了多久？
“刘英走进来。我坐在办公桌后没抬头。
“你那么忙，一星期都不回家？
“你不是知道我在参加肃反学习班吗？
“我可不知道你在办公室关着门跟谁说话。
“我在工作。以后你最好别到办公室来。
“是老情人挂着心了吧？孩子有病也不回家。
“曾超要和一个肃反对象结婚，影响到运动的开展。
“怪不得你这么气闷，她要结婚，你心里不是味儿，是吧？
“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她，刘英！不要这样无聊好不好？
“难道你不知道她在县上的名声？和这样有名的女人拉拉扯扯，你不考虑影响？
“你怎能这样说话呢？曾超是什么人你不了解？难道你也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她抓起桌上的墨水瓶摔在地上。墨水迸起，在墙上溅出一片蓝点。我说到你心尖上了，动着你的心肝了，是吗？曾超是什么人？她父母、兄弟是什么人？现在要跟什么人结婚？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蒙住了你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吧？马政委，你还是肃反领导小组的组长呢，在一个女人面前，立场跑哪儿去了？
“刘英，这儿是机关。有话咱们回家说，好吗？
“她和你关着门说，我和你开着门说！我这些话见不得人吗？
“我把心里的怒火压下去，放低声音，看着她的眼睛。你不是说卓娅病了吗？走吧，咱们回家。
“我不回家。你就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咂了一下嘴，你为什么这样无聊呢？我和她已经过去了，这样纠缠，有什么意思？如果不是和运动有关，我干吗把她叫到办公室来谈话？
“你心里怎么想，我清楚。当初不是心甘情愿和她分手，现在还放不下，对不对？要不，咱们离婚，我成全你。好吧？
“我把办公桌锁好，站起身走出去。”
“回家之后我们谁也不理谁。卓娅在发烧，她抱着她，不让我近前，也不抬眼看我。我拿起枕边的小册子，点起一支烟。‘……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者只是一种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书本上的字从我眼前滑过，春如的话和刘英的话在我耳边交替回响，书上的字变得没有意义。我很烦。是因为她要结婚吗？我自己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什么理由不让她结婚？……如果她选择了别人，我会怎样？也许刘英说得对，无论她选择谁，我心里都会很难受。……和春如谈过之后，我脑子里为什么这样乱？真的被一个女人扰乱了心，动摇了立场？……我把手里的小册子翻过来，看着蓝色线条围起的白色封面。
封面上五个庄重、威严的字闪射出真理的光芒。‘国家与革命’，在这样伟大词汇的照耀下，孤帆这样的家伙，他们那些酸溜溜的诗，难道不该被革命车轮碾碎，抛进历史的垃圾箱？爱情和文学，不都是让人迷失方向的毒药吗？可是，春如的脸和她执拗的脾气为什么比这书上的文字更有说服力？难道我真的不懂文学、不懂爱情了？当年在宝原的车马店里，我用雄辩的口才说服她，为了自由，为了爱情，到那边去！可今天，我的口才和理论为什么变得这样苍白无力？‘把无辜的人整成坏人，这不是运动的目的吧？’面对她的质问，我为什么觉得有口难辩，对自己的说服力没有信心？那家伙真无辜吗？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人民政权的稳定，不搞这场运动行吗？我没法责备她。她让我在个人感情和国家与革命之间迷失了方向。
“孩子睡着了。刘英把她放在床上，然后扭头瞪着我说，我警告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斜眼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未免有点不安。这女人是不是也把个人感情混进了国家与革命之中？自从知道了春如的消息，她心里一直被一个影子折磨着，现在是不是后悔当初不该听老政委安排，和我结婚？她爱我吗？——她好像的确爱过我，崇拜过我。可我爱过她吗？恍惚间，我觉得她和兰姐没什么区别，如果顺从爷爷的意思和兰姐结了婚，我们不是一样生儿育女，像现在这样过日子？多少家庭不都是这样，结婚之后，说不清爱，还是不爱？”
“……现在我该怎么处理他？”临睡时，他脑子里跳出这个问题。
……那家伙的诗句在他眼前浮现，搅起一团烦乱和郁闷。
我无法揣想父亲的思路，不知道那天夜晚他放下《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后，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伟大导师列宁给了他怎样的启示？也许由于刘英阿姨不让他近身，他在孤独中产生了不合常规的想法吧？第二天，在领导小组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意外。
他说，“孤帆的诗只是思想感情不健康，对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我看我们还是以帮助教育为主，不要一棒子打死。”
领导小组的人都愣住了。如果不把这家伙定成反革命，孤帆文学社怎么办？其他的人怎么办？这么多人不是白忙活一场？
父亲的命运跟他每到关键时刻脑子出问题有关。我不知道他小时候读没读过《农夫与蛇》的故事，这篇寓言选在我初中的课本里，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它是我童年的经典，决定着我们这代人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他没读过《农夫与蛇》，至少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当一个坏人成了落水狗、落汤鸡的时候，心慈手软就会害了自己。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一刻我为什么那样讲？话一出口，像罐子打破了口，里面的水哗哗往外流，有股劲儿撑住，脑子当不了嘴巴的家，嘴巴当不了词儿的家。文件上的每句话我都能把它解释得合乎自己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也都能把它归纳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同。我是领导小组组长，我必须显出对大家的尊重，让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反正无论他们怎么说，最终还是我说了算。民主最终还是要服从集中，民主的过程就是为了显示集中的正确和必要。”
尽管领导小组的同志们对父亲的意见不太满意，可他们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很聪明，知道见风使舵，看组长的眼色说话，让领导的集中充分代表大家的民主。邹凡和其他五个对象没有抓进监狱，也没有戴反革命帽子。可他们受到了开除公职，清洗回乡，劳动改造的处分。这让肃反小组的同志们得到了安慰。这场运动总算没白费力气。这也是对态度不好的人的教训。——那家伙始终没做出像样的检查。他不知道，处分人的时候，态度比事实更重要。即使你没错，态度不好，就是处分你的理由。
“那女人怎么办？”——会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大概不知道那女人和我父亲的关系。
“我本该说，她没写反动诗，我们没理由处理她，可我只说了一句，先把这几个人的处理意见报上去吧。”
天晴了。屋顶上的积雪耀眼，路两边的雪堆开始融化，清扫过的道路露出黑色路面，淌着雪水。
在机关里吃过晚饭，他随着自己的腿走上大街。
明天就是元宵节，商店门前的花灯五光十色，街上人影幢幢，各机关门口挂起了大红纱灯。
他闲散地走着，扭头看着大街两边廊檐下一堆一伙观灯的游人。
文化馆门口的走马灯吸引了很多人。孩子骑在大人脖子里，指指画画，欢叫着看灯里的人影骑着马、舞着大刀匆匆跑过去。这是她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停下脚步，站在黑板报下沉思默想，心里泛起一种深深的失落。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她不可能爱那个人，不可能和他结婚？难道我真的这么自负，这么自私，希望她一辈子不嫁人？”
看见大门口的红灯笼，看见柏枝和纸花围着的“欢度元宵”的大字，他发现自己来到了有塔的院子里。
月亮从塔的影子里升起，照着清澈的天空。招待所各个宿舍灯火明亮，人声从屋子里传出来。
“我站在那儿观望了一阵。刘英不会到这儿来吧？不管她怎么想，我必须和春如再谈一次。
“礼堂里黑洞洞的，我和她站在大殿前的路上。路边的大树在风中碰响枝杈，月光照在她身上。
“你们还在讨论？
“是。
“……明天学习班就结束了。我停顿了一下。如果……她抬头看着我，她知道这会儿我很难开口，对我句斟字酌的样子很耐心，默不作声地等我说下去。
“如果……他被清洗回乡——这是相当好的结果了。你打算咋办？
“她用平静的口气说，我相信他不是反革命。不管给他怎样的处理，大会结束后我们就结婚。
“她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糖递给我。
“这次什么也不准备，只准备点糖。没人吃的话，我们自己吃。
“她的话让我很不自在。我想起在丹东的那个傍晚，我和她一起从百货公司出来，那一次倒是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可就是忘记了水果糖。她准备婚礼那份热情，成为我记忆中永远的伤痛。本来我想说，你能不能再慎重考虑一下，这样做值得吗？既然她把喜糖都买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我把水果糖剥开，填进嘴里，装出轻松的样子，点着头说，好吧，既然……那就……我想说祝你幸福，可终于没说出口。水果糖很硬，很粗糙，不但没什么味道，还妨碍了舌头转动。
“我抓过她的手握了握，小如，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
“他的事我们自己处理，我不想牵连你。”
感受到她手上的温存，他真想抓住她永远不放开。她没急着把手抽回去。意识到真的要永远分手，两人都有点忧伤。在这一刻，父亲明白了她对他的意义，明白了爱在他心里的分量。他也明白了，人反抗命运的能力很有限。人生看似五光十色，其实只能在无奈中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