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8章_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_宠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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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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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汪精卫意外地从国外回到上海,从而使得尚未下定最后决心的蒋介石一度放慢了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据邵元冲日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因“精卫以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故仍拟约彼等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之云”《邵元冲日记》,第315页。。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蒋为表示不偏不倚,并为自己留有余地,于4月3日公开发表了一则通电,声称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09页。但就在第二天,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二师的黄埔同学们说:有人要我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身为党员,对于本党中央的决议案当然要承认,但也不能盲目。因为本党是有监察委员的,若监察出会议手续不合,或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无效。“监察委员的特权,我们不能抹杀的。”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11页。蒋的这番讲话当然是有备而发的。因为就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头一天晚上,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已经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之共产党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号会议录》(1927年4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2-6.1/6。注:此件档案与党史会所藏历次监委会,包括二届三次会议第一、三号等之形式明显不同。历次监委会会议录均为内容简单之“议事录”,并无速记录,独此件吴敬恒一人之发言为速记,并另附各项文件。故其真实性令人怀疑。此件是否为事后补录补编,尚待查考。。

对于吴稚晖等人2日晚的秘密会议及议案,汪精卫并不知情。3日上午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一同往孙中山故居与汪会晤。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提出解决良策。“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并闻在会议中提及所有汉口发表之决议案及命令,由中央监委审查,在未审定以前,不能有效。”对此,蒋介石等人均认为可以接受,故“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1927年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另可参见1927年4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并见《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

基于上项应急办法,汪精卫于会后马上找到了陈独秀,转达了蒋介石等人要求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提议。陈独秀在百般解释之后,为澄清事实,力辟谣言,当即起草了一份声明书,并力劝汪精卫联名发表。这份由汪、陈合署的宣言4月5日即公开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宣言声称,无论是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冲入租界、打倒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这类说法,都纯属谣传。国共两党将仍本孙总理的联共政策,亲密合作。《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申报》第三版。

汪精卫与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并未达到劝说共产党人暂停一切活动的初衷,反而让蒋“不胜惊异”,因为汪陈宣言中不仅丝毫没有提到要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问题,而且汪居然代表国民党保证没有制裁共产党的任何意图。这些无疑与蒋汪等3日商定的暂时应急办法大相径庭。《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又有训令要蒋“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并威胁蒋若一意孤行,定将免职除名,决不姑息云云。注意到武汉中央公开宣布决定迁都南京,《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8~910、925页。蒋再也沉不住气了。因为,武汉中央如果真的迅速动身迁来南京,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蒋都将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甚至今天听命于蒋的各路将领,到时候也难免会首鼠两端。何况汪陈宣言已经证明汪对蒋的承诺绝不可靠。考虑到这一危险的后果,?自然不能照3日所定方针,等汪劝说武汉诸位来宁开会了。在发现汪不打招呼悄悄遁迹之后,蒋更是马上公开发表了与汪精卫的谈话要点,以防汪“巧言惑众”。之后,蒋于9日一早转赴南京,表面上是遵从武汉训令,实则双管齐下,准备照江西等地的办法用强力来夺取南京和上海的党政权力。

9日中午,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相继被蒋派组织所捣毁,其工作人员非打即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00-2/3。与此同时,蒋下令查封了直接受武汉邓演达领导的上海总政治部机关,指责其“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蒋介石:《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1927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23页。。三天后,即4月12日,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在蒋密令下,以制止械斗为名,再度成功利用青红帮做前锋,在一天之内顺利地缴了纠察队在各处的武装。等到次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时,白崇禧等干脆下令军队开枪。失去了武装工人凭借的上海共产党人,已然成为蒋的俎上肉了。

时至于此,蒋介石不能不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了。4月15日,他正式发布《清党布告》,宣布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决定。布告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25页。蒋随即电令各军师长,立即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部指导员之跨党分子”。此后,被公开指名通缉的共产党人更达到近200人之多,鲍罗廷、陈独秀等首当其冲。《总司令蒋致南京何总指挥、贺军长、鲁代军长、广州李总参谋长、上海白总指挥、周军长等电》(1927年4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6010245;并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115~116页。

当然,这里所说的“和平待遇”,不过是对外的一种说辞而已。对强力政治之运用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蒋介石,既然将共产党人目为“叛乱”分子,自然也就不会在意下面的人用什么方法去“待遇”了。当有部属来电说明“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时,蒋一纸“叛徒严惩”的批复,便轻易地开启了对政治对手的血腥杀伐之门。《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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