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
“你叫啥？
“曾超。
“哪嗒人？
“我愣了一下。
“我问你家是哪嗒的？
“他把‘我’说成‘俄’，那一口陕西腔叫我听着既亲切又好笑。
“他盯着我肩上的布包说，那是啥？
“我把包口松开，把提琴拿出来。
“一个女兵从桌后站起来，一身肥大的灰军装和军帽下那副眼镜把她打扮得很老气。等她走到我跟前，我才发现她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把琴盒打开，把我的提琴端起来翻看。从她脸上欣喜的神色看得出她懂音乐，说不定还会拉提琴。
“拉一曲，俄听听。
“女兵把提琴递给我。我调好弦，拿松香在弓子上擦几下，把它架在肩窝上。
“松花江上，松花江上！
“我刚拉了开头，他直起嗓门唱……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周围的人都笑，他自己也笑起来。俄唱跑调了，是吧？
“他要是继续唱下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往下拉。
“他拍一下手掌说，行，拉得不错。会唱吧？
“我点头笑了笑。
“于珍，找个本子叫他唱唱。
“戴眼镜的女兵拿来一个手抄谱本，全是简谱。多拉索——来拉索——多拉索法来索——这么简单的谱子当然难不住我，况且这首歌我在学校唱过，是从陕北传过去的。
“你上的啥学嘛？
“我读的师范，差几个月没毕业。……我有肄业证。
“没关系。有没有毕业证没啥关系。
“他扭过头看着那女兵，于珍，你看咋样？
“咱们文工团正需要人呢，方政委，也需要乐器。
“他再一次转过脸问我，你叫——
“曾超。
“好吧，曾超，你就留文工团吧。
“那时候参加工作就这么简单。我随身带的这把提琴帮了忙，进太岳兵团八支队文工团没费什么事。
“于珍带我去领军装。看我在性别栏里填‘女’，她笑着说，刚才听你唱歌，我心里说，这小伙子怎么像个女的？你这身打扮还真叫人看不出。
“我穿着文盛的小夹袄，头上戴一顶草帽，像个乡下小伙儿。填表时我真想填‘男’，想了想，怕玩笑开大了没法收场。穿这身衣服是兰姐的主意。她说外面时局乱，穿一身男装路上少惹麻烦。衣服一换，我想把名字也换掉。老方问我家在哪儿，我只说唐县，不说哪乡哪村，不想再沾旗杆寨的边儿。曾超这个名字是住店时随口编出来的，心里念了几遍，觉得挺顺口，就决定永远用它。名字一改，再看从前，就像看另一个人，心里敞亮多了，像甩掉一个大包袱。穿上军装的一刹那，有种做梦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打定了主意，往后除了林春生，林家人我谁也不认。”
“文工团驻在城隍庙厢房里。一进庙门，于珍大声喊，小徐，快来，咱们添了一挺重机枪！从今天起，咱们有两把提琴了！
“于珍是个很热情的人，她不等我把背包放好，就把自己的提琴拿出来，嘴里嚷着说，我看你拉得不错嘛，咱们一起练练。她把谱本放在窗台上，指点着对我说哪段是过门，哪段是唱段，哪段要重复。曲子很简单，拉几遍就不用再看谱。
“开过午饭，于大姐教我文工团常用的曲子，小徐敲着木鱼、碰铃。木鱼是一段枣木掏成的；碰铃是一对牛铃铛。
“方政委来了。他背手走到廊檐下，盯着我看了一阵，小曾，俄怎么看你像个女人呢？
“于大姐笑起来，政委不是火眼金睛八百米外能瞄准敌人吗？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了？
“我掂着提琴，用立正姿势对着他。
“小曾，把帽子取下来，叫政委看看。
“我把帽子取下来。从兴隆铺临走时，兰姐给我剪了短发，比男孩的分头长不了多少，可一取下帽子，还是露出了女儿相。
“他咧开嘴瞪着眼睛看我，脸上满是惊奇。好啊，女扮男装来参军，还真把我给糊弄住了！
“于珍掏出哨子吹了一阵，大声喊，同志们，把节目排一遍，待会儿上街！
“文工团总共八个人，上场是演员，下场是伴奏，不分演员、乐队。第一个节目是‘兄妹开荒’。于大姐说，曾超，你跟小徐学妹妹，以后你们俩可以互相替换。
“哥哥在过门音乐里扛着镢头上场。他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天不明就到地里去开荒。太阳升起的时候妹妹去送饭。‘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妹妹提着饭罐，扭着大秧歌上场。哥哥看见妹妹来送饭，故意躺在地上假装睡懒觉。妹妹生气地把他叫起来，绷着脸批评他。哥哥逗她，和她争辩。后来一看，原来哥哥已经开出了那么大一片地。妹妹高兴得挥起镢头和哥哥一起唱着歌干起来。剧情很简单。唱词、动作也很简单。跟着唱两遍，上了场全靠自己随意发挥。
“我说，我学哥哥吧，我有现成的衣服。于珍笑了，女扮男装还没演够，是吧？
“我演一下你看看。
“我扛起镢头甩开胳膊，扭着秧歌步唱着走场。老方站在一边哈哈笑，别说，这小伙子还真行。
“往后这个节目缺哪角儿都由你顶啦。
“第二个节目‘夫妻识字’。‘黑咕隆咚的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曲子我一点也不陌生，拉起来很顺手。在这个节目里，我演丈夫也行，演妻子也行。可是队里女同志少，我还得演女的。
“节目草草排了一遍，就集合上街。几个男同志把洋鼓拿出来，一面大鼓，两面小鼓，都是从敌占区放弃的学校里弄来的。于大姐挥着指挥旗走在前面，两把军号跟着洋鼓，我和小徐各拿一把提琴。八个人排成一队，踏着鼓点，嗒嗒嗒嘀——嗒嗒嗒嘀嗒嗒——
“纸坊店是个很小的县城。一条南北大街，四五条小巷。军乐队从城隍庙到城门口，再从城门口穿过闹市，引来许多大人、孩子。在街上转一圈儿回到庙院，在鼓号声中原地踏步，等人聚拢，就在大殿门口台阶上演出。
“先是小合唱，然后是秧歌剧。化装很简单，在舞台一边把军装换成农民衣服就行了。小伙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里扎上缠带；女人换上偏襟小褂，宽筒裤；老婆婆戴顶黑绒帽，裹上腿带，脚尖翘起来，用脚后跟走场。
“老方站在人群后和群众一起笑。演出结束后，他上台讲话。虽是一口陕西腔，可我发现他很会演讲。用的全是老百姓的土语俗话，态度和气可亲，时不时开句玩笑，看着台下问，是不是啊乡亲们？这时候我就想起了马昌，他是不是也经常在这种场合给群众讲话？他口才好，会讲话，讲起道理热情、生动，能感染人，可他有这么多土语俗语吗？像这样场合，对着这么多不识字的群众，他讲话的效果能赶得上老方吗？”
夕阳照着这座山区小县，沿街的旧瓦房反射出苍褐色的光芒。城隍庙的演出散场后，看节目的人吵嚷着从大街走过，街上的人稀落起来。
十字街西边有个不显眼的店铺，廊檐下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的照片显示出它是县城惟一的照相馆。正当店老板把镜框取下，准备关门的时候，三个穿灰军装的女兵走进来。几个孩子跟进去看热闹。老板把天窗上的布帘拉开，让夕阳的余光照进来。他架好相机，身子拱进黑布，嘴里叫着站好了，头不要歪，笑一笑。手在快门上晃了一下，1946年深秋的这个傍晚，就定格在母亲的相册里。几十年后，当我翻看这本相册时，母亲当时的心境还清楚地印在她脸上。她挺着胸，背着手，胸前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徽章，腰里的皮带和扎到膝下的裹腿把她打扮得神气活现。那是母亲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她的履历表上，纸坊店是她人生的一个亮点。她在这里参加革命，在这里认识了方德胜。他是八支队政委，也是文工团的政委。文工团的人都叫他大老方。在女兵们眼里，他是个老革命。其实算起来，那时他也不过二十八九岁。
“老方这人天生一副大老粗相，敦敦实实的个子，黑脸膛，宽下巴，腮边一溜胡髭。穿戴不讲究，再加上一口陕西腔，人显得土气、憨厚，谁都以为他是工农干部。其实方德胜参加革命前是小学教员，算不上真正的农民。什么时代兴什么长相。比起马文昌，方德胜的长相更适合那个时代。他这副大老粗做派既能得到领导信任，又能受到群众拥护。”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野花都开了，树和草也绿了。部队在峡石打了一仗，解放了三王坟、旧县城，文工团在鸡鸣店举行慰问演出。文工团已经发展到十几人。
“大老方常到文工团来。有时跟我们一起吃饭，有时参加我们的学习会、生活会。有一天，他把几页黄草纸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小阎，笑着说，我这是胡日鬼，秀才看看让文工团演一下，能成不能成？
“小阎看了，说故事还行。他把里边的词儿改了改，谱上曲，让我们排练。
“这个秧歌剧的名字叫《二壮参军》。小伙子二壮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怕家人拉后腿，藏在炊事班不敢回家。他爹、妈和他媳妇到处找他。他躲起来，让班长替他做思想工作。媳妇秀花找到炊事班，在班长面前骂二壮思想落后，贪恋家庭温暖，别人都争着报名参军，他躲起来不露面，叫全家人为他丢脸。这时候，二壮被老婆发现，老老实实站出来。原来二壮已经参军穿上了军装。一家人欢天喜地送二壮离开家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老方很高兴，看着小阎改好的剧本笑着说，小曾，你演秀花吧！
“我说，好啊，小徐我们俩演。
“排演的时候老方天天来。他站在场子外，两臂抱起，两手插绕在胸前。一看见我唱着他编的词儿扭着秧歌上场，他脸上那陶醉的样子就像喝醉了酒。两眼发直，嘴角一动不动，每条皱纹都鼓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直盯盯地看着我，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那副痴迷样子叫人害怕。
“演出时，我决定把这个角色推给小徐。我害怕老方的眼神。他站在台下让我心神不安，说不定会忘词儿。我说小徐嗓子比我好，我给你伴奏好了。小徐说，你可是政委亲点的呀，你不演，不怕政委生气？于珍瞟着我的脸笑。
“我昨天行军着了凉，嗓子哑了，你就救救场吧。小徐半推半就接了这个角儿。
“晚上，老方像我们每次演出那样站在场子边看。二壮的媳妇一出场，他的脸色就黑下来，一晚上不高兴，不像从前那样跟着观众笑。演出结束，我正在收拾提琴，他背着手晃着身子走过来。我装作什么也没觉察，抬起头说，政委帮我们拣场啊？
“小曾，是嫌我编的词儿不好，还是嫌这个角儿不好，唵？
“你听俄这嗓子，俄扁桃腺发炎呢呀。演砸了，俄们咋向政委交代嘛？
“他伸出指头在自己脑门上点了点，是嗓子有问题？还是这儿有问题呀？
“俄嗓子有问题，这儿也有问题。俄受了凉，头疼疼的。
“还撇陕西腔儿呢——哪儿学的？
“俄好歹在陕西也读了一年书嘛。
“他吸弄一下嘴巴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见他就觉得心虚。”
“部队在鸡鸣店休整一天，然后准备进入伏牛山区。文工团的团员们一大早把拆洗的衣服、被褥拿到河边去洗。河滩里架起绳子，洗好的被单像风筝一样，在绳子上飘摆。我和小徐揽着双膝，坐在河岸上看对面的山。
“于大姐走过来，看着我的脸说，小曾，你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和她肩碰肩沿河边小路走。
“能不能把你的家庭情况跟我说说。
“我转过头看着她的脸。我觉得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参军之后我最不喜欢谈论家庭，连想都不愿想。从变成革命军人曾超那一刻起，说起家庭，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情绪激动，好像心底有一堆干柴，见火就会轰一下燃烧起来，只能用最苛刻的词句才能表达我的憎恶。我把父亲形容成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者，把母亲形容成十足的地主婆。天天抱着水烟袋，打牌，听戏，什么也不干，连洗脚也要丫头伺候。特别不能提到大哥。说到林春长，我心里的仇恨就会迸发出来。这个资本家的奴才，地方反动势力的走狗！……他帮助二哥营救过我们的同志，可那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他知道我二哥加入了共产党，不营救就会牵连二哥，连累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