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章 围杀深渊柱神_5G金融:科技引领时代变革_宠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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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6章 围杀深渊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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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起源和融资是分不开的。劳动的分工和产品的剩余产 生了交易,交易催生了货币的诞生,同时产生了最原始的借贷。初期的借贷活动,可能只是粮食、牲畜的借贷,随着货币的使用,借贷从实物借贷扩展到金钱借贷,借贷更加常见和方便。近代在巴比伦和亚述岀土了楔形文字的泥板,泥板上记载了公元前3200— 公元前 1600 年的借贷活动,从这些借贷活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借贷主要是实物借贷和金钱借贷。泥板上记有借贷的金融、利率水平,还有借贷双方担保人的签章,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借贷合同。

借贷活动有效地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专 业化分工。但在当时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融资难”的问题普遍存在。早期的信贷业务主要服务有钱人和王公贵族,普通百姓是没有借贷资格的。当然,也有小部分银行愿意贷款给农民或者普通手工业者,但需要借款人以土地和贵金属做抵押,而且利息畸高,违约还要承受非常严厉的惩罚,有可能沦为奴隶或者被处死。公元前1000 年左右,希伯来游牧部落定居迦南,由于战乱频发,很多借款人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债权人可要求借款人为期六年的劳役偿债。

正是因为借贷一开始就烙上了人性的贪婪和自私,在漫长的 人类文明进程中,从事借贷生意不太受人尊敬。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背景,以及贫富差距较大和物质极度匮乏的双重矛盾,“融资难,融资贵”既是现实无奈的选择,也是人性的选择。虽然人类并没有对这种选择坐视不管、放任自流,但从制定法律制度的强制措施到宗教的灵魂控制,再到哲人、文学家等社会力量的强烈谴责和无情鞭挞,依然没能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做法违背经济金融的客观规律,未能认清问题的本质原因,只是从法律或道义的层面出发,将经济问题完全社会化,显然与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大约颁布于公元前1776 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借贷行为做了严格的规定,从贷款发放、放贷方式、担保模式到债权债务管理,再到利率如何定价,都有较为明确的法律条文。该法典制定的谷物贷款利率上限高于白银贷款,谷物贷款年利率最高为 33.3%, 白银贷款年利率为 20% 。该法典对特殊情况下的利息或本金给予了减免,例如法典第 48 条和第 52 条规定,在遭遇旱灾或水灾的年份,农民可以不用归还本金或利息。法典还规定,放贷者若收取超过规定的利息,债权将无法保障,这和我国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利率受保护区间有些类似。

早期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直接将最高利息定为年息 12% 。英王亨利八世于 1542 年颁布了《反高利贷法案》,允许贷款合法收取 10% 的利息,然后在 1624 年将利率降为 8%o 我国汉代以后,对高利贷利率管制便形成了正式的法律规定。《汉书》中就有诸侯因放贷取息过高而受到处罚的记载。以后各代王朝,不论是正式的法典,还是平时的诏令、文告等,对高利贷利率均有规定。

站在涤荡人类灵魂的制高点,宗教更是对“高利贷”进行了 严厉禁锢。基督教一直反对高利贷,在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中,高利贷者是贪婪、无耻和自私的,死后将要下地狱、变魔鬼,基督教用死后将得到惩罚的方式告诉人们,金钱是万恶之源,高利贷者将不会有好下场。基督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国教后,金融借贷更被暴力践踏,常常以国家法令法规的形式禁止借贷行为。公元789 年,法国加洛林王朝第一任国王丕平和他的宫相查理•马特颁布了世俗信贷禁令。公元 800 年,查理曼大帝将信贷禁令扩展到世俗社会。在法兰克王国颁布的《普遍训诫》中,禁止世俗社会有息信贷成为政治策略,高压措施变本加厉。 1179 年,天主教会宣布不允许为高利贷者安排宗教葬礼。 1311 年,教皇克雷芒五世宣布放贷收息是异教行为,废除所有允许利息的法规。 16 世纪,法国出台了大量高利贷禁令,并鼓励人们告发,一旦被确认从事高利贷将会受到缴纳白银 100 斤的处罚,屡教不改者,将会被开除基督教教藉。

文化裹挟着道德对高利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在基督 教的深刻影响下,西方文化对借贷行为的接纳也显得异常艰难,文学作品中常常对“高利贷者”充满鄙夷和不屑,通过故事和情感的渲染,让高利贷者站在了正义和道德的对立面。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但丁,在其作品《神曲》中对高利贷者进行了刻薄的挖苦和嘲讽:“脖子上挂着钱袋子,装饰着五颜六色的挂件,满眼都是饥饿。”著名戏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其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将贪婪、无耻、吝啬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刻画得活灵活现,在借款人安东尼奥无法还贷时,夏洛克让其按约定割下自身一磅(约0.45 千克)肉。这种突破人性底线的“高利贷者”,既是莎士比亚心中的高利贷者,也在影响着人们心中的高利贷者形象。我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提倡重农抑商,高利贷者一直都是奸商的代表,一定是自私、贪婪、市偿、唯利是图的。借贷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未得到认可,放贷往往被视为欺诈、贪婪的不道德行为。

无论是法律以理性强制约束人们的借贷行为和限制高利率, 还是宗教以极端做法禁止借贷利息,或是文化以春风化雨一般影响和引导借贷,都未能真正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反,宗教、文化以提倡资金的极致的“惠”,抹灭资金占用的时间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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