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对曰：“琪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传习录》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钱德洪陪老师坐。王阳明看着他们说:“大家的学问没有进步，主要是由于没有立志。”李侯璧站起身来答道:“我也愿意立志。”王阳明说：“说你未立志倒很难，但你立的不是一定要做圣人的志向。”
王阳明在这里指出，立志一定要正确，要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志向。
我们都知道一个“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要到楚国去。楚国在魏国的南面，这个人却让车夫赶着马车向北方驰去。
路人弄清他是去楚国，好心地告诉他应该往南走才能达到目标。
但这个人听不进别人的再三劝告，认为自己的马快、路费多、车夫本领高， 一定能到达楚国，便一意孤行地往错误的方向而去。
寓言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确立一个正确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都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所立的志向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最先进入关中，到达霸上，秦朝灭亡。随后，他与项羽的矛盾激化，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相争”。
数年之间，刘邦麾下的大将韩信，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平定了整个齐国，并且逼刘邦封自己为齐王。
看到韩信的势力日益扩大，项羽害怕了，派了一个名叫武涉的说客去韩信那里，劝说他自立为王，以便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被韩信断言拒绝。
齐国人蒯通知道韩信是决定天下胜负的人，再三劝说韩信看清形势，与刘邦保持距离，谁也不帮，然后再徐图天下。但这时韩信犹豫不决，不肯背叛刘邦，又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刘邦是不会夺去他的齐国封地的，最终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
在这里有着一个众说纷纭的千古历史之谜，那就是，韩信在这个时候选择不背叛刘邦，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这个历史之谜，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韩信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就是他对蒯通说的那段话：“汉王给我的待遇很优厚，他的车子给我坐，他的衣裳给我穿，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坐人家车子的人，要分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裳的人，心里要想着人家的忧患，吃人家食物的人，要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
不过当我们把这个理由与韩信以后的表现联系起来时，它却好象并不是韩信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韩信后来的所作所为。
刘邦打败项羽后，突然夺取了韩信的军权，改封为楚王。
此时，韩信还是比较满足当前的地位的，如果没出什么事，也许他就这样过下去了。
后来，由于韩信收留了项羽的旧将钟离味，被别人告发谋反，结果被刘邦设计逮捕，由楚王贬为淮阴侯。
韩信接受不了被贬职的现实，常常托病不参加朝见和侍行。从此，他日夜怨恨，在家闷闷不乐，以和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处于同等地位感到羞耻。
有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将军，樊哙跪拜送迎，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韩信出门笑着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样的人为伍了。”
后来，他这种不满的心理越来越严重，终于萌发了反叛之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顾此时手中已无兵权，铤而走险，与陈豨合谋发动叛乱，结果事败身死。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看法，韩信当初不肯背叛刘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说的那番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而是由于他所立的志向所致。据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一文后说：我到淮阴，淮阴人对我说，韩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时，他的心志就与众不同。他母亲死了，家中贫困无法埋葬，可他还是到处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让坟墓旁可以安置万户人家。由此可见韩信的志向就是要出人头地，从找地葬母这件事就表明了他的志向。其实如果他真的信得过自己，找不找那样的坟地也没有关系。
正因为韩信具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所以，当他为齐王时，虽然手握重兵，但他想来想去，还是信不过自己，深恐自己一不小心就把已到手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搞丢了，因此无论别人怎样劝说，他都不肯轻言造反。
直到后来他因故从“王”被降为“侯”，落差太大，心理严重失衡，才发展到造反夺权的地步。
从韩信的事例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所立的志向不正确，那是十分危险的。假如韩信的志向不局限于仅仅是出人头地，而是更为远大，志在夺取天下平息战乱纷争，造福于天下百姓，就象蒯通说的，“凭借您的贤能圣德，拥有众多的人马装备，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去制止刘、项分争，为军民百姓请求保全生命，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那时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