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可怕的圣灵族

整个大亚洲世界普遍有一种毫无止境甚至毫不停歇的创新精神。政治方面，政府会在官僚制度与税务上做试验。它们发展通货，为征服得来的人群制定新的法律地位。中东到中国之间的人写出了劝告君王之书。国王们殷切盼望外交使团返抵国门，让他们能深入了解最新的忠诚仪式或军事组织的创新。政府也推动重大经济发展计划，例如发展种稻所需的土地灌溉设施，以及连接各地区的道路建设。

而在战争方面，从埃及到中国的君主都知道以族群或地方忠诚为基础的军队有其极限。他们用奴隶军队、以宗教为基础的军队，还有以囚犯担任士兵等来做试验，而且卓有成效。成吉思汗更是打破了以部族为基础的效力方式，把来自各部族的人组织成新的混合单位。

科学上，至少在公元1300年以前，中东、印度与中国才是主要的发明重镇。上百种前所未见的热带植物来到了宫廷。有一些被收入了医药典籍，像伊本·西拿这样的医学作家都描述过这些植物，也经常应用之。其他的新奇植物则为国王的餐桌增添风采。君主与贵族时常试着在自己的花园里培育新品种的植物。巴布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夸口，说自己是第一个在喀布尔种出印度橙的人。人们也发明了全新的医疗技术，例如接种在中国地区的发展。

数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更是惊人。各地都在使用从印度传来的数字体系。代数、包括圆锥曲线解法在内的各种几何学，甚至是原始形式的微积分都来自印度与中东。天文台更是好几个宫廷的特色建筑。



贸易在这一千年中同样充满变革。贸易商不但会把前景看好的作物带到新的环境，还会为作物栽培提供资金。犹太商人将甘蔗带出了印度，开始在尼罗河沿岸种植。杧果与胡椒种植也从印度传到了印尼，成为当地的经济作物。企业家先是开拓新的市场，接着参考古吉拉特印花棉衣、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中国陶瓷、大马士革刀与中国丝绸等昂贵的进口货，在当地仿制廉价的复制品。


自我观察


亚洲世界的人不仅察觉到自己的存在，也对此有一定见解—这种自我意识在当时的欧洲并不普遍。尤其是在中国和中东地区，传记与自传的出现有如百花齐放。而在印度，是真的有上千本书来教人如何过生活，以及应该如何活成有道德的生命。诗人想着爱情里的伤痛与倏忽即逝的美。画家不仅描绘自己的世界，对异域风情也有特别的关注。人们能够从文字描述与绘画中知道被带到中国的那头长颈鹿。史书与地理书籍也数不胜数。



大亚洲世界活力惊人，足以承受日常生活中甚至是世纪规模的变化与分裂。当巴格达这座大城衰落了，贸易便转移到后继国家的都城：雷伊、巴尔赫、布哈拉与加兹尼。当阿拉伯商人成了穆斯林，他们就开始在贸易路线上沿路兴建清真寺，投入自己的新宗教。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古吉拉特人、也门人、塔米尔人、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不同的群体起起落落，轮流成为具主导力量的商人。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一千年的亚洲世界，在这个时代即将画下句号时，无论是融合的程度、学问与有识之士的移动，还是创新的数量都比一开始来得更高且更多。


欧洲人的殖民征服行动


亚洲世界内有许多人注意到欧洲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戴帽子的人”—不仅和自己种族不同，抱持的看法也不同。亚洲与威尼斯、热那亚、布拉格当然有贸易联系，伊本·法德兰也曾观察到长久以来沿俄罗斯境内河流发展的贸易。但整体而言，欧洲与亚洲在知识讨论、宗教论辩、家族纽带、贸易伙伴关系、外交使团、宫廷行政事务、道德规范、诗作、音乐、流行风潮与艺术等各种交流密切的网络之间却没有什么交流。

欧洲人来到亚洲时，一方面声明自己是商人，一方面却又是国王的代表，直接对其统治者负责。这种做法前所未见，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亚洲世界里没有商人能代表国王。虽然亚伯拉罕·本·易尤来自开罗，但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有忠于埃及统治者的必要，也不会自认是埃及统治者的代表。欧洲商人还拥兵自重。亚洲商人虽然也经常雇用护卫队来保护商旅或船只，但他们很少卷入战争。欧洲人将欧洲大陆与地中海地区实行百年之久的，将贸易与战争互相交织的观念带到亚洲。比方说，欧洲人就认为王室投入贸易活动、铸造大炮的做法，是一种直接有利于政治的行动。03 最后一点—欧洲人还随身带着一种“自己是‘葡萄牙人’或‘英格兰人’兼基督徒”的想法。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对信仰的诠释的确曾引发战争，伊斯兰教在扩张时也的确曾对佛教寺院发动攻击，但欧洲人对“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区分并不存在于亚洲世界。回想一下，亚伯拉罕·本·易尤的生意团体包括了当地的北印度人、古吉拉特人与穆斯林。欧洲人对亚洲世界完全就是外行人。欧洲人鲜少从不同种族、族群出身的当地贤达中招募人来担任重要职位。高官的位子永远会交到来自母国的人或白种人手上。欧洲人使用他们独有的奖励与授勋仪式，而没有采用能在亚洲看到的仪式，比如荣袍加身。

就实际面来看，这些欧洲人的态度，意味着征服行动都是由欧洲国王所推动，而非地方上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欧洲人曾经在亚洲建立独立的王国（除了婆罗洲的拉者布鲁克 [73] ）。这跟巴布尔的做法截然不同，他知道，为了让自己的军队与王国延续下去，他就必须和手下的指挥官以及自己的族人“分享”部分的征服土地。巴布尔的做法，才是整个亚洲的典型模式。

就连官僚化的哈里发国、帝国政体的中国或是莫卧儿帝国瓦解时，也都是军事将领根据自己过去的征服所得，将帝国分割成各个继承国家。欧洲人成功结合了合伙贸易公司、对国王的忠诚心以及职业军官团的观念，从而避免其征服成果落入军事指挥官的手中。这一切并非一蹴可就。亚洲观察家还注意到欧洲军队抵达战场时倾向于集体行动，亚洲军队不仅不是如此，某些受贿的个别将领更是常常在战争前夕倒戈。当将领被杀时，欧洲军队也不会因此瓦解。亚洲人还观察到，条约永远是以欧洲国王或贸易公司之名缔结，从来不曾以指挥官的名义签订。

即便欧洲人拥有军事组织以及“‘民族’忠诚心萌芽”等优势，但突显“欧洲人征服、殖民亚洲的过程之慢”仍然是件重要的事。英格兰直到19世纪才成为印度最大的势力。荷兰很早就在东南亚岛屿与斯里兰卡取得成功，但没能将其帝国延伸到岛屿以外的地方。俄罗斯到了17世纪才征服欧亚草原东部。欧洲人干预中东地区多半是20世纪的现象，而中国也从未遭受有如印度那般程度的殖民。

纵使有欧洲人的征服行动，这个广袤浩瀚、联系紧密且相互信赖的亚洲世界依然在殖民统治之下延续。即便处于欧洲人管辖之下，阿拉伯船只每年依旧载着古吉拉特制造的衣服航向非洲，载回黄金。华商搬迁到加尔各答新的不列颠口岸居住。数以千计的马匹一如往昔，从中亚高地被带往印度。总而言之，殖民势力削弱地方政治发展，将亚洲经济重新导向为殖民国服务的步调，并非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