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章 八大圣尊

当然，袁世凯自己也意识到，背叛选民的总统不可能统一国家。他还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对北洋将领的控制。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是短暂的。为了找到一个能永远保证国家统一及维持其统治的源泉，他选择了依赖旧的帝国模式。一位虽无疑是出于善意，却在政治上颇为轻率的美国教授向他提出建议，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接受民主的准备。因此，袁世凯决定披上他觊觎已久的尊贵外衣，于1915年秘密安排了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宣告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

这一次，地方士绅们再也没有半点犹豫。袁世凯的复辟显得既滑稽又危险。滑稽是因为在精英们眼中，君主政体已经失去儒家意义；危险是因为对袁世凯来说，皇位依然有足够的号召力，帮助他统一全国。在这样的专政之下，各省会失去自治，军阀们也会失去独立性。因此，1915年至1916年冬，议会领袖和各省总督联合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计划。由都督蔡锷领导、立宪主义者梁启超宣传的起义在西南爆发。随着各省陆续宣布反对君主制，袁世凯被迫放弃称帝计划，收起了为加冕准备的全套盛装。这次惨败让本就患上尿毒症的他一蹶不振，终于在1916年春抑郁而终。

袁世凯的失败并没有把士绅所领导的民主政治带到首都。梁启超之类的思想家既缺乏一个大众政党，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只能成为北洋军阀们的顾问和幕后之人，助其不断争夺总统之位。有时，尤其是被不得人心的军阀拒绝时，他们的惊世才华的确能成为政治武器。但在军阀政治强有力的斗争中，这种武器实在太过无力。作为权力掮客的知识分子已经像明清时期的文人那样，拥有决定一位将领是否能成为皇帝的权力。如今是“武”统治“文”的时代，士绅对皇权的传统控制，已经随着失落的皇权一去不返了。

地方士绅也受地方军阀的压制。改革者们在过去十年里采取的策略虽然已经让他们投入将领麾下，但地方名流依然认为自己是军阀们不可或缺的社会中介。革命前的士绅通过连接政府和乡村社会，来确保自己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家族不仅稳定了乡村，还赋予了他们一种非正式的父权制，以统治农民阶层。在明朝和清初的财政体制下，他们甚至减少了政府的农村收入。 217 然而，19世纪晚期，后来成为议会领袖的上层士绅们抛弃了乡村中国。他们通过打破禁忌，与下层士绅结盟，设立了一批新的农村税收，并创造出一批乡村税租经理人。后者的努力让上层士绅得以参与地方省会的政治。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角色，成为立宪主义者、铁路投资人和现代学校资助人。很快，这些学校便教育中国的年轻人远离其祖先的世界。因此，新的城市精英失去了传统士绅严格的身份认证，开始看向外面的世界——上海、日本甚至更远的美国。此外，大学也开始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和律师。这种文化上的再定位让他们远离了曾经为其服务的乡村士绅和平民。后者发展成地主和高利贷者，并结成了联盟。五十年的收租和包租生活，让这个阶层完全不受之前的赞助人和保护者的伤害。如今，控制土地登记、保存税簿、管理地方自治局、将乡村民团变为私人武装欺压佃农、惩罚债务人的，正是这些经理人。这个心胸狭窄的阶层并没有乡绅的骄傲，个中成员不过是一群凌驾于农民之上、充满阶级仇恨的寄生虫。这些下层地主有朝一日需要共产主义者的庇护时，就会无须任何中介机构，直接求助于军阀。于是，被视为一个高潮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士绅最后的演变和消亡。然而，作为一个开始，它到底预示了什么呢？一个共同的政治中心已经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中华帝国晚期有限的那段稳定时期，也被现代形式的斗争和阶级冲突取代。然而，1911年的革命者们认为，统一的局面很快会恢复，破旧之后便是树新。有了这一终极信仰，他们在传统意义上使用了“革命”一词，以示汉人得到回归的天命，即将再次成为自己的主人。

然而，如果真的有天命，那它到底应该属于哪个汉人呢？是主张被继承者蒋介石以颇为唯我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国父”孙中山，还是破坏共和的袁世凯和他的军阀们？是从长远来看，为了眼前利益违背了初衷的地方士绅，还是为了熟悉的勒税强租，放弃陌生政治世界的贪婪地主？

其实，旧秩序只留下一项完整的遗产，即对新秩序的承诺。帝国的天命曾是上天的恩赐，但用《尚书》中的话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混乱之中，一股新的潮流涌向北京。然而，还无人能为其命名。涌来的或许是无产阶级，或许是武装农民。要定义人民，并决定如何调动其力量，是未来革命的任务。直到迎来他们的时代，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革命也才能延续永恒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