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编队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冲锋陷阵的骑兵队，像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一样。
蓝天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武士情怀结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阐述，见乔治·莫瑟，“空中骑士与征战光环”，收罗伯特·欣德、海伦·沃森（编），《战争：残忍然而必须？机构暴力根基谈》（伦敦，1995），页132—142。飞行员无一例外都是志愿兵，他们训练有素。空军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晋升和受勋获奖的机会。官兵间的关系也要较其他军种融洽，集体认同感也强。战友间依赖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间关系更密切，也更易于识别，所以集体荣誉感尤其强。在空军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营的大孩子中间。恶作剧，狂饮作乐，拿啤酒洗胃、灌肠，抛扔家具，那是这帮“大男孩”凯旋后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10—114。
空战很受士兵的欢迎。二战中美国有过调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战机驾驶员愿意继续征战，而步兵的数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飞行任务，与“人”关系越大，愿意执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战中曾有人问美军飞行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空战吗？”有93%的战机驾驶员答“是”，轻型轰炸机驾驶员为91%，中型轰炸机81%，重型轰炸机只有70%）。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3及335。问及的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分别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轻型轰炸机驾驶员说“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开”，不免觉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轰炸后满目创痍的样子，不禁神伤”。空军哈罗德·普赖斯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250，1917年12月17日条。空中猎手乐于“潜近”目标。詹姆士·麦卡登在击中一名德国佬后说：
我想，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踪猎物，再圆满地干掉他，此时的成就感无法形容。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203。但他也承认看到尸体时，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更愿意在“德国佬的家园”作战，那样看不见“结果”。
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夜机驾驶员。1941年3月13日，他击落了两架敌机。克氏后来写到，这种经历简直“无与伦比”：
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以后几天一直在说这事；连着几周脑子里没有别的……这真是件美事，想来就让人陶醉。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1。
同样的，喷火式战斗机驾驶员、空军上尉D.M.克鲁克也说，“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是“人生最荣耀、最激动的时刻”。看到飞机坠落，他被“彻底吸引住了”，以至目不转睛。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30—31及75。肯尼思·海明威曾俯冲轰炸地面的日军：“啊，爽……呵，太爽了！”他叫着，讲起当时的“兴奋”不亚于在晴朗的春日早晨品呷香槟的乐趣。他自觉“有无边的快乐——好像回到了古时纵酒狂欢的秘密祭神仪式！”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41—42及68—69。连越战时期的反战诗人像威廉·J.西蒙，也同意从空中杀人之壮美崇高。在“吾乡”中，他写道：
每日行走云间，挥舞镰刀在这铝的时代，
杀人机器银色装裹：炼狱之火如雨天降。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武士风度及技巧
三种武士都显现了某些骑士规范（或公认的礼仪和行为举止），这既包括体面作战、怜悯之心、无私利他等，也包括鲁莽冒险和鄙视死亡。战士们常用刻画骑士风度的词语来叙述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白刃战就可视作恢复了“战争野蛮而高贵”的传统。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哈罗德·斯泰恩坦便认为维特希特森林一役（1914年）就颇有18世纪战争的遗风：“没有采用徐进弹幕射击掩护、同时逐步推进的方式，而是秉承了苏格兰高地传统，只是拼杀、一路刀起头落。”哈罗德·斯泰恩坦，“战争的个体记忆”，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连《爱尔兰教会录》也痛感（那是在1914年）“战争中勇武、诗意和浪漫情怀”的失落，指说缺失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只能让人沮丧：要想振作，只有重拾刺刀。约翰·沃恩主教，“大战感怀”，《爱尔兰教会录》，5辑，4卷（1914年7—12月），页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