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两座国子监各有特色，如果说南京国子监以风雅清谈见长，北京国子监就是以议论闹事为要。南人尚虚，常常为名器探讨得笔斗不休；北人则务实，总在听闻朝政有弊端的时候，喜欢攘起袖子跑去宫门以监生的身份大闹一场——所以北京国子监其实是京师当局最头疼的存在，却也是市民们最乐于追随的舆论引导中心。
但这一回国子监太学生们写出《京师止乱揭子》在街头散发，却很难得的使朝廷大臣松了一口气——一贯走偏激路线、仗着学生身份使朝廷无处下手对付，只能捏鼻子容忍的国子监，这一回竟是出奇的懂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相信朝廷，同舟共济度过难关。如今京城中正是官与民不合，文与武不合，再加上殷螭与刘秉忠对峙，奸细案扑朔迷离，“监国派”、“迁宫派”时时闹嚷，上下都乱成一锅粥，官员间的裂隙尚能尽力弥缝，军民对朝廷信心大丧，却是极其危险的处境，再这样下去，不用北寇进攻，只怕京中就要自行崩溃弃城降敌了。
所以这份揭贴的出现，对于朝廷来说委实是一剂救时良方，尤其其间分析刘太师与各方的诸多矛盾，言辞颇是中肯，称刘氏也是定鼎勋臣之后，世受国恩，然而位高者颠，权重者危，本来便易惶悚不安，如若朝廷深加戒备，清议百般不容，岂非生生将他们推入对立面去？世间的事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更不应当只耿耿于各派系之别，刘氏固然应该自省其过，官民人等却也不宜严加苛责，将刘太师的合理建议也一律打作用心不良，为攻讦而攻讦，实非正道。
朝野一向以清议为最正确的舆论，没想到这回常常占据舆论主流的太学生们，却将清议也分析出了弊端，然而揭贴中叙述委婉又详尽，说服力极强，不觉使一直乱嚷嚷的各方人士都沉默了一下，大臣们更不免对平素最爱闹事的太学生们也刮目相看，同时暗暗怀疑其后莫不是有高人出手？
至少殷螭的头一个怀疑对象便是林凤致，以关心时钧受审结果为理由入城拜会诸大臣，便趁机问了他一回。林凤致坦然道：“叶相昨日也问过下官——然下官实是不知。”殷螭道：“你最能装佯，我才不信！除了你谁写得出这样文章？”林凤致反问道：“太学生公车上书，古已有之，南宋陈东领头倡朝廷起用宗泽为将，抗击金人，又何须大臣背后指使？王爷这话，也未免小瞧国朝士子了。”
拿史实做论据，殷螭自然辩驳不过林凤致，何况以他的朝堂知识，也弄不清楚大臣出面安抚，与太学生联名呼吁，两者效果有什么区别——林凤致却是明白的，如今朝野正处于离心离德的恶劣环境之中，尤其是军民对朝廷的失望与不信任已达到极点，这个当口大臣出面说什么话都会遭到自然而然的抵触，官方话语权业已失效，军民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人的声音。
国子监的学生是尚未走上仕途的读书人，身份不同于“官”，却又是青衿生员，有着见到官府无须跪拜的特权，与平民又有一定区别，其实可以算作一个介于官民之间的士子阶层，也是沟通“朝”与“野”清议的桥梁。所以太学生的《京师止乱揭子》，其稳定人心的效果，要强过朝廷发布《谕京师军民告示》何止十倍。
偏偏乱世中事态变化总是出人意料，在太学生呼吁下各方情绪正渐渐稳定，尤其上至内阁官员下到平民百姓，正努力试图与刘氏势力达成共同谅解的时候，城外蛮族铁骑的暴行升了级，导致城内连带又险些发生一次大乱。
京城中在稳定人心的时候，蛮族主力也正自被击破的居庸关大举入长城之内，最先的一部分军队，与宛平一战被击退到良乡的先锋铁骑会合之后，却没有再度来攻打京城，而是稍微调转目标，直击房山一带，搜乡烧山而去。
房山那一面其实多山脉少居民，却是国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之所，靠近房山县的便是最新的两座皇陵——重福帝穆宗的泰陵、嘉平帝仁宗的永陵。陵墓的地宫掩藏在地下，普通盗墓贼挖不开，遇上军队来动手却难免遭殃，何况陵园中还有大量建筑与祭祀品，以及守陵的内监与宫女（包括待罪的妃嫔）？历来纵使改朝换代，挖掘前朝陵墓也是极不仁义的事，统治者一般都避免这么做，但蛮族到底是化外之民，丧葬风俗与中土不同，又兼这回在京畿一无所获，难免气愤，又可能听了投降的汉奸怂恿，想着皇陵多宝藏，于是竟冲着泰、永二陵而去。
皇陵自然也有国朝军队驻守，在缺乏高墙深垣掩护的地方却远远不是铁骑对手，短兵才接，已接连派人向京师告急求援，房山地区驻扎的卫所乃是兴州中屯卫，也出尽全力抵抗，一叠连声的请求京师同时出兵，未必不能前后包抄歼灭这支胆敢来惊扰先帝陵寝的野蛮骑兵。可是蛮族主力大军正源源不绝的自居庸关进来，铁儿努的大纛也出现在了关口，山海关过来的铁骑又有一支绕到东南下角的武清县迂回向京城推进，靠近的天津卫正忙着出师抗击……反正总而言之，负责京营调动的刘秉忠有一堆理由不能分兵相援，而其中更厉害的一个理由，却是如此——兴州中屯卫的守将，正是继俞汝成之后掌管俞军的孙万年，归降朝廷后爵封武显将军，刘秉忠认为此人大有勾结蛮族的嫌疑，难道没可能是他与蛮族合谋，引诱京城贸然出师，趁机破京？
这样的想法在刘秉忠看来足够作为谨慎从事按兵不动的理由，对于一帮忧心皇陵被破、国朝体面大失的臣子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甚至太后也特召兄长入宫，含泪请求赶紧发援兵，先帝陵寝若受骚扰，未亡人有何脸面活在世上？但刘氏的猜测也是理由十足，比方说为什么当初孙万年自请去守兴州卫靠近皇陵？为什么往年蛮族都来攻击西北门，今年却直奔南面方向？为什么殷螭偏巧也驻军在南城，莫不是三方合谋，打算给攻打南门的蛮族大开方便之门？
这最后一个猜测当然又使殷螭怒冲冲撒泼闹了一场，立即要求赶紧调入内城，不在南城既担嫌疑，又喝荒芜凄凉的西北风了，朝廷当然坚决不准——因为内城即皇城，放这个祸根带兵靠近大内，还能指望他干出好事？所以内阁为首的诸文臣其实可怜，既要防范刘氏夺权，又要害怕殷螭篡位，两头都是烫手山芋，还盼着他们能够互相制衡、却又不要互相内斗闹乱子，委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用殷螭挖苦林凤致的话来讲，就是：“一帮聪明人，尽干糊涂事！什么不是你们越弄越复杂，搅混了水让人钻空子，还怨人家不上道？”
林凤致其实不止怨殷螭不上道，包括内阁大臣们的主张也一并是暗自抱怨的，可是磨破嘴皮，调停难做。而就在城中文武扯皮不休的时候，外面铁骑却没一日闲着，不日急报传来，房山县城已陷落，兴州中屯卫在连续被困三四日不见援军的情况下，竟然由孙万年带头投降蛮族。
这个投降消息使满京哗然了一下，登时原本主张招抚的大臣都挨了痛骂——早知孙万年是害死先帝的逆贼，狼子野心不足共事，却偏偏要引狼入室，终于还是露出真面目，祸害皇陵了吧？而且因为殷螭与孙万年本是盟军关系，大家不管他们盟军其实也内斗过，只将他们划分为一类，于是孙万年投降，连带殷螭也蒙上卖国贼的大嫌疑，刘秉忠登时奏请朝廷连他也索性问罪，万万不可在京城中也出现投降党！
这个当口殷螭善于应变的能耐立即显现，拿出全部力气，哭嚎得震天响，跑入宫中大闹，一副“父兄皇陵被侵犯，我才是真正苦主”的痛不欲生架势，害得本来业已收泪正和大臣们商议对策的刘后，又不得不恪守长媳寡妻的本分陪他痛哭一场。面对这么一个苦主，朝廷问罪也无从问起，殷螭更加攘袖发狠，说要亲自领兵赶往房山去砍杀蛮族，京营既然不肯归自己调拨，那么便请求将袁百胜调过来帮忙，挖我殷家的坟，这等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不报？刘秉忠若是胆敢来拦，就是无君无父，不忠不义，实在该杀！
这个“无君无父，不忠不义”的反咬煞是厉害，京城军民在大骂孙万年投降的时候，其实也难免埋怨刘秉忠不肯出兵援救，导致皇陵失陷。所以殷螭泼闹的能耐，就是转移舆论斥责的目标，让刘秉忠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而在殷螭将责任引到刘秉忠身上的同时，城外也来提供证据——房山失陷之后又两日，南城门忽然逃回小支溃兵，护送着一干皇家内眷，却是原守陵的内监与宫眷，其中还包括殷螭在位时为皇后闹出的巫蛊案做了顶缸、被打发去守皇陵的许才人。据说蛮族铁骑业已冲入泰、永二陵，却在降将孙万年的苦苦劝说之下，没有烧杀抢劫加掘坟，甚至还释放了待罪守陵的宫眷们，不曾干奸 淫掳掠的勾当，国朝的体面居然保住了几分，于是大家对孙万年的看法从无耻投敌变作了苦心可嘉，愈发怨怪刘秉忠不肯援救。
刘秉忠对此保持沉默，刘氏子弟中却有忍不住的，建议将散布“孙将军是好人”的内监宫女一律以奸细嫌疑关押起来再说，这个主张当然不会被朝廷采纳，殷螭尤其以其中有的宫眷还是自己昔年的嫔妃为名，直接要求宫中予以保护——可是当宫内降旨，特赐原才人许氏与他破镜重圆的时候，殷螭又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苦着脸跟送人来的内官大发牢骚：“赏赐她一笔银两，教她改嫁！忙乱成这个样子，我连男人都不想了，还想女人？赶紧不要给我添麻烦！”
其实这个牢骚他很想对林凤致去发一通，或者说表白一通，可惜林凤致最近忙得影子都不见，又开始连日值宿文渊阁，殷螭对着太傅府谢绝自己来访的守卫抱怨了很多句：“又没入阁，凭什么总是他值夜？叶德明那几个死绝了不成？”但林府的卫兵同林太傅一样对他待搭不理，殷螭只有郁闷万分的自己去摆平家务事，打着“京师未安何以家为”的大招牌，硬是将哭喊着要侍奉旧主的许氏塞给她家亲人，赏了一笔陪嫁吩咐越快改嫁越好，于是又博得个公而忘私的美名，心中直叹息林凤致也不来亲眼看看自己多么高风亮节。
林凤致近来却委实烦恼不堪，因为皇陵失陷的消息一出，再加上殷螭的成功反咬，包括对孙万年投降是迫于无奈这种说法的大肆渲染，导致太学生联名的《止乱揭》中倡导不要逼刘氏走上歧途的努力直接付诸东流，朝野又开始大幅度对刘秉忠进行攻讦，实在是个危险的倾向。林凤致知道单凭舆论想要阻止野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倘若在野心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并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舆论的毁誉，其实也可以成为很大的决定因素。世事常常有个“不得不”，有家有业、利益盘根错节的人，当真要铤而走险也是需要绝大动力的，尤其象刘秉忠这样世代勋贵，功名利禄悉出天恩的家族，与国朝决裂公然谋反的决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下定。
然而舆论再这样苛责追究下去，背负着跋扈不道评语的刘氏家族，未必不会在破罐子破摔的情况下，索性膨胀全部野心，干一干趁火打劫黄袍加身的事——如果刘氏公然反叛朝廷自立为王，其实前途不是那么平坦，京营虽然尽数归属刘秉忠调拨，其中却有很大一部分本来是直属皇帝的军队，这些人未必愿意承担叛乱之名，京师驻军只怕便先要分裂；而且刘氏之侧，还有殷螭这个专门搅混水的家伙在候着，一旦刘氏自立，他肯定毫不客气的也来争权，以他殷氏嫡脉、前朝废帝的身份，不消说定能拉拢到京师驻兵中不愿意随刘氏反叛的那部分军队之心，所以殷螭才这么乐于跟刘秉忠作对，事事咬着他不放，并不是单纯因为刘秉忠曾经兵谏与之结仇，而是逼反了刘秉忠自己能落到更多好处。
殷螭做事不顾大局，算计起小利益来却十分头头是道，倘若刘秉忠反叛，对殷螭来说其实利大于弊，至于会不会使京师覆灭国朝大乱，这家伙才没良心去顾及——所以林凤致每想到这一点，便实在恨不能将他立即劈杀。然后恨殷螭的时候，又会想到其实是自己一度丧失原则纵容他走到如此地步，又难免自恨不已。
不过林凤致的个性，是面临“事已如此”的情势时，不会一味怨天尤人后悔不迭，而索性将没用处的懊恼全部搁置，专心致志考虑破眼下的难局。人生之路其实是一条无法返回的直线，既然回顾无效，不如一直往前看。
在朝野对刘秉忠的攻讦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内阁大臣也不是没做调停的努力，其实有《止乱揭》的呼吁在前，如今京师又仰仗京营兵力保护，舆论也不能拿刘氏过分如何，只是不救皇陵委实是个大过失，连刘后也不太好为兄长说话，这个时候只能希望刘秉忠态度稍微服软一点点，公开上疏认罪，表示以后将功赎过，清议的苛论也就能平息下去，这个分歧危机便可以度过了。
但刘秉忠始终默不作声，或许并不认为不发援军救房山是战略错误；或许被清议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实在下不来台认错；又或许他已经干脆下定反叛的决心，不屑于再分辩名声，要拿武力来解决一切？种种可能，使众人猜测不已，并随着刘氏拒绝发言的缄默，越发忐忑不安。
在这样的惶恐气氛之中，日子不知不觉滑到了正月底，京中流言满天飞，甚至有人开始言之凿凿的说刘太师当真打算叛乱，连旗号都制好了，只待选个日子动手将文官们全部绑架，劫持太后改朝换代。连殷螭也以此为借口，整兵控制住了南城外门，不再接受刘氏调遣，刘氏也同样扼住了内城三门，拒绝与殷军往来。城外蛮族逼近，城中有内乱分裂可能，市民们想跑都没法跑，不禁哀声一片，只催促大臣们赶紧想个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太学生们自然也要做努力，由国子监祭酒带头去拜访闲住在家的前首辅刘崇义，希望他从大局着眼，劝说兄长侄子们不要叛乱，忠心为国，抵御外敌。刘崇义在内阁的时候吃够了言官攻讦的苦头，对清议派人士难免保持着戒心，一再称病不见。太学生们便连日堵着他居住的米面胡同请见，闹嚷得四邻不安。同时因为刘崇义的嗣子刘楝也是国子监出身，诸监生同他有同学之谊，想要托他向父亲进言，刘楝未置可否，于是也挨同学们大骂了一通，纷纷表示和他割席绝交。
然而刘楝并非不想挽回自己家族误入歧途的处境，在国子监同学骂过他之后没两日，便有人流传出一份刘楝所写的《上父书》，乃是刘楝对嗣父刘崇义与亲父刘秉忠同时作出诚恳悲痛的劝谏，从刘氏自国朝定鼎以来历代所受国恩写起，分析眼下局势，劝告家族中人，纵使逼于无奈也万万不可行差踏错，遗臭万年！不救皇陵之事，父亲的确有着诸多顾虑，在情势不明之下，不敢贸然出师也是情理之常，并非有意要陷先帝陵寝于敌手，但保住京城虽是至关重要，皇陵失陷却也委实愧对先帝，便自认过错又有何妨？人臣的委屈，难道不能置于国朝体面之下？
《上父书》最后是一段极其悲怆无奈的话：“不孝男楝，亦久受公论之欺，背负盗贼之名，如堕荆棘丛，动辄挂碍，复有何乐？然人之所寄于一世者也，非权非利非名，乃耿耿自明之心矣！为公者庇万民之福祗，为私者敬慎独之诚挚，公焉私矣，其实一也，又何惑哉！伏幸豁然，以悟大是，至望至望！”
刘楝自清和五年壬申乡试夺取状元，被指责有弄权舞弊嫌疑之后，便一直处于舆论的讥评之下，哪怕覆试洗刷清白，哪怕他愤然不再参与会试，自己杜绝仕途之路，也逃不脱权臣子弟仗势夺魁的恶劣名声，连平素最交好的同学徐翰也回避往来，划清界限，心里是何其冤愤？而冤枉他的，却并不是什么恶人，而是“公论”——公众的舆论将他钉上耻辱柱，定性如盗贼，到处都遇到怪异眼光，自己觉得人生直如堕在荆棘丛里一般，动辄得咎，痛苦不堪，因此以这样的比喻来劝说刘秉忠不要因为言论的苛责、个人的委屈，就一怒铤而走险，置大是大非于不顾，将国家、家族、个人，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封《上父书》流传出来的时候，刘秉忠与刘崇义不消说都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劝谏，这两个做父亲的有无感想，外人不知，但了解刘楝遭遇的人读到这些话语，却均为这个一直含冤蒙垢的不幸状元扼腕叹息一回，同时舆论对刘氏的压力也无形中改变了一些，从谴责转而为要求——要求他们为国为民负责。
《上父书》乃是私信，却遭泄露，同时给家族带来议论，对父亲名声产生影响，做儿子的刘楝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在书信泄露、满京流传后一日，刘楝便留下“扬父之愆，博己之名，不忠不孝，何以为人子？”的遗书，自缢身亡。
这遗书以血写就，呈到宫中之时，林凤致暨内阁诸大臣都在太后御帘之前，互相传看那业已凝固的血书字迹，都不觉沉默。因为刘秉忠是刘楝的生父，所以血书中的“忠”字是避讳缺笔的，却没有缺末笔而缺了下面“心”字的中间一笔，看在眼里，恍惚让人觉得自己心里也缺了一块，空空荡荡。
刘楝是晚辈，按照“父在，子先死，不得为正葬”的风俗，本不该大操办，但刘楝的《上父书》言辞沉痛，他这一死又是给刘氏家族加以道德的束缚，不使为乱——所以这般怨愤无奈的死，却使京城市民无比叹惋，自发去吊唁的官员和举子挤满了米面胡同，人人都不惜言辞，对刘家丧子之痛表示出诚恳的慰问。
林凤致到刘家吊唁的时候，看见刘崇义业已悲痛得站不直身，由家仆扶住颤巍巍却还要在儿子灵前答礼。刘秉忠也来了，这个腰板挺直性格刚毅的老将，竟也似乎受不住晚年丧子的打击，露出冠沿的双鬓已花白一半，陪在他身边的是长子刘槲和侄子刘栋，都为兄弟服着丧，默然无语。
林凤致想到刘秉忠前几年已经遭受过一次丧子的打击，是次子刘松战死于朝鲜。但那一回刘秉忠何其悲愤交加，怒冲冲在御前破口斥骂主张撤兵害了他儿子的林凤致与前兵部尚书朱光秉，显然是怒盖过了恸；而这回却是连怒气也发作不出来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整个人都已颓然不振。
刘秉忠其实子息众多，妻妾所生的儿子共有九个长大成人，刘楝只是幼子，况且还早早过继给了兄弟为嗣。按殷螭的说法，刘秉忠定然不在意这个体弱好文、不似刘家人的出继儿子，但林凤致却觉得，也许正因为将这个儿子从小就出继给别人，所以做父亲的心里会更怜更疚，因谏父而戕生的刘楝，也会使刘秉忠感到世界崩塌般的剧痛。
所以刘楝以性命呈上的谏言，终究是打进了刘秉忠心里——也同时打进了朝野各方面言论之中。
这样的代价并不轻松，至少林凤致一步一步走向灵前拈香致悼的时候，心情和步伐都是同样沉重的。与他交好的徐氏父子这日也来了，徐照重伤才愈，只是脸色蜡黄的和老朋友打个招呼，徐翰却哭得满脸是泪，心神显然极不安宁，居然在灵前向林凤致忽发质问：“林大人！难道……言论杀人，一至于此？嘉木……何其无辜！”
二十岁年轻人毫无掩饰的悲痛与愤恨，使得林凤致不禁退了一步，一时无语。殷螭正在他身边，于是回了一句嘴：“你还是人家好朋友，不是也照样和他绝交？我看言论逼迫害死刘嘉木的也有你一个——若非你死活不谅解，害人家心灰意冷，他也未必索性自寻短见！”
林凤致觉得这话未免过分，于是轻声劝了一句：“王爷言重了。”但徐翰到底被殷螭这一句话说得苍白了脸，忽然扑地跪倒，握紧双拳，全身只是颤抖，却再也哭不出声。
灵床后孝幔遮住的乃是刘家女眷，刘楝正室未娶而夭，仅有一个妾生的儿子，见到徐翰下跪，里面便也抱着婴儿回礼，刘楝的嗣母嫡母生母都在，又是一片哭声震天。
满堂吊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火盆中纸灰化作白蝴蝶，一片片卷起飘扬，外面是阴沉沉的天，正月最后一日，西来铁骑已自武清抵黄村，即将与南面会合同攻京城。营州右屯卫的守兵快要抵御不住，蓟州不日便要失陷——这样的形势之下，终于以刘楝的死为契机，朝野与刘氏达成了部分和解。
虽然这和解不无缺憾，不无危机，然而在这样情势下，还能有什么值得苛责？世上本无完美事，为国为民为自己，都要以部分的丢弃来换取成就大局。
正如刘楝血书上，缺笔写不完的那个“忠”字。