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可怕的圣灵族_极简亚洲千年史_宠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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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2章 可怕的圣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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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11年至1521年

公元1516年3月,人在科钦港的葡萄牙籍药商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正面临抉择。四百年前,亚伯拉罕·本·易尤曾在北方五百里的同一片海岸上焦急地踱着步子,而皮雷斯就像本·易尤,两人都处在一场与药品和香料关系匪浅的困境里。亚伯拉罕·本·易尤的困扰,是消失的小豆蔻和经济上的损失,但皮雷斯和热带作物打了几年的交道,境遇倒是令人称羡。他想带着自己的钱回到故乡,考虑退休,但他的某个朋友是葡萄牙在亚洲新征服领土的总督,延揽他承担带领人员前往中国的第一次外交任务。这份工作实在太吸引人,让人无法说不—有机会造访北京,见识从中国南海岸一直到首都之间的一切,过去还没有哪个葡萄牙人曾经做到过。到了夏天,皮雷斯同意往东绕行,而不是朝西边走。隔年1月,他和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一道出发,带着外交书信、王室的礼物,以及用来跟中国做贸易的商品。01 而他的生命,也即将因为这次的出使而发生永久且悲惨的转变。他的回忆录只涵盖了他在亚洲头五年的时光,但书中却充斥着葡萄牙“第一波”亚洲征服行动中的许多假设与错误。

托梅·皮雷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军事将领或官员,在历史舞台上是个小角色。他生来就是平民,可能是在里斯本出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1468年。虽然不是贵族,但他的家人不仅受过教育,也有地位,所以他才会写到自己有段“非常惬意”的童年。他的父亲在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John Ⅱ)手下担任药剂师,而他们家在知名的药房街上可能也有自己的店面。02

对皮雷斯一家,以及类似他们这种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又跟葡萄牙宫廷有关系的人来说,当时是个令人振奋的时代。15 世纪30年代起,国王便为进攻直布罗陀海峡对岸北非地区的行动,以及西非海岸探勘提供了资金。但国王的目标并非印度的香料,而是中非的黄金。穆斯林过去完全掌控了跨撒哈拉贸易,葡萄牙人则希望能从西非海岸出发,在贸易中分一杯羹。03 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舰队征服的领土恰好有足够的价值让王室有理由继续出资挹注。种植葡萄牙所需小麦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以及能提供一些黄金、象牙与奴隶的西非海岸地区,也都包括在这些征服行动的目标中。04 至于船只设计、导航能力、船帆技术与枪炮铸造的长足进步,则是探险行动数十年不辍所带来的重要结果。所有小学生都知道,葡萄牙在15世纪90年代终于捡到宝了。瓦斯科·达·伽马 [62] 的船队先是绕过了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雇了个领航员,接着航行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哥伦布也同样在15世纪90年代时西航到达了美洲。

托梅·皮雷斯曾担任葡萄牙阿方索王子(Prince Alfonso)的药剂师,直到公元1491年阿方索王子英年早逝为止。没有人知道此后皮雷斯做过什么工作,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何会在公元1511年4月离开葡萄牙前往印度,但他手握两位重要人物——分别是国王首席御医以及里斯本海外局处首长——的介绍信。于是乎,船队沿西非海岸而下,绕过好望角,进入了亚洲世界。05

瓦斯科·达·伽马首次航海行后的十年间,葡萄牙人一年一度的出击就已经对亚洲海上世界造成了冲击。葡萄牙人身为贸易竞争者,能够提供的货物却是少之又少。欧洲生产的都不是亚洲需要的货物,而亚洲地区想要的欧洲货也只是少数。而这些少数货物——如威尼斯产的玻璃与橄榄油——早已经由人尽皆知的海上路线抵达亚洲,从中东前往印度西海岸,甚至是更远的地方。香料、药品、布匹与陶瓷也沿着同样的路线回流欧洲。06 葡萄牙人绕行非洲的新路线不仅比既有的路线更长、更危险,也更花钱。而既有的贸易商也更有组织,资金更充足,对当地情势的认识也远远超过葡萄牙人。每数到一艘葡萄牙船,就有数十艘甚至几百艘相对应的当地船。 [63] 07葡萄牙人的航海技术与设备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当时的亚洲同行。

但值得称道的是,葡萄牙人很早就有自知之明。军事与组织能力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优势。葡萄牙人的大炮,是用比亚洲大炮所用材料更好的金属所打造。经历了地中海地区永无止境的战争,以及数十年来西非海岸的探勘行动后,船员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稳定、快速,且相当准确地发炮。当瓦斯科·达·伽马踏进亚洲海上世界时,只有葡萄牙的船只和船员能够有效地连续炮轰港口与其他船舰。08 人在亚洲的葡萄牙人与亚洲海上世界其他的贸易商不同,他们有国王在背后撑腰,身处异教世界时仍然对自己身为基督徒一事感到信心满满,受宫廷指派的人员身上也出现了为官的忠诚。

葡萄牙人利用这几项优势,迅速从与当地统治者协商的做法转为征服,发动了自一个世纪前郑和下西洋以来最大胆的行动——主宰亚洲海上世界。但葡萄牙人的做法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并非通过外交与承认当地国王的地位来创造优势,实际上反而更接近成吉思汗的做法:夺取贸易城市与重要资源,摧毁抵抗,课征贸易税,让征服行动可以自给自足。09 [64] 16世纪的头十年中,葡萄牙人先是在印度洋地区拿下了马拉巴尔海岸边不设防的果阿(Goa)、科钦与坎努尔等港口,接着攻击红海口的亚丁,但没有成功。至于同一时间的远东地区,葡萄牙则经由协商得到在马六甲贸易的权利,在那里设立了贸易站。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六甲的穆斯林苏丹便关闭了贸易站,把葡萄牙人赶了出去。等下一个航海季节来到,一支葡萄牙舰队就攻击、征服了马六甲,旋即驱逐了穆斯林与印度贸易商。葡萄牙舰队在印度洋与东南亚两地焚毁、捕获了许多当地船只,打算从贸易活动中征税。10



皮雷斯正好在良辰吉日踏上果阿。几个月前,葡萄牙亚洲征服行动总督阿尔布克尔克 [65] 去信国王,禀报马六甲发生的骚动。少数葡萄牙人为了新占领城市的钱财与战利品,在马六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为了恢复秩序,总督决定派来“王子殿下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我相信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在当时的精英圈中,只有少数识字的成员适合担任果阿所提供的这份重责大任。皮雷斯搭上了圣基督号(Santo Christo),这艘船差点就在马拉巴尔外海的南亚风暴中沉没,但他还是在公元1512年6月或7月时抵达了马六甲。数月后,皮雷斯写信给自己的兄弟,“我在马六甲担任记事、贸易仓库会计与药品管理员”。他描述自己身体很好,收入也不少,“远比你能想象的多”。11 托梅·皮雷斯仔细聆听当地商人的声音,不时为葡萄牙货物压队而旅行,还写下了《东方志》(Suma Oriental)—这是他对亚洲海上世界中的植物、市场与政局所做的描绘。


托梅·皮雷斯身处的东南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跟八十多年前马欢的叙述相比,东南亚可以说没有太多改变。药用植物仍然是当地极为重要的贸易品项。皮雷斯身为药剂师,对这些植物也了如指掌。他写道,苏门答腊与爪哇有胡椒、小豆蔻、可食用的樟脑、安息香、阿勃勒与“药剂师用的沉香木”。东边的岛上则有黑色的安息香、两种樟脑、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与白檀香木。

香料与药品从热带发源地同时往东西流传。从印度、东南亚出发前往中国的贸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5 世纪的中医文献就曾论及香蕉、印度樱桃李与朱槿。12 7世纪的佛教朝圣者玄奘也曾试图将印度植物和他抄写的佛经一道带回中国。之后的两个世纪,有好几位中国比丘特地涉险前往印度与东南亚,带回需要的植物。13 许多热带植物,例如香蕉、榕树与木槿花,都出现在一本古老的中文典籍《南方草木状》中。14 截至11世纪时,已经有一百种以上的热带植物会固定出现在中医的药方里。

热带植物与萃取物也同样循亚洲水路往西移动。巴格达的哈里发积极寻找有用的植物,将其带往中东地区。到了9世纪,以治疗法为主题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时常建议使用多种热带材料。15 伊本·西拿的《医典》提到了肉桂、小豆蔻、肉豆蔻、荜澄茄、樟脑、取自百合科龙血树树脂的龙血竭、竹子上采来的竹黄,以及丁香,而这些材料全都来自东南亚。印度出产的有洗眼水、姜黄、胡椒、小茴香、槟榔、番红花、各种檀木、茉莉油、沉香、阿魏、罗望子、菱角和樱桃李。中国产的则有枣、大黄、中国姜与大高良姜。16

早在葡萄牙人入侵的数百年前,长距离香料贸易就已经为东南亚带来了改变。商人冒着经济上的风险,尝试在新的地点种植各种能带来利润的植物。胡椒种植就从印度移入了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17 爪哇也开始用印度来的种子种植杧果。由于香料生长所需的微气候 [66] 条件仅局限在少数岛屿,甚至是单一岛屿上,许多在新地点培养实用植物的尝试都失败了。但也有一些岛屿成功种出了贸易需求稳定的“现金作物”,岛上居民甚至停止种植食物。像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这种香料群岛上的食物—尤其是稻米和鱼酱—都需仰赖进口。

这些岛上都有聚落;聚落没有国王,而是由(酋长)与长老管理……全部岛屿加起来人数铁定有两千五百人到三千人之多。居住在沿岸的是摩尔(Moorish)商人……深入乡间,还有少数未开化的人……几座岛屿每年生产大约五百巴哈尔的干肉豆蔻……以及六千或七千巴哈尔的肉豆蔻……班达诸岛几乎没有食物。食物是从附近的岛屿带来的。18

关于位于今日缅甸的阿拉干(Arakan)王国,皮雷斯仅略有耳闻,但他听到的多半是正确的。19 阿拉干是中南半岛典型的内陆大国,地点位于今日缅甸、泰国与柬埔寨。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比较不依赖贸易,主要还是靠稻米生产与劳役维持。

国王是个异教徒,在内陆势力庞大。海岸边有良港……但贸易并不兴盛……阿拉干国内有许多骑士与大象。有产一些银……(以及)三或四种棉衣……王国里有大量的肉食、米饭,人们不愁食物。20

另一种东南亚王国则是以稻米灌溉种植为基础,若非位于河流边,就是落在三角洲上;皮雷斯对此的描述也同样准确。位于今日缅甸境内的勃固(Bago),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

勃固是个异教徒王国。在我们曾经见识过、听闻过的地方里,勃固有着最肥沃的土地。物产比暹罗更丰富,几乎与爪哇不相上下……主要(商品)是稻米。每年有……十五到十六艘中国帆船、二十到三十艘……货船到来。这些船只带来大量的虫胶、安息香、麝香、宝石、红刚玉、银、奶油、食用油、盐、洋葱……这一类的食物。国王始终驻跸在内陆的勃固城内……去一趟要走一天一夜……21

但皮雷斯最了解的还是港口城市,也就是建设在条件良好的港湾,地点适合区域间转运的东南亚转口港。16 世纪时,马六甲就是最完美的例子。皮雷斯在《东方志》中描述了在被葡萄牙征服之前,马六甲广泛的贸易关系。

据说摩尔商人非常得国王母干撒(Xaquem Darxa)的欢心;他待这些商人如上宾,给他们地方住,盖他们的清真寺……他们也盖起了漂亮的房子。来自其他地方、来自苏门答腊的人,也到这里工作营生……(国王)希望亲自前往中国……也到了(中国)国王所在之处,和他交谈,自愿成为藩属……(母干撒的)名气变得很响亮,他得到来自亚丁、霍尔木兹、肯帕德与孟加拉等国国王的国书与礼物,国王们也从他们那里派了许多商人来马六甲居住。22



托梅对亚洲海洋体系中各个转口港间的直接交流非常了解。位于今日古吉拉特的肯帕德就是其中之一。“肯帕德商人以马六甲为其主要贸易据点……如果想要赚大钱、有所成就,马六甲就不能没有肯帕德,肯帕德也不能没有马六甲。”23 实际上,马六甲这类的港口并不生产其所需食物,而是仰赖进口。24


皮雷斯这本书就像一个世纪以前马欢的回忆录,远不只是在重述有哪些物产与市场。但书中却披露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核心态度与成见,这也让皮雷斯在大亚洲世界被贴上“局外人”的标签。综观整篇叙事,皮雷斯都把世界区分为摩尔人以及基督徒—摩尔人即逊尼派穆斯林,无论身在何方,摩尔人都是“敌人”,而所有基督徒都是“盟友”。其他异教徒则是对抗摩尔人的潜在盟友,以及可能改信者。皮雷斯就像早期来到亚洲的其他葡萄牙人,将数百年来属于地中海的冲突“冠”在亚洲上。当地的历史、地方忠诚以及家族间的敌对关系很可能比“这些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来得重要太多,但葡萄牙人对此却从来都不晓得。葡萄牙整体的冒险事业都伴随着这种短视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将为托梅·皮雷斯带来悲惨的结局—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举个例子。皮雷斯在回忆录伊始,曾经因为某位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国王对抗西方的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可恨的摩尔人—而形容这位国王既伟大又高贵。

许多骑士与光鲜亮丽、打扮得体的人簇拥着这位教长派来的大使,他衣着华贵,用着金银制的器皿,显示出教长的崇高伟大。他表示,除非所有这个时代的摩尔人都成为阿里的追随者,不然他不会收手。25

皮雷斯视印度西部的印度裔贸易商为异教徒,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堕落的基督徒,也是潜在的新信徒。

肯帕德的异教徒不仅是狂热的偶像崇拜者,还是个软弱的民族。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据自己的信仰过着高尚的生活,是有道德、真诚的人,而且饮食有度。他们一度是基督徒,相信圣母和三位一体,这毋庸置疑,是因为穆罕默德一党才让他们逐渐失去信仰。26

但持平而论,托梅·皮雷斯有时还挺欣赏自己观察到的这些异教民族。读起来,他对爪哇皮影戏的描述和马欢的说法惊人相似。

爪哇这块土地,可以说是哑剧与各种面具(之地),男男女女都深谙此道。他们有跳舞与故事作为娱乐。当地人举止优雅;他们有种钟乐——齐一合奏时听起来就像风琴。到了晚上,他们会弄出各种形状的影子,就像葡萄牙的圣宾尼陀服(beneditos) [67] 。27

托梅所不了解的是,亚洲世界虽然也有自己的宗教战争,但这里仍然是个有多种宗教、效忠对象多元的地方。就说亚伯拉罕·本·易尤吧,他和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以及出身门格洛尔的穆斯林结为商业同盟。阿尔米许并非出于信仰原因拒绝哈里发的伊斯兰信仰,而是因为伊本·法德兰没有带来盖城堡的银子。马欢对自己造访过的信奉佛教与印度教的宫廷都抱持着敬意。

但皮雷斯的叙述中一再将力量与白种人连在一起。前面几章的回忆录中当然也有许多偏见。玄奘既不喜欢敌对的小乘佛教徒,也不喜欢不信佛的国王。伊本·巴图塔不会正眼看待那些小城镇,因为在那里,他找不到美食与干净的被褥。伊本·法德兰认为草原游牧民多半不爱干净,他个人也总盼望着巴格达的逸乐宫廷。马欢巴不得和未开化的岛屿离得远远的。但即便如此,都没有人用种族歧视的言辞来表达。皮雷斯称波斯人强大,因为他们是白人。28 等到要描述印度半岛上征战不休的诸王国时,皮雷斯则说,“最强大的人,都是其王国中肤色最白的人”。29 根据这种简单的论点,中国人就属于白人,理应对葡萄牙人有天生的好感。但中国人看事情的方法却与他完全不同。

公元1517年8月,托梅·皮雷斯和他领导的小编制外交船队抵达了中国海岸,但他们除了外交书信、给皇帝的礼物以及贸易商品之外,还在不经意间带了更多东西。他们带来的宗教与种族心态马上就要成为阻碍,而他们对待异教徒的方式不仅会让他们惹上麻烦,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船只被焚毁,口岸则被占领。对托梅·皮雷斯来说,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盟友。他在离开科钦以前完成了《东方志》,书里大大赞美了中国人:

中国国王是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异教徒。中国人都是白人,就和我们一样白……他们戴的圆形丝网帽,就像我们葡萄牙的黑色筛子。但他们更像是日耳曼人。他们的胡须有三十或四十撮毛发。他们还穿了制作精美的法国(式)方头鞋……女人长得就像西班牙女人……她们的妆厚到连塞维利亚当地都比不上。30

他也同样信心满满,认为很容易就能征服中国:

我们无须掠人之美,中国看来的确是个重要、高贵且非常富庶的国家;如果只是要把中国纳入我们的统治之下,马六甲总督其实不需要他所说的那么多军队,因为当地人并不强壮,很容易被制伏。根据经常前往中国的重要人士所说,他们确定,只消十艘印度总督用来攻占马六甲的船,就能拿下整个中国海岸。31

中国海师布防在珠江三角洲外的海湾,而葡萄牙船队和中国海师第一次的接触看来便前途多舛。港内的中国战舰认为葡萄牙人是海盗,于是对他们开火。葡萄牙人并未还击。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说服中国人相信他们是使节,不是海盗。32 舰队如果要继续沿三角洲航行,前往广州的话,就需得到广州当局的许可。官僚的拖延战术几乎马上就开始了。当葡萄牙船只因风暴而受损时,中方并未提供协助。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开始的乐观心态逐渐消退,葡萄牙人了解到自己对中国人并不重要,中国人对他们并不感兴趣。葡萄牙人显然没有注意到,各个使节团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来到中国了。而使节团得到接待与否,则视朝局而定。 [68] 33结果葡萄牙指挥官强迫中国地方官,让舰队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航行到广州。34



离开科钦十九个月后,托梅·皮雷斯抵达了广州。舰队鸣枪行礼,旗帜随风飘扬,这两件事都冒犯了当地方官员。皮雷斯着手谈判,终于让广州城的官员接受鸣枪只是一种致敬的形式,使节团则是要来跟中国朝廷建立友好外交关系。葡萄牙人下船时,“铳声如雷,人们盛装打扮,有七人陪同大使,和他一同前往使馆。他们被领往各自的下榻处,都是城里最好的一些房舍。”葡萄牙人完全没有遵守当地的外交习惯,也不礼貌。他们没有献上袍服,没有赠送恰当的礼物,没有举行宴会,更认为自己不受这种做法的拘束。


即便如此,情势一度还发展得不错。葡萄牙人在广州做起了生意,还送信回马六甲,称赞得到的接待与身处的环境。十四个月后,船队离开中国,抵达马六甲,“备极尊荣、满载财宝,事情难得如此两全”。35

但自船队起航前往马六甲后已经过了十五个月,皮雷斯和随员仍在等候前往中国首都北京的许可,这时葡萄牙舰队也已重返广州,准备护送他们回转马六甲。皮雷斯这时才了解到,让使节团干等—尤其是宫廷未请而自来的使节团—是中华帝国典型的做法。但葡萄牙舰队指挥官是个急性子的粗人,和中方硬碰硬,要求允许皮雷斯及七位随员动身离开前往北京。他的许多行为显然惹恼了中国地方官,比方说在珠江口盖了座石造堡垒,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绞死了自己的一名船员。36

葡萄牙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中方有多么重视对海港的控制,也没有注意到贸易商与帝国官僚间几百年的紧张关系。过去在中国口岸曾有过贸易商掀起的叛乱,中国官员也曾用计引发当地人屠杀外国商人。鉴于没有特别的裁判权能在中国保护外国商人,许多外商都曾在中国衙门受审,并因违反中国法律而被定罪。

为了回应葡萄牙指挥官的粗鲁威胁与强硬做法,广州地方官于是放行,让皮雷斯与随员前往首都。皮雷斯一行人往北走,乘中国船只逆流而上,接着上岸前往南京,这一程走了将近1000英里。皇帝不愿意在南京接见葡萄牙人,令他们再往北走1000英里前去北京,公元1521年2月,出巡的皇帝返回北京,这时皮雷斯早已抵达,在此等待皇帝的接见。

但没过几天,情势便急转而下。被废黜的马六甲国王派遣大使带着国书抵达北京,信上细说葡萄牙人袭击、攻陷城市之事。国王在国书里还提醒朝廷—马六甲是中国藩属,马六甲国王因此诉请朝廷援助,对抗外来的敌人。北京与广州两地地方官的奏折也在同一时间被送进宫里,详陈对葡萄牙人的各种不满,其中还包括对葡萄牙人绑架汉人小孩、吃小孩的指控。等到皮雷斯的外交信件在北京被拆封、翻译出来以后,信上表明的却是葡萄牙人拒绝藩属地位,也不愿意归顺朝廷,而这封信也就等于拒绝了数百年来中国与外部势力间建立关系的模式。(还记得吗?阿拉伯语通译马欢的工作,正是协助缔结这种藩属协定。)朝廷为之震怒,这也让皮雷斯及其随员的处境更加危险。37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皇帝驾崩了。新皇帝是个十四岁的少年,受到朝臣很大的影响。朝中的党派退回了皮雷斯的外交献礼,撤销其使节地位。朝廷里许多人都说皮雷斯和他的手下是骗子或海盗。朝廷将皮雷斯使团遣返广州,并指示将他们关进监狱,直到葡萄牙人让马六甲的正统国王复位才能放人。地方官召集兵丁,将城里能找到的所有葡萄牙商人全都押进大牢。中国海岸边防舰队或杀死或逮捕了乘商船抵达的所有葡萄牙人,还跟一群马六甲派来的战舰约期打了一仗。

广州当局坚持要皮雷斯写信给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要求他们将城池归还给正统国王。皮雷斯拒绝了,于是全员都被戴上了沉重的铁镣铐,其中一人因此而死。后来皮雷斯被除去了枷锁,但数个月后,中国海师与葡萄牙舰队打了一场海战,情势也每况愈下。其中一名犯人去信马六甲,“天黑以前,他们又给托梅·皮雷斯戴上了镣铐,单独领他出去,他光着脚、光着脑袋,在年轻人的哄闹声中被拉进广州府大狱”。官员们夺走了全部的现银和龟甲、衣物、胡椒等做买卖的商品,以及使团的外交赠礼。38

有好几名囚犯死于沉重的枷锁。1522 年12月6日,包括皮雷斯使团、广州城所有葡籍水手与商人在内等二十三名葡萄牙囚犯的判决出炉了。判决书的结尾是:“大海盗心怀不轨,派小海贼来刺探我们的国土;务使其如盗贼般被处死示众。” [69] 隔年9月,囚犯被处死、分尸,尸首绑在城外的柱子上。尸块之后都被人丢进粪堆。

从中方的观点来看,集体处罚所有葡萄牙人的做法是可预料的。中国曾经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多起官方对整个群体的镇压行动,如佛教徒、道教徒、契丹人,以及越南的上层阶级。中国官员与朝廷认为,葡萄牙人不仅没有规矩,而且还不按照出使的惯例来行事。由于葡萄牙人占领的口岸是中国的藩属,他们也因此完全被当成海盗。更让朝廷人士生气的,则是葡萄牙人的主张—包括商人在内,所有的葡萄牙人不单代表某个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国王,而且当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时候,居然还处于国王的保护之下。亚洲世界中,从来没有其他群体曾经主张国王与商人间有这么紧密的连带关系。比方说亚伯拉罕·本·易尤,当他在马拉巴尔海岸做生意时,也不会宣称自己在埃及埃米尔的庇护之下。

不出几十年,葡萄牙掌控亚洲海上世界的宏图大计便宣告失败。计划中许多前提都有问题。亚洲世界有自己的历史、盟约、对手与忠诚对象,不仅与“摩尔人—基督徒—异教徒”的世界观毫无瓜葛,也和葡萄牙人“世界以我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完全无关。事实也证明亚洲世界远比葡萄牙人料想的有弹性得多。形形色色的穆斯林持续在整个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从事贸易,无视于葡萄牙人的敌意。葡萄牙人也无法阻止或延缓整座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改信伊斯兰信仰的进程。39 马六甲的穆斯林对手亚齐(Atjeh)也和葡萄牙人对抗,使葡萄牙人的发展陷入停顿。

即便征服东南亚的远大计划在接下来八十多年中持续摆在台面上,40但东南亚口岸被葡萄牙人征服时,各个王国也并未因此垮台,只要王国中心稳固,葡萄牙人对港口的控制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这才是现实。葡萄牙人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后,也被迫从斯里兰卡撤离。41 他们了解到,亚洲的大王国以农业税为立国基础。贸易虽然重要,但对大帝国来说很少是关键。(以巴布尔为例,他在征服印度的时候,可是打从骨子里了解这一点。)

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地区的发展倒是较为成功。他们封锁了狭窄的肯帕德湾,迫使重大的转变发生。许多穆斯林商人离开了。留下来的北印度商人通常会向葡萄牙人交保护费。但葡萄牙人也知道自己无法摧毁古吉拉特的棉产业。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非洲做生意,他们都得靠古吉拉特棉花作为主要贸易商品。42 葡萄牙人借由强制垄断以征收货运税的企图同样失败了。亚洲商人造出了更大、更快的船只,足以躲避葡萄牙舰队,仍然享有海上贸易最大的利润。43 纵观16世纪,载运到中东与中国贩售的胡椒与香料远比送到欧洲的多。亚洲商人也发展出新的转运港,用来取代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港口。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把葡萄牙人的作为当成不自量力的失败,他们的行动对亚洲世界也有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影响。短期来看,中国人以持续数十年的对外贸易禁令作为回应,迫使这类贸易转移到近海岛屿。44 长期变化更是影响深远,葡萄牙人的入侵在整个亚洲海上世界开启了大规模的军备竞争。从亚丁到东南亚,地方上的统治者纷纷在几十年间武装了自己的港口。

而贸易本身也带来重大的影响。即便贸易路线既险且长,葡萄牙的贸易仍然让东南亚产香料的岛屿头一次与欧洲直接联系在一起。新的联结将马鲁古群岛、马六甲、马拉巴尔海岸的葡属口岸、非洲贸易站以及葡萄牙连成一气。香料贸易更是让葡籍船长与官员深深影响了许多东南亚小王国的政局。阿瑜陀耶等大王国则失去了与马六甲的贸易,国势大减。45 船队一年一度从葡萄牙带着消息与训令而来。虽然对欧洲的香料贸易规模不及对亚洲贸易的四分之一,但截至16世纪30年代,有三分之一运往欧洲的香料是由葡萄牙人所运送。46 比起过去,热带香料更是大量出现在欧洲,也随之出现在16世纪的欧洲食谱上。但香料贸易所创造的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利润全落在葡萄牙商船船长、船东与国王的口袋里。47

有些地方官靠着规避葡萄牙国王建立的专卖制度来获利。但对普通的葡萄牙士兵而言,在亚洲服役其实赚不到钱。征服马六甲之后不到十年,就有许多葡萄牙士兵与水手在随后的亚洲军备竞赛中逐渐转型为佣兵,成为许多地方宫廷中新式军事思想的来源。有些葡萄牙人则是离开公职,变成亚洲海上世界的私人贸易商。48 世界观与种族问题继续困扰着亚洲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从来就无法有效招募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除非这些精英改信基督教,而且葡萄牙人总是偏好葡萄牙血统的人,就连当地的混血儿也比之不及。

至于托梅·皮雷斯的下场又是如何呢?是否也跟着整个使团中的其他人一起被处死、分尸?或许没有。在他被关押的两年间,有两封来自牢房的信送到了马六甲。两封信都不是原件,现存的复本也已遭到窜改。但托梅·皮雷斯似乎是被单独监禁在别的牢房里。其中一封信认为他也被处死了。但没有人能确认皮雷斯死亡的地点或日期。另一封信则是稍晚的描述,信里说皇帝下令“应该将他单独带到另一个城镇,他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国王愿意和他谈话为止;但国王再也不让他回来,他就在那里过世了”。

还有一项辅证。皮雷斯入狱的二十年后,一位名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的教士来到了今天江苏省北界,某个他称之为“Sampitay”的城镇。有个年轻女子向平托走来,说自己的名字叫伊内斯·德·莱里亚(Ines de Leiria),是托梅·皮雷斯的女儿。她讲述了皮雷斯被逐出广州,来到当地,与她母亲成婚(而且女方家境不错),以及皮雷斯几年前才过世的消息。她用葡萄牙语说了一些主祷文,而她的手臂上还刺了个十字架。有些近代学者称平托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但其他学者则认为平托的说法貌似可信。或许,托梅·皮雷斯确实躲过了死劫,并在中国某个省城和有钱的妻子度过了余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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