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2)
走着走着，几个人迷路了，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究竟在哪儿。没有地图，没有向导，他们走一阵，用手摸摸路边的大树。
“树皮皴裂厉害的一面就是北方，是朝向祖国的方向。”
“翻过山头，小岳摔倒了。小张去搀他，拉了几次拉不起来，自己也被坠倒在雪地上，坐在那儿大口大口喘气。风很大，雪也很大，刘英松开我的胳膊，弯腰凑近他，嘴里叫着小岳小岳，用巴掌拍他的脸。无论她怎样拍打，小岳还是耷拉着头没有反应。她拿手在他鼻子上试，伸出手指在他脖颈上压了一阵，站起来说，走吧，别管他了。
“我手里拄着棍站在那儿，胸口憋闷，头疼得要炸，像喝醉了酒。眼前朦朦胧胧，好像一闭眼就能睡着。我真想躺下不走了。管它风啊雪的，反正人死起来很容易，眨眼工夫就完了。
“可我是个共产党员，真要倒下去，可不能像小岳那样无声无息。我撑起精神在口袋里摸索，摸了半天，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支钢笔。”
父亲手里攥着那支钢笔。他并不是存心要演电影。——这样的场面我在电影里看过很多。这是共产党员牺牲前的经典场面。英雄中弹后不能马上死去，他要挣扎着掏出一件东西，交给身边的同志，喘息着说，这是我的党费。然后才可以把头一垂，安心地去见马克思。
父亲说，“那会儿我张大口喘不上气，觉得自己真要死了。”一个共产党员觉得自己要死，弥留之际当然首先要想到组织，想到党。如果父亲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档案里肯定会增添光辉的一笔。然而，当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攥着那支笔——那是他到开封读书时我老爷给他买的，想要说“这是我的党费”的时候，他又摸到了前胸口袋里的照片。刹那间，他的党性受到了考验。他不能把信和照片遗留在异国的深山里，随着他的尸体一起腐烂。
刘英的目光让他变得软弱，他说话的声音也显得低沉。
“……叫我留在这儿，和小岳……躺在一起算了。
“她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在我脸上揉搓，教、导、员！你清醒清醒，赶快走！咱们不能在这儿停留，停下来你就会像小岳一样！
“刘英不容分说搀着我往前走。拐过山坡，她停住脚步说，教导员，那儿有条公路。
“天亮了，风雪也小了。我瞪大眼睛向下望。离我们不远，山坡下真的现出一条公路。风把雪裹在崖坡边，有些地段埋在雪里，有些地段露出光光的路面。
“一下公路，小张就弯下腰朝地上看，脸上浮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大家都弯下腰看着脚下，一个个眼睛放光，好像发现了宝物。
“风吹着雪粒从公路上掠过，雪雾卷起，地面上露出一堆一堆暗黄色的东西。
“小张蹲下去。其他人也蹲下去。我倚着手里的棍，尽量把身体弯低，盯着地面。
“刘英从急救箱里拿出小刀，把地上的马粪蛋从冰凌下剥出来，一点一点切开。
“马粪里的豆子泡涨了，大麦有点发黑，谷草变成细碎的草渣，颜色倒还新鲜。
“就着冰雪，把马粪里的豌豆、大麦吃掉，我心里好受多了，觉得不会死了。其他几位同志也都有了精神。”
父亲对部队的军马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如果志愿军像美国佬一样使用汽车、摩托，不用骡马拉炮车、运弹药，公路上就不会有那些宝贝蛋。没有那些宝贝蛋，松谷峰撤下来的五勇士就会葬身于异国的深山，我这一生也就见不到父亲了。我很想问父亲，那些豌豆、大麦吃起来味道如何？可一直没敢问。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豌豆、大麦和乡下人的生命联系最紧密。在我的故乡，春天总是很漫长。过罢春节，村庄里不少人家的粮囤里已经没什么东西。麦苗一点一点长大，慢慢伸长叶子，拔节抽穗，缺粮人家连照见人影的黑面糊粥也难得喝到，大路上、码头边、街市里，游荡着讨饭的人，他们像我读过的一位诗人在诗里写的那样，“在北方，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那时，人们就看着豌豆和大麦。只要豌豆结荚，大麦黄梢，饥饿的人们就熬过了春荒，不至于饿死。豌豆和大麦，既是牲口的食料，也是穷人度春荒的救命粮。我从没想到过，它们经过骡马的肠胃加工之后不仅拯救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生命，还意外地救活了一个美国佬。
“这家伙肯定是掉队后迷失了方向。我们碰上他的时候，他在公路上不知已经躺了多久。如果在海拔更高的地方，他恐怕早就没命了。也许是听见了脚步声，他老远就勾起头，举起一只手朝我们摇晃。小张和其他两个同志把枪端起来，摆出散兵队形向他靠近，我和刘英跟在后面。
“小张走近去，用枪指着他，他动一下身子，把手挪到脑袋两边，喃喃地说，no Sir，no……小张在他身上踢了一下。Oh，Sir，beg you……他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枪。小张把他的枪拿过来，另外两个同志把他身上搜了一遍。我走过去弯下腰看着他。
“Hi，you！Have you hurt？
“这个美国兵年纪没多大，脸蛋和眼睛还带着孩子气，军帽和头发上结着冰凌。听我用英语和他讲话，他脸上现出了光明，眼睛里闪出希望。他用英语嘟嘟囔囔说，求你了，长官，我快死了，请你救救我。
“你怎么了？
“我从山上掉下来了，我的腿摔坏了。
“刘英走过去，把他的腿翻动了一下，小家伙咧嘴叫了一声。她把他的腿捏弄一阵，抬起头看着我，小腿骨折了，你看怎么办？
“小张嘟嘟囔囔说，碰上这种事！真他妈倒霉！
“我心里的感觉和小张一样。这场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阵地上，敌人就是野兽，碰上他，我会毫不留情地打死他，没子弹就和他拼刺刀。可在这儿，看着这个美国兵，心里的狠劲没法使。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蓝眼睛里满是乞求，那眼神叫人不忍心把他扔在路边不管。
“我决定召开临时支部大会。五个人当中有三个党员，我把三个党员叫到一起，提议把其余两个同志也发展到党内来，由我介绍刘英，小张介绍大李，这样五个人都有资格参加支部会。
“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最终还是不知道该拿这个美国兵怎么办。不能杀他，也不能扔下他不管。可我们自己走起来都很吃力，谁还能抬他走？
“我再一次走过去，低头看着他说，你必须站起来，跟我们一起走！
“噢，长官，我站不起来。
“我把刘英叫过来。给他包扎一下，给他找根棍子，让他自己走。
“能给点吃的吗？
“这家伙事儿还真不少。
“老李往前走了一段，在公路上找到一堆马粪，把它从冰凌下抠出来，掰开，把其中的豆粒、大麦和着雪揉了揉。
“小家伙皱着眉头疑惑地看着老李的手，不放心地问：What？What？
“吃吧，不吃你会死在这儿的。
“马粪不光是我们的粮食，还是我们的路标。只要循着公路上的马粪走，一定能找到我们的部队。
“那正是1951年元旦，曙光照耀着营房外的五星红旗。哨兵带着我们，五个人押着一个俘虏。看见自己的同志从营房里走出来，我挺直腰杆，把手里的棍子扶稳，努力表现出勇敢、坚强。我转过头对小张说，列队！整理军风纪。就在转头的一瞬间，我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1951年春节开始的。快过年的时候，几个身穿灰制服的人带着一队人，敲锣打鼓来到我家门前，大声喊着，给军人家属拜年喽——我娘走出去，站在大门口，握着两手，向他们点头微笑。一个男干部把“军属光荣”的牌子往我家门头上钉，文盛小叔给他搬了一个凳子，让他踩着。一个女干部给我家大门贴红对联。村干部担着担子，箩筐里放着粉条、青菜。娘像喝醉了酒一样满脸生辉。为了不把高兴露出来，她拼命绷紧腮帮，把嘴唇向里吸，眼睛、鼻子挤在了一起。老五爷把粉条拿进屋，小叔把青菜掂进后园。小三、石头跟着我到后园看他摆弄那些菜。他把葱和蒜苗的根埋进土里，叶子留在土外，把萝卜的尾巴朝上，青头朝下。石头背着手说，只送了一筐萝卜，啥稀罕？
小叔瞪他一眼，这是慰问军属。我大哥在朝鲜打仗，俺们是军属！知道吗？
从那一刻起，父亲在我心里有了一个明晰的形象，不再那样虚无飘渺。虽然那时他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在给他的信里，娘没对他说起我的出生，也没对他说过曾祖父去世。他对家里的情况就像我对他的情况一样模糊。
大门贴上对联，年味马上浓起来。我跟在文盛小叔身后在街上蹦着唱，“二十三儿，炕锅边儿；二十四，扫房子……”一直唱到“三十儿，贴神儿；初一儿，供鸡儿。”我的心思全用在过年上，并不挂念前线的父亲。对于我，朝鲜战争当然没有过年重要。我并不知道，区政府的干部给我家贴对联的时候，父亲刚做过手术，躺在3518医院的病房里。
二十八，买灶蜡。我娘去赶了年前最后一个集，买了两张门神，一张灶爷，一对很大的红蜡烛。她还买了一幅画，鲜花映着一群孩子，孩子包围着一位拿枪的战士，白鸽在他头顶飞翔。
小叔说，这是我大哥吧？娘笑着说，兴许吧。你大哥也穿这样衣服嘛。
小叔指着那个拿枪的士兵说，狗娃，这就是你爹。
当我叔叔把这张漂亮的画贴到后墙上，我站在堂屋中央认真端详我爹的时候，3518医院的病房前挂起了红布横幅，上面贴着白纸剪贴的大字：热烈欢迎祖国亲人来我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慰问团到来那天，我肚子上的刀口该拆线，一大早就醒了，躺在那儿看着窗子上的亮光。听见院里有很多人走动，我向窗边凑了凑，拿手把玻璃上的雾气擦掉。指导员在院里带着大家扫雪。他挥着铁锨，把冰冻的雪块铲碎，几个战士推着一个大铲雪板把它推走。他们一过去，洁白的雪地上就露出脏乎乎的地面。老郭把头凑过来，看着外面说，天还没晴，干吗扫雪？我说，恐怕是有首长来吧。说完之后我就躺下了，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想睡。小李来送早饭，她说，所有手术都推到明天，今天有内地来的慰问团到医院慰问。大家都很兴奋，除了两个重伤号，病房里的人都开始嘁嘁喳喳说话。
“我把被子掀高，勾起头看肚子上的绷带。该拆线了不给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伤口也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